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战争与和平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自从产生了私有经济制度之后，战争这个专门杀人的怪物便随之来到人间，搅扰得人们日夜不得安宁。唯其如此，如何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便成为人类社会中一个最大的问题。中华道理反对战争，爱好和平。所以，对于战争，视之为“凶器”。故，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轩辕黄帝既强调要想富民强国，就必须走“强兵”之路；同时也强调，“兵者，不得已而行。”①

　　一、反对称霸与好战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无论古今，举凡坚持以中华道理而治理国家的人，都明确反对以强凌弱，穷兵黩武，肆意侵略别国土地的称霸行径。因此，轩辕黄帝反对治国者“好凶器”，“纵心欲”，“伐无罪”，“杀服民”，“戮降人”。并将“好凶器”、“纵心欲”、“行逆德”列为治国之中的“三凶”。说：“一国而备‘三凶’者，祸反自及也” 黄帝认为，治国必须富国而强兵。强兵的最根本目的，绝非兴杀伐，行掠夺，图霸业，穷兵黩武。而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绝对不受强国侵犯。假如，因国富兵强而恃强凌弱，大兴杀伐，就是逆道之行，就是违天道而积人怨，祸反及己，谓之“自伐”。故言杀伐多祸。黄帝这样说：“用国而恃其强者，弱。兴兵失理，所伐不当，天降其殃：逆节不成，是谓失天；逆节果成，天将不盈其命，而重其刑”②；“所伐当罪，其祸五之；所伐不当，其祸什之”③。在《黄帝经》—————————

　　①  《黄帝经·称经》

　　② ③  《黄帝经·经法·亡论》。

　　中，黄帝还以其时社会上所存在的不同性质之战，以及可能发生的性质转变及后果，进行分析，而将战争性质列为三种：为利，为义，行忿。认为：为利者，事实上得不到多大利益，甚至因此而受害；为义者，往往不容易把握分寸，因此而导致不断地扩张与兼并，最后所造成的是众之所死，和发动战争者的危亡；至于行忿者，不仅不合道义，还极其容易由此而丧失理智，因忿而自不量力，结果是自取灭亡。对此，黄帝是这么说的：“诸库藏兵之国，皆有兵道。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所谓为利者，见（其国）民饥已极，国家不暇，上下不当，举兵而伐之。虽无大害，亦无大利焉；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①对此，若“诛禁当罪，而不私其利，故能令行天下，而莫敢不听。自此以下，兵战力争，（则）危亡无日，而莫知其所从来。”②因为，此时之所谓“义者，众之所

　　死也。是故，以一国攻天下，万乘之主兼并，稀不自此始，鲜能终之。非心之（不）恒也，穷而反矣；所谓行忿者，心虽忿，不能徒怒，怒必有为也。成功无以求也。即始兼并矣，非道也。”③中国历代的军事家，都深受中华道理的浸润，都反对拥兵称霸，发动侵略战争。如吕望在其所著兵书中，一开始便指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④司马穰苴言：“国虽大，好战必亡”⑤。

　　二、富民强国，必须强军

　　在轩辕黄帝的治国思想中，明确地主张富民强国，必须走强兵道路。强调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只有国富才能强兵，只有民富、国富、兵强，才能算是国强。只有真正走上强国之路，才能做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使———————————

　　① ③《黄帝经·十六经·本伐》。

　　②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④  吕望：《六韬·文韬·兵道》。

　　⑤ 《司马法·仁本第一》。

　　国家立于安定而不败之地。其言如“万民和辑而乐为主上用，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敌。”①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必须保障人民的安全，不能够使百姓遭受兵火的涂炭，即使是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之下，也要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强信念。这就要注重分析形势，掌握和利用好用兵规律于战争，“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困之”②，促使战争形势、军力对比，都向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变，然后抓住有利时机，奋力战而胜之，以战去战，保卫国家的和平与安定。

