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战争与和平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自从产生了私有经济制度之后,战争这个专门杀人的怪物便随之来到人间,搅扰得人们日夜不得安宁。唯其如此,如何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便成为人类社会中一个最大的问题。中华道理反对战争,爱好和平。所以,对于战争,视之为“凶器”。故,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轩辕黄帝既强调要想富民强国,就必须走“强兵”之路;同时也强调,“兵者,不得已而行。”①
一、反对称霸与好战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无论古今,举凡坚持以中华道理而治理国家的人,都明确反对以强凌弱,穷兵黩武,肆意侵略别国土地的称霸行径。因此,轩辕黄帝反对治国者“好凶器”,“纵心欲”,“伐无罪”,“杀服民”,“戮降人”。并将“好凶器”、“纵心欲”、“行逆德”列为治国之中的“三凶”。说:“一国而备‘三凶’者,祸反自及也” 黄帝认为,治国必须富国而强兵。强兵的最根本目的,绝非兴杀伐,行掠夺,图霸业,穷兵黩武。而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绝对不受强国侵犯。假如,因国富兵强而恃强凌弱,大兴杀伐,就是逆道之行,就是违天道而积人怨,祸反及己,谓之“自伐”。故言杀伐多祸。黄帝这样说:“用国而恃其强者,弱。兴兵失理,所伐不当,天降其殃:逆节不成,是谓失天;逆节果成,天将不盈其命,而重其刑”②;“所伐当罪,其祸五之;所伐不当,其祸什之”③。在《黄帝经》—————————
① 《黄帝经·称经》
② ③ 《黄帝经·经法·亡论》。
中,黄帝还以其时社会上所存在的不同性质之战,以及可能发生的性质转变及后果,进行分析,而将战争性质列为三种:为利,为义,行忿。认为:为利者,事实上得不到多大利益,甚至因此而受害;为义者,往往不容易把握分寸,因此而导致不断地扩张与兼并,最后所造成的是众之所死,和发动战争者的危亡;至于行忿者,不仅不合道义,还极其容易由此而丧失理智,因忿而自不量力,结果是自取灭亡。对此,黄帝是这么说的:“诸库藏兵之国,皆有兵道。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所谓为利者,见(其国)民饥已极,国家不暇,上下不当,举兵而伐之。虽无大害,亦无大利焉;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①对此,若“诛禁当罪,而不私其利,故能令行天下,而莫敢不听。自此以下,兵战力争,(则)危亡无日,而莫知其所从来。”②因为,此时之所谓“义者,众之所
死也。是故,以一国攻天下,万乘之主兼并,稀不自此始,鲜能终之。非心之(不)恒也,穷而反矣;所谓行忿者,心虽忿,不能徒怒,怒必有为也。成功无以求也。即始兼并矣,非道也。”③中国历代的军事家,都深受中华道理的浸润,都反对拥兵称霸,发动侵略战争。如吕望在其所著兵书中,一开始便指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④司马穰苴言:“国虽大,好战必亡”⑤。
二、富民强国,必须强军
在轩辕黄帝的治国思想中,明确地主张富民强国,必须走强兵道路。强调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只有国富才能强兵,只有民富、国富、兵强,才能算是国强。只有真正走上强国之路,才能做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使———————————
① ③《黄帝经·十六经·本伐》。
②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④ 吕望:《六韬·文韬·兵道》。
⑤ 《司马法·仁本第一》。
