知己——鲁迅与瞿秋白
2022-02-17
董利荣：《知己——鲁迅与瞿秋白》，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一本九万字的小书，很好读。
算是文学作品吧，以文学的笔法描绘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与友情。作者声言坚持大事必实，小事可虚的原则，但每一情节每一句话都有史实的依据。不过，史实与事实之间可能是有差异的，同一个事实可能会有不同的史实。史实有主观性，是适应历史编纂者的需要而被选择和解释的。
扉页上是一幅徐悲鸿的画稿，“鲁迅与瞿秋白”，画面唯美，鲁迅显得沉稳，干练，瞿秋白显得温雅，灵秀。都是坚定的革命者的形象。
1932年到1933年，瞿秋白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在上海养病，经由茅盾和冯雪峰的介绍，认识了鲁迅。
鲁迅一直在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不懂俄文，是从日文和德文转译的。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精通俄文，翻译过不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这是他们共同的兴趣爱好。
关于翻译，鲁迅与瞿秋白的主张有差异。鲁迅更主张“信”和“达”，也就是梁实秋所批评的“硬译”。瞿秋白则强调必须同时具备“信”、“达”、“雅”。他们的观点不同，见面就讨论，不过他们能相互理解。要是换了个人，鲁迅是要翻脸的。但对瞿秋白的批评，鲁迅却乐于接受。瞿秋白比鲁迅年少十八岁，算是晚辈，但鲁迅很尊重他。
瞿秋白在上海期间的处境一直很危险，他曾经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一旦暴露就会被抓捕，判刑甚至处死。所以瞿秋白经常要转移住所，寻找安全的庇护所。在上海的两年间，瞿秋白曾经三次到鲁迅家避难，短则半个月，长则三个月。在别处的住所即将暴露之际，瞿秋白就会想到鲁迅家。他对鲁迅很信任，甚至超过某些同志。鲁迅读瞿秋白也很信任。瞿秋白后来被抓捕，鲁迅也没有搬家。而之前有左联作家被捕，鲁迅曾经离家十几天避祸。
与鲁迅接触之后，瞿秋白的日常就是呆在屋子里读书、翻译、创作。鲁迅翻译的苏联理论家及作家的作品，经常要请瞿秋白帮忙翻译一部分，或者写序言，或者帮忙校对。当时鲁迅经常与在莫斯科工作的曹靖华、萧三联系，信封都是请瞿秋白写的。瞿秋白还写过十几篇杂文，模仿鲁迅的笔调和文风，以鲁迅的笔名发表。稿费是瞿秋白的。他当时经济困难，这些稿费对他有不小的帮助。这些杂文后来收入《鲁迅全集》中。瞿秋白的这些杂文还是可以辨认出来，鲁迅说它们“缺少含蓄”。瞿秋白编过一本《鲁迅杂感选集》，写了个将近两万字的序言，对鲁迅的杂文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剖析，给予高度的评价。鲁迅非常感激，说瞿秋白是唯一理解他的人，视之为“知己”。后来还送了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条幅。为瞿秋白编的这个选集，鲁迅先后支付了三百元的编辑费，以补贴瞿秋白的家用。瞿秋白的这个序言，分析了鲁迅杂文的艺术价值、政治性质，肯定其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这是之后一系列的“政治化”、“革命化”、“马列化”鲁迅的工程的开始。之后，冯雪峰加入这个行列。他们到达瑞金后，共同影响了毛泽东，对奠定鲁迅作为无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的崇高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因为呆在上海很危险，1934年初，瞿秋白接受中央指令，离开上海前往瑞金苏区。为了工作需要，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留在上海。之前的1933年底，冯雪峰因为叛徒出卖在上海待不下去，去了瑞金。瞿秋白去瑞金，也是冯雪峰的提议。鲁迅说，瞿秋白离开上海，不仅是为了安全，还应该要考虑养病和治病，因此他应该去苏联而不是苏区。鲁迅一直叫瞿秋白的笔名“何苦”，他对瞿秋白的遭遇一直感觉可惜。瞿秋白去瑞金不久，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转移，开始长征。瞿秋白在重病中，他当然是希望跟随大部队转移的，可是博古不同意。被迫留下。后来，准备从瑞金转移到福建，再转道香港，回上海治病。途中被国民党抓捕。瞿秋白向鲁迅求救，希望得到保释。鲁迅正在努力当中，由于叛徒出卖，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
瞿秋白对待死亡的态度是超脱的，甚至以为死亡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有这种观念的另外一人，我所知的是苏格拉底）。自知死事难免，瞿秋白在狱中抓紧时间写作《多余的话》。在这篇天下奇文中，瞿秋白反思了自己的一生，对于从政并成为中共的领导人，瞿秋白似乎是后悔的；以为就自己的禀赋而言，不合适成为政治家而是应当成为文学家。作为政治家是勉为其难，所以他有笔名“犬耕”。本来是一只犬，被拉去耕地，当然是勉强的。鲁迅也深深认同瞿秋白的这一判断。
瞿秋白去世后，鲁迅决定为他编一个文集出版，表达纪念，也表达抗议。杨之华是主张编辑瞿秋白的著作出版的，但著作一时难以收集完成，而且瞿秋白的创作有太强的政治性，出版可能面临困难。经与茅盾商量，决定编辑瞿秋白的译作出版，书名叫做《海上述林》。鲁迅与茅盾一起拉赞助，文字工作则主要是鲁迅一人完成的。那时候，鲁迅重病在身，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本书作为鲁迅与瞿秋白友谊的见证，经鲁迅的不屑努力，最终完成了。
本书中可能有一些史实方面的问题。
冯雪峰的回忆录中说，1936年9月底，他从上海给毛主席买纸烟等，鲁迅还买了一只火腿送毛主席。当时《海上述林》已经出版，鲁迅拿出一本皮脊的送毛主席，一本绒面的送周恩来。
本书的表述还有一些问题。一是说鲁迅在临终前拿出三本《海上述林》，两本皮面的，一本布面的；皮面的一本送给冯雪峰，一本送给毛泽东，布面的送给周恩来。皮面的定价三元多，布面的定价二元多，鲁迅跟冯雪峰说，若是有朋友买，可以打八折。
又说，1936年10月18日，鲁迅快不行了，还在修订《海上述林》的广告。又说因为国内印刷厂只愿意出板式，不愿意印刷，这本瞿秋白的遗作只能拿到日本印刷。这样的话，冯雪峰就没有办法将书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了。而事实上，《海上述林》是送到延安了的。
本书讲鲁迅临终前还在为出版瞿秋白的译著而操心，应该也是有“政治化”的意味的。关于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最早披露的还是冯雪峰，这也是他“政治化”鲁迅的工作的一部分。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确实是存在深厚友谊的，但这种友谊后来被冯雪峰及其其他一些研究者“政治化”，这是不是吻合鲁迅和瞿秋白的意愿，可能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