　　三、以正治军

　　治军同治国的道理一样：黄帝说：“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③ “合于道者则生慧，慧生正，正生静，静则平，平则宁，宁则素，素则精，精则神，至神之极，见知不惑。”④ “名正者治，名奇者乱。正名不奇，奇名不立。正道不殆，可后可始。乃可小夫，乃可国家。小夫得之以成，国家得之以宁。”⑤管仲言：“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⑥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⑦“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⑧

　　中正治军观源于中国古典哲学道理。中国古典哲学，阐明了阴阳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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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②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③  《黄帝经·经法·道法》。

　　④  《黄帝经·经法·论》。

　　⑤  《黄帝经·十六经·前道》。

　　⑥  《管子·法法》。

　　⑦ ⑧  《论语·颜渊》，《子路》。

　　互引、互动、互交、互渗、互为己根、保持平衡，乃为生命之本的客观规律。因此，一部《易》经，其通篇都强调了处理事物的“中正”道理。

　　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之所以提出中正、中行、中和、得中、守中、用中的重要性，就是认为事物的阴阳相对、互依互存客观规律，人们违背不得。这是因为事物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唯有相反，才能相成。唯有相异，才有相同。

　　这就是说，进行军队建设，同治理国家一样，要深化军队的制度建设，完善军队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形成维护最高统帅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绝对服从于主帅的制度性建设。

　　要建立军人公平竞争的重要机制，要有公平的法令、军纪，且公平执法、执纪，有功必奖，违纪则罚，使全军上至将军，下至士兵，有一个公正、公平、公开、透明的军人竞争环境，既讲德治，又行法治，使德治与法治都成为一种完善的军队制度。由此而使德制与法制之间保持一种阴阳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补、互根、互相依存的状态。这就是轩辕黄帝一再强调的：“刑德相养，逆顺乃成”① 问题。

　　四、 以奇用兵

　　用兵，则不讲阴阳互补，不讲平衡，而是最充分地运用极反规律。因为兵战，是同性相斥关系，简而言之：以奇用兵！

　　首先，通过兵器精良、军队阵容强大、训练有素、指挥有方等方面的演练性展示，达到震慑敌方，使其屈服而罢战。这就是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是也。”②

　　其次，在不得已的战争进行中，要以奇用兵，也就是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掌握敌人的兵力、兵器、作战部署，指挥官的思相方法、作战方略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黄帝经·十六经·姓争》。

　　②  《孙子·谋攻篇》。

　　等情况，而又用一切手段迷惑敌人，使其判断、决策、指挥失误。从而做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①这就要做到实者示之以虚，虚则示之以实，弱则示之以强，强则示之以弱。进而示以退，守则示以攻，攻左示之以右，攻右示之以左；避于敌强，攻敌疲弱。敌骄示之己弱，使其变狂；敌卑而强压之，使之怯战。对于多疑之敌指挥者，亦可以实际示之，诱使其由疑而判断失误；敌众，可诱使分兵，以各个击破，得到积小胜为大胜的目的。总之，一切以诱使敌人上当受骗，从而指挥产生错误为原则。此也即常言“兵不厌诈”，“兵者，诡道也”②之论。

　　五、用天之生杀为战

　　自古用兵，从无千篇一律的“章法”。但是，善于用兵的将帅，都必需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密察于时变，因天之生而可用养军，用天之杀亦可以伐死。对此，我们可以以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涿鹿之战为例，述而论之。

　　涿鹿之战体现了轩辕黄帝高超的军事思想和战略天才，它不仅是轩辕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前的一场空前大战役，而且对于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以及以后的政治思想等，都起到了很大的最直接的影响。