国家立于安定而不败之地。其言如“万民和辑而乐为主上用,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敌。”①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必须保障人民的安全,不能够使百姓遭受兵火的涂炭,即使是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之下,也要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强信念。这就要注重分析形势,掌握和利用好用兵规律于战争,“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困之”②,促使战争形势、军力对比,都向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变,然后抓住有利时机,奋力战而胜之,以战去战,保卫国家的和平与安定。
三、以正治军
治军同治国的道理一样:黄帝说:“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③ “合于道者则生慧,慧生正,正生静,静则平,平则宁,宁则素,素则精,精则神,至神之极,见知不惑。”④ “名正者治,名奇者乱。正名不奇,奇名不立。正道不殆,可后可始。乃可小夫,乃可国家。小夫得之以成,国家得之以宁。”⑤管仲言:“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⑥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⑦“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⑧
中正治军观源于中国古典哲学道理。中国古典哲学,阐明了阴阳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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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②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③ 《黄帝经·经法·道法》。
④ 《黄帝经·经法·论》。
⑤ 《黄帝经·十六经·前道》。
⑥ 《管子·法法》。
⑦ ⑧ 《论语·颜渊》,《子路》。
互引、互动、互交、互渗、互为己根、保持平衡,乃为生命之本的客观规律。因此,一部《易》经,其通篇都强调了处理事物的“中正”道理。
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之所以提出中正、中行、中和、得中、守中、用中的重要性,就是认为事物的阴阳相对、互依互存客观规律,人们违背不得。这是因为事物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唯有相反,才能相成。唯有相异,才有相同。
这就是说,进行军队建设,同治理国家一样,要深化军队的制度建设,完善军队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形成维护最高统帅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绝对服从于主帅的制度性建设。
要建立军人公平竞争的重要机制,要有公平的法令、军纪,且公平执法、执纪,有功必奖,违纪则罚,使全军上至将军,下至士兵,有一个公正、公平、公开、透明的军人竞争环境,既讲德治,又行法治,使德治与法治都成为一种完善的军队制度。由此而使德制与法制之间保持一种阴阳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补、互根、互相依存的状态。这就是轩辕黄帝一再强调的:“刑德相养,逆顺乃成”① 问题。
四、 以奇用兵
用兵,则不讲阴阳互补,不讲平衡,而是最充分地运用极反规律。因为兵战,是同性相斥关系,简而言之:以奇用兵!
首先,通过兵器精良、军队阵容强大、训练有素、指挥有方等方面的演练性展示,达到震慑敌方,使其屈服而罢战。这就是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是也。”②
其次,在不得已的战争进行中,要以奇用兵,也就是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掌握敌人的兵力、兵器、作战部署,指挥官的思相方法、作战方略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黄帝经·十六经·姓争》。