　　有熊振兴，周围一些部落方国的宾从，使得疆域迅速扩大，这是黄帝、炎帝采取分治南北，派蚩尤以治少昊政治措施的必然原因。蚩尤可能并非黄帝、炎帝原有旧臣，而是宾从者中间一位英勇善战的军事首领，受到了黄帝、炎帝的重用。其在驻兵赤城之时，开采葛芦之山矿藏以造兵器，为有熊开疆拓土建立功勋的过程中，可能就有着自己的打算了。炎帝派其施治于少昊后，他准备谋叛实现他取黄、炎而代之的梦想，就事实上进入了涿鹿之战的准备阶段了；

　　黄帝、炎帝对此可能也是有所防备的。所以才会有黄、炎分治南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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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孙子·计篇》

　　措施。青丘是有熊国都，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就由有熊军事领袖黄帝留涿鹿以守；炎帝虽为有熊行政首领，作战经验不足，但也还是率兵南下太昊之地，如此无事便罢，一旦有事就会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蚩尤一到少昊，就矫称奉黄、炎之命大肆掠夺民财，大造兵器积极进行反叛准备。而“姦宄夺攘矫虔”①行为的本身，又实际上起到了激起黎民仇恨黄、炎的效果，可谓一石两鸟。古代一个部落方国即使情愿宾从于另一部落方国，也是要举行仪式而设誓才能加盟的。所以，蚩尤虽用矫情掠夺黎民财物，黎民也不背盟而叛变。由此，蚩尤才用割耳朵，削鼻子，毁坏人的生殖器官，给黎民脸上刺字等办法称作“法”，以逼黎民随其作乱。“方告无辜于上”②，炎帝闻讯，就率兵北上山东，筑邑空桑以监。这些情况黄帝自然会知而行，积极进行作战准备。黄帝自然明白：战端一起，炎帝根本不是蚩尤的对手，其败也必要逃回涿鹿方有安全可言。这就决定了战蚩尤的战场在涿鹿。黄帝认为：“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③而具体到实际用兵之际，“兵不刑天，兵不可动；（兵）不法地，兵不可措……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④上智伐谋，

　　下智伐勇，“凡变之道，非益而损，非进而退，首变者凶。有义而仪则不过，待表而望则不惑，案法而治则不乱。”⑤而要在这场战争中能够做到上用

　　天时，因天之杀以伐死。下用地利，因地之险置敌于绝境。中用人和，只杀蚩尤而不伤黎民。就必须用心机，设奇兵，巧布战场，诱敌入套。这是青丘周围地形、涿鹿地方性小气候变化规律、黄帝善车战、蚩尤善骑战、炎帝不善战、黄帝兵少而蚩尤势众的诸种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青丘，地处涿鹿山之东北。涿鹿山南为海拔2400多米的灵山，涿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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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尚书•吕刑》。

　　③  《黄帝经•经法•君正》。

　　④  《黄帝经•十六经•兵容》。

　　⑤  《黄帝经•称经》。

　　东面为长达40多里的灵山河谷。河谷东、西两侧都是壁立千仞的高山。每逢夏秋暴雨之后，山洪暴发，浊浪汹涌，声震于野，故青丘东南灵山河谷谷口处虽有广阔的冲积性山间平地，却无居民，也无耕田；在涿鹿，又有一地方性小气候变化规律，夏秋季节，常发生大雾弥漫两三日之久的天气过程，大雾过后若熊耳山东峰形成一朵白云安卧于山头不起，则其白云升天之际，就是天降暴雨之时。如此，若将蚩尤追赶炎帝之兵设计引入灵山河谷，然后出奇兵突然封锁住灵山河谷谷口，则可利用天地自然之力以伐蚩尤。因为，蚩尤虽有千军万马，筑以城池，也难抵一水之冲。且灵山河谷除了涿鹿山东北、阪泉之东有一段黄土梁可以翻越、而从青丘正南6里处西逃外，其他地方都是高山峻岭的天然屏障，纵使蚩尤插翅，也难逃脱；而青丘西、北、东三面，都是山间盆地中的开阔平原，正好有利于蚩尤骑兵驰骋，如在此处开战，则对黄帝极为不利。即使黄帝、炎帝两军合力作战，亦不仅败局已定，甚至有熊国历经艰辛所开创的基业也会毁于一旦。蚩尤之所以被放以外任后就积极发动叛乱，也是从力量对比方面操有胜算的。同时，蚩尤对涿鹿地形亦熟，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不使用神鬼不测的机谋，诱使蚩尤骄狂乱性，是不能摆布好战场，置其于死地的。

　　正因为如此，轩辕黄帝闻蚩尤在少昊“矫虔”奉己及炎帝之命暴敛民财、大造兵器之时，就积极进行平叛的战争准备了：

　　其一，派应龙秘密处于涿鹿最南端的灵山北麓，在灵山河源头“水关”

　　地方筑坝拦蓄灵山河水，以备战时待天降暴雨中再掘坝放水，以加大是时的山洪流量，水冲蚩尤屯驻于灵山河谷中的千军万马。这就是《山海经》关于“应龙处南极”，“应龙畜水”的记载之据；

　　其二，在阪泉之东、涿鹿山东北的几道沟壑中设下伏兵，以便在诱使蚩尤追杀炎帝误入灵山河谷后，好出其不意地迅速救出炎帝完成战略部署；

　　其三，命风后于青丘东南之鬴山取“斗机”之法，造指南车以供战时遇到浓雾弥漫时而用，此遗址今名“定车台”；

　　其四，在青丘东北、灵山河谷谷口东侧黄土坡开挖壕沟，以藏伏兵，待蚩尤兵马被误导进灵山河谷后，与青丘同时从东西两面出兵封锁灵山河谷谷口而死守。倘若战胜，则此处阵地又可成功地阻止蚩尤逃跑……

　　果然，蚩尤根本不把炎帝放在眼里，当炎帝从太昊率军北上少昊，筑空桑邑以监的立足未稳之际，蚩尤就从九淖发兵南下，直攻空桑之炎帝，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涿鹿之战的序幕。而炎帝则一战即溃，一溃即逃，一路逃回到涿鹿。蚩尤紧追不舍，也一路率九黎之军追到涿鹿。

　　但是，出乎炎帝意外的是，黄帝既不让炎帝及其所率军队进入青丘，也不出兵援助，整个涿鹿之野，也看不到任何兵力部署，于是炎帝只好奔来绕去，躲避蚩尤的追杀。但炎帝的奔走则始终不敢远离青丘，希望黄帝能够及时出兵救援。蚩尤对炎帝的追杀，一开始还是不敢掉以轻心的，他不知道黄帝为什么不设防，不陈兵以战，不放炎帝进入青丘城，更不出手相援，摸不清黄帝的葫芦里装得是什么药，生怕在什么地方冒出一股兵来，打自己一个措手不及。但在对炎帝的追杀性试探之中，确信在平坦的涿鹿之野，没有任何迹向表明黄帝有军队埋伏。由此，他认为黄帝确实是不准备救援其弟而求自保了。炎帝在奔逃之中，一是不见哥哥出兵相援，就越来感到害怕。二是每当他逃向灵山河谷谷口之类山弯处的时候，蚩尤便不敢紧追。于是，炎帝就向各个山谷谷口的山弯处躲避蚩尤的追杀。所以《周书·尝麦解》中所载“蚩尤乃逐（赤）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是真实的历史情况。当蚩尤看到，即使追逐炎帝到一些相当危险的山弯处，黄帝照样按兵不动，他终于确信黄帝在他浩大的兵势面前，确实是只能坚守而不敢战了，这就加紧追赶，想把炎帝逼到一个山谷中彻底消灭。于是，当蚩尤追炎帝的大军进入灵山河谷之后，黄帝埋伏于阪泉之东沟壑中的军队齐出，接应炎帝翻越涿鹿山东北的山梁向阪泉方向而去。由于翻山越梁行军速度就会大减，蚩尤部下之兵又都争相建功，争相向山谷内冲锋，蚩尤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了。当蚩尤发觉上当后想冲出灵山河谷之时，一切都为时已晚，黄帝指挥着青丘城中及灵山河口东侧壕沟中的伏兵，从东、西两边合拢，早把个灵山河谷封锁严实。涿鹿之战的兵力部署亦就此完成：