② 《孙子·谋攻篇》。
等情况,而又用一切手段迷惑敌人,使其判断、决策、指挥失误。从而做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①这就要做到实者示之以虚,虚则示之以实,弱则示之以强,强则示之以弱。进而示以退,守则示以攻,攻左示之以右,攻右示之以左;避于敌强,攻敌疲弱。敌骄示之己弱,使其变狂;敌卑而强压之,使之怯战。对于多疑之敌指挥者,亦可以实际示之,诱使其由疑而判断失误;敌众,可诱使分兵,以各个击破,得到积小胜为大胜的目的。总之,一切以诱使敌人上当受骗,从而指挥产生错误为原则。此也即常言“兵不厌诈”,“兵者,诡道也”②之论。
五、用天之生杀为战
自古用兵,从无千篇一律的“章法”。但是,善于用兵的将帅,都必需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密察于时变,因天之生而可用养军,用天之杀亦可以伐死。对此,我们可以以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涿鹿之战为例,述而论之。
涿鹿之战体现了轩辕黄帝高超的军事思想和战略天才,它不仅是轩辕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前的一场空前大战役,而且对于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以及以后的政治思想等,都起到了很大的最直接的影响。
有熊振兴,周围一些部落方国的宾从,使得疆域迅速扩大,这是黄帝、炎帝采取分治南北,派蚩尤以治少昊政治措施的必然原因。蚩尤可能并非黄帝、炎帝原有旧臣,而是宾从者中间一位英勇善战的军事首领,受到了黄帝、炎帝的重用。其在驻兵赤城之时,开采葛芦之山矿藏以造兵器,为有熊开疆拓土建立功勋的过程中,可能就有着自己的打算了。炎帝派其施治于少昊后,他准备谋叛实现他取黄、炎而代之的梦想,就事实上进入了涿鹿之战的准备阶段了;
黄帝、炎帝对此可能也是有所防备的。所以才会有黄、炎分治南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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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孙子·计篇》
措施。青丘是有熊国都,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就由有熊军事领袖黄帝留涿鹿以守;炎帝虽为有熊行政首领,作战经验不足,但也还是率兵南下太昊之地,如此无事便罢,一旦有事就会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蚩尤一到少昊,就矫称奉黄、炎之命大肆掠夺民财,大造兵器积极进行反叛准备。而“姦宄夺攘矫虔”①行为的本身,又实际上起到了激起黎民仇恨黄、炎的效果,可谓一石两鸟。古代一个部落方国即使情愿宾从于另一部落方国,也是要举行仪式而设誓才能加盟的。所以,蚩尤虽用矫情掠夺黎民财物,黎民也不背盟而叛变。由此,蚩尤才用割耳朵,削鼻子,毁坏人的生殖器官,给黎民脸上刺字等办法称作“法”,以逼黎民随其作乱。“方告无辜于上”②,炎帝闻讯,就率兵北上山东,筑邑空桑以监。这些情况黄帝自然会知而行,积极进行作战准备。黄帝自然明白:战端一起,炎帝根本不是蚩尤的对手,其败也必要逃回涿鹿方有安全可言。这就决定了战蚩尤的战场在涿鹿。黄帝认为:“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③而具体到实际用兵之际,“兵不刑天,兵不可动;(兵)不法地,兵不可措……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④上智伐谋,
下智伐勇,“凡变之道,非益而损,非进而退,首变者凶。有义而仪则不过,待表而望则不惑,案法而治则不乱。”⑤而要在这场战争中能够做到上用
天时,因天之杀以伐死。下用地利,因地之险置敌于绝境。中用人和,只杀蚩尤而不伤黎民。就必须用心机,设奇兵,巧布战场,诱敌入套。这是青丘周围地形、涿鹿地方性小气候变化规律、黄帝善车战、蚩尤善骑战、炎帝不善战、黄帝兵少而蚩尤势众的诸种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青丘,地处涿鹿山之东北。涿鹿山南为海拔2400多米的灵山,涿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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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尚书•吕刑》。
③ 《黄帝经•经法•君正》。
④ 《黄帝经•十六经•兵容》。
⑤ 《黄帝经•称经》。
东面为长达40多里的灵山河谷。河谷东、西两侧都是壁立千仞的高山。每逢夏秋暴雨之后,山洪暴发,浊浪汹涌,声震于野,故青丘东南灵山河谷谷口处虽有广阔的冲积性山间平地,却无居民,也无耕田;在涿鹿,又有一地方性小气候变化规律,夏秋季节,常发生大雾弥漫两三日之久的天气过程,大雾过后若熊耳山东峰形成一朵白云安卧于山头不起,则其白云升天之际,就是天降暴雨之时。如此,若将蚩尤追赶炎帝之兵设计引入灵山河谷,然后出奇兵突然封锁住灵山河谷谷口,则可利用天地自然之力以伐蚩尤。因为,蚩尤虽有千军万马,筑以城池,也难抵一水之冲。且灵山河谷除了涿鹿山东北、阪泉之东有一段黄土梁可以翻越、而从青丘正南6里处西逃外,其他地方都是高山峻岭的天然屏障,纵使蚩尤插翅,也难逃脱;而青丘西、北、东三面,都是山间盆地中的开阔平原,正好有利于蚩尤骑兵驰骋,如在此处开战,则对黄帝极为不利。即使黄帝、炎帝两军合力作战,亦不仅败局已定,甚至有熊国历经艰辛所开创的基业也会毁于一旦。蚩尤之所以被放以外任后就积极发动叛乱,也是从力量对比方面操有胜算的。同时,蚩尤对涿鹿地形亦熟,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不使用神鬼不测的机谋,诱使蚩尤骄狂乱性,是不能摆布好战场,置其于死地的。
正因为如此,轩辕黄帝闻蚩尤在少昊“矫虔”奉己及炎帝之命暴敛民财、大造兵器之时,就积极进行平叛的战争准备了:
其一,派应龙秘密处于涿鹿最南端的灵山北麓,在灵山河源头“水关”
地方筑坝拦蓄灵山河水,以备战时待天降暴雨中再掘坝放水,以加大是时的山洪流量,水冲蚩尤屯驻于灵山河谷中的千军万马。这就是《山海经》关于“应龙处南极”,“应龙畜水”的记载之据;
其二,在阪泉之东、涿鹿山东北的几道沟壑中设下伏兵,以便在诱使蚩尤追杀炎帝误入灵山河谷后,好出其不意地迅速救出炎帝完成战略部署;
其三,命风后于青丘东南之鬴山取“斗机”之法,造指南车以供战时遇到浓雾弥漫时而用,此遗址今名“定车台”;
其四,在青丘东北、灵山河谷谷口东侧黄土坡开挖壕沟,以藏伏兵,待蚩尤兵马被误导进灵山河谷后,与青丘同时从东西两面出兵封锁灵山河谷谷口而死守。倘若战胜,则此处阵地又可成功地阻止蚩尤逃跑……
果然,蚩尤根本不把炎帝放在眼里,当炎帝从太昊率军北上少昊,筑空桑邑以监的立足未稳之际,蚩尤就从九淖发兵南下,直攻空桑之炎帝,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涿鹿之战的序幕。而炎帝则一战即溃,一溃即逃,一路逃回到涿鹿。蚩尤紧追不舍,也一路率九黎之军追到涿鹿。
但是,出乎炎帝意外的是,黄帝既不让炎帝及其所率军队进入青丘,也不出兵援助,整个涿鹿之野,也看不到任何兵力部署,于是炎帝只好奔来绕去,躲避蚩尤的追杀。但炎帝的奔走则始终不敢远离青丘,希望黄帝能够及时出兵救援。蚩尤对炎帝的追杀,一开始还是不敢掉以轻心的,他不知道黄帝为什么不设防,不陈兵以战,不放炎帝进入青丘城,更不出手相援,摸不清黄帝的葫芦里装得是什么药,生怕在什么地方冒出一股兵来,打自己一个措手不及。但在对炎帝的追杀性试探之中,确信在平坦的涿鹿之野,没有任何迹向表明黄帝有军队埋伏。由此,他认为黄帝确实是不准备救援其弟而求自保了。炎帝在奔逃之中,一是不见哥哥出兵相援,就越来感到害怕。二是每当他逃向灵山河谷谷口之类山弯处的时候,蚩尤便不敢紧追。于是,炎帝就向各个山谷谷口的山弯处躲避蚩尤的追杀。所以《周书·尝麦解》中所载“蚩尤乃逐(赤)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是真实的历史情况。当蚩尤看到,即使追逐炎帝到一些相当危险的山弯处,黄帝照样按兵不动,他终于确信黄帝在他浩大的兵势面前,确实是只能坚守而不敢战了,这就加紧追赶,想把炎帝逼到一个山谷中彻底消灭。于是,当蚩尤追炎帝的大军进入灵山河谷之后,黄帝埋伏于阪泉之东沟壑中的军队齐出,接应炎帝翻越涿鹿山东北的山梁向阪泉方向而去。由于翻山越梁行军速度就会大减,蚩尤部下之兵又都争相建功,争相向山谷内冲锋,蚩尤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了。当蚩尤发觉上当后想冲出灵山河谷之时,一切都为时已晚,黄帝指挥着青丘城中及灵山河口东侧壕沟中的伏兵,从东、西两边合拢,早把个灵山河谷封锁严实。涿鹿之战的兵力部署亦就此完成:
应龙屯军于灵山北麓之水关一带,处于蚩尤之南;炎帝屯军于蚩尤被困的山谷之西的阪泉,严守涿鹿山东北的一道黄土梁,以防蚩尤西逃;风后、力牧封锁灵山河谷谷口,在蚩尤之北;蚩尤的东面是军都山在官厅以西的高峰;在通向灵山河谷以外惟一的交通大道上,黄帝又布以八卦阵,以防蚩尤突破封锁线外逃。于是蚩尤苦心经营多年而带到涿鹿、队伍庞大、武器精良的军队,只好在这道后世所称的“凶黎之谷”中,建筑他的“凶黎土丘”,作被消灭前的“困兽犹斗”了。
蚩尤毕竟是一个勇猛善战的军事家,虽身处困境,而应战不乱:他躲避开灵山河谷中心河道,紧贴涿鹿山山根修建“蚩尤城”,将城筑成南北狭长的一座特殊土城用以驻军。按照通常河水流量,山洪暴发时,洪水顶多能流到东城墙根下,却不会发生冲毁城堡的问题;又在城西山坡上,由南向北一字排开,建起三个兵寨,寨与寨之间相隔半里,直冲山谷谷口中央封锁线最易突破点,战时既防阪泉方向炎帝之旅从侧翼偷袭,突围时又可依其联接性堡垒支援突击部队增强攻击能力,一举而两得。
涿鹿之战是经过多年相持阶段的,这是由于蚩尤军力强、武器精良、蚩尤勇猛善战,以及黄帝采取围而不攻,以持久战而消耗其战斗力,瓦解其斗志,更在占了地利之后,等待天时,用自然之力取胜。这一点,是稍具军事头脑、研究和实地察看一下古战场遗址的人都会知道的。中国古代志怪类书籍绘声绘色地说:“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因而求助于“玄女”;《鶡冠子》言:“黄帝百战”,其注文曰:“百战之数,未尽闻也。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七十二,其大略也。”①
黄帝战蚩尤完全是凭智慧,而不是斗兵勇。黄帝在涿鹿之野大雾弥漫之际,就使用指南车以辨方向,蚩尤则因方向辨别困难而受创;黄帝见黄阳山巅卧云一起,知暴雨将临,山洪将发,就令应龙掘坝放出灵山河上游水关所拦蓄的灵山河水,加大山洪流量以冲蚩尤城……而一些志怪类书籍,就将此作为神化黄帝、妖化蚩尤的材料,演绎出了蚩尤作大雾,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下天女魃止雨之类的神话。如《志林》说:“黄帝与蚩————————————
① 《日下旧闻考》辑引。
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①;崔豹在《古今注》中亦云:“指南车,起于黄帝。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②;《山海经·大荒北经》曰:“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魃,雨止。遂杀蚩尤。”《大荒东经》又载:“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应为‘丘’字)名曰凶黎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这种真假掺半之说,弄得爱胡说者越说越玄,而搞得谨慎者,便以为黄帝史事不实,可能是神话传说。这是至今严重影响黄帝史事研究的两个极端性重要问题。惟《晋太康地理记》只记古遗址当时状况,不加任何评说:“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
为什么“蚩尤城,城无东面”呢?被当年黄帝战蚩尤时,应龙处于蚩尤城之南端,在天降暴雨之时,扒坝放出灵山之北所拦蓄的灵山河水、加大山洪流量以冲蚩尤城时,将紧挨灵山河中心线的东面之城给冲毁了。
蚩尤在黄帝利用大自然的力量为兵,“因天之杀也以伐死”的攻击下,不得不单人独马奋力冲出黄帝的封锁,却逃不出黄帝的妙算,死在了黄帝所摆的八卦阵前,身首分离。两个古冢生荒草,八卦遗址陪至今。我每到
此处,就感慨万千,黄帝说得对:自古而今,忿不量力者死,嗜欲无穷者死,逆时而动者死!
轩辕黄帝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更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和丰富战争经验的军事家。他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以静制动,妙用天时、地利、人和,巧摆战场,密布伏兵,包一层天机、人谋、地利的神鬼莫测之术,更利用自然之力以为军,开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的战例之先河,其战例迄今仍令我国现代军事专家们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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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御览·卷十五》辑引《黄帝玄女战法》。
② 《日下旧闻考》辑引。
六、 积微成著
战争往往是强者强加于弱者的头上的事。对此弱者就不可以搞速决战,而须与强者打持久战,这是应用事物客观规律“积微成著”的一个重要问题。《易·坤》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亦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成。只有持久,才能成功。
在持久战中,可以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制造一切机会,迫使敌方不得不分散兵力以应对。在这当中,我方就应当最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迅速集中足够的军力,全力歼灭其分散之敌,务求全胜。胜利后则火速分散隐避军队,使敌人找不着我军决战。其做法如“敌强我避,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弱我打,敌溃我追”之类,“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困之”①以此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由弱而强,进行决战,彻底打败敌人。
七、运用四维一絷理论于战争
中国古典道学理论是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的哲学理论,
这就是决定了中国古典哲学具有博大精深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而形成的军事思想,也就理所当然地体现出了这个博大精深的特点。
所谓天道与时变,一般是以“天时”为表述用语。体现在军事学说方面,就是讲战争中,必须充分考虑到一年四季的风、雨、雪、雾、严寒与酷暑等自然条件对具体战争的客观影响。审知顺逆而预做准备。由此,也就提出了一个好的军事家,必须具有天文、气象方面知识的问题;所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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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道,一般在哲理应用之中,多以“地利”而言之。这就是要求指挥作战者,要熟知战场、道路、关隘、山峰、河流、林木、湖泽等各种具体的自然地形、地物,给战争带来的正、负两方面影响。以在战前进行对敌我双方在这一方面的利弊考虑,以及如何采取变不利为有利的措施等。所以,这就又提出了军事家需要有一定的地理知识的问题;所谓人道,在军事思想中的应用,就是要充分考虑到人民、军士的衣、食、住、行,以及人心向背、士气高低等诸方面在战争中的客观影响。所以,凡是一个好的军事家,他应该就是卓越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不然,只知情况而不能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进行考虑,理论联系实际地变通应用诸种客观条件,那就难以作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所以,轩辕黄帝言及战争,就强调要“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阴阳之为用”①,“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②这也可以看作军事理论上的一个纲领性论述。唯其如此,《握奇经》、《六韬》、《司马法》、《孙子》、《孙膑兵法》等中国古代军事理论著作,莫不强调天、地、人、时四方面因素的综合性考虑与应用。例如:
《握奇经》首论天、地、风、云,以定阵法;
《六韬》言“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仁圣牧之”,指出“圣人之在天地间也”,治国用兵,不可不察;
《孙子》更强调用兵之道,首在以道治民,突出人的因素之重。次论天地。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中华道理,从《易》经的以“天”“地”“人”“时”立卦取象,到其义理解说,都明确无误地体现出了其“四维一絷”的博大哲理,这是世界上任何哲学理论都难以与之相比的。同时,《易》道哲理又明确宣示了此种哲学理论的“与时偕行”:“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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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前道》。
② 《黄帝经·经法·君正》。
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①正因为如此,它对于人类社会活动的指导也永远不会过时。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哲理对于现代化战争来说,其重要性就更加明显:这就是要建设海、陆、空各军种结合为一体化、全方位、能随时应变的军事指挥与作战体系,并加强训练,以便能做到一声令下,能海、陆、空配合,全方位集中火力攻敌之中枢神经系统,使敌之全军由于指挥失灵而瘫痪,然后各个击破,达到全歼、全胜之目的。
小结:以战去战,保卫和平
中华道理之全部军事思想理论,就是以战去战,保卫国家不受侵犯,保卫人民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争取达到天下大同的实现。这是用兵以奇理论的具体体现。
客观事物中所存在的极反规律,并非一种简单的变化,机械地从这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通过量的积累改变了事物的性质而出现的,是一种质的变化。这一点,在卦象上体现得特别充分,如《剥》、《复》、《夬》、《姤》等卦都是如此。至于《坤•文言》中,说得就更加直截了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
盖言顺也。”对量变引起质变的论述,《系辞•下传》又作了充分的发挥:“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我们在前面谈到的战略、战术运用,都是在兵战之中实现由量变到质
变的一些方法。《黄帝经》讲:“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兵者,不得已而行”,正是运用“物极必反”道理,以达“以战去战”的宗旨性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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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易·系辞下传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