　　应龙屯军于灵山北麓之水关一带，处于蚩尤之南；炎帝屯军于蚩尤被困的山谷之西的阪泉，严守涿鹿山东北的一道黄土梁，以防蚩尤西逃；风后、力牧封锁灵山河谷谷口，在蚩尤之北；蚩尤的东面是军都山在官厅以西的高峰；在通向灵山河谷以外惟一的交通大道上，黄帝又布以八卦阵，以防蚩尤突破封锁线外逃。于是蚩尤苦心经营多年而带到涿鹿、队伍庞大、武器精良的军队，只好在这道后世所称的“凶黎之谷”中，建筑他的“凶黎土丘”，作被消灭前的“困兽犹斗”了。

　　蚩尤毕竟是一个勇猛善战的军事家，虽身处困境，而应战不乱：他躲避开灵山河谷中心河道，紧贴涿鹿山山根修建“蚩尤城”，将城筑成南北狭长的一座特殊土城用以驻军。按照通常河水流量，山洪暴发时，洪水顶多能流到东城墙根下，却不会发生冲毁城堡的问题；又在城西山坡上，由南向北一字排开，建起三个兵寨，寨与寨之间相隔半里，直冲山谷谷口中央封锁线最易突破点，战时既防阪泉方向炎帝之旅从侧翼偷袭，突围时又可依其联接性堡垒支援突击部队增强攻击能力，一举而两得。

　　涿鹿之战是经过多年相持阶段的，这是由于蚩尤军力强、武器精良、蚩尤勇猛善战，以及黄帝采取围而不攻，以持久战而消耗其战斗力，瓦解其斗志，更在占了地利之后，等待天时，用自然之力取胜。这一点，是稍具军事头脑、研究和实地察看一下古战场遗址的人都会知道的。中国古代志怪类书籍绘声绘色地说：“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因而求助于“玄女”；《鶡冠子》言：“黄帝百战”，其注文曰：“百战之数，未尽闻也。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七十二，其大略也。”①

　　黄帝战蚩尤完全是凭智慧，而不是斗兵勇。黄帝在涿鹿之野大雾弥漫之际，就使用指南车以辨方向，蚩尤则因方向辨别困难而受创；黄帝见黄阳山巅卧云一起，知暴雨将临，山洪将发，就令应龙掘坝放出灵山河上游水关所拦蓄的灵山河水，加大山洪流量以冲蚩尤城……而一些志怪类书籍，就将此作为神化黄帝、妖化蚩尤的材料，演绎出了蚩尤作大雾，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下天女魃止雨之类的神话。如《志林》说：“黄帝与蚩————————————

　　① 《日下旧闻考》辑引。

　　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①；崔豹在《古今注》中亦云：“指南车，起于黄帝。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②；《山海经·大荒北经》曰：“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魃，雨止。遂杀蚩尤。”《大荒东经》又载：“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应为‘丘’字）名曰凶黎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这种真假掺半之说，弄得爱胡说者越说越玄，而搞得谨慎者，便以为黄帝史事不实，可能是神话传说。这是至今严重影响黄帝史事研究的两个极端性重要问题。惟《晋太康地理记》只记古遗址当时状况，不加任何评说：“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

　　为什么“蚩尤城，城无东面”呢？被当年黄帝战蚩尤时，应龙处于蚩尤城之南端，在天降暴雨之时，扒坝放出灵山之北所拦蓄的灵山河水、加大山洪流量以冲蚩尤城时，将紧挨灵山河中心线的东面之城给冲毁了。

　　蚩尤在黄帝利用大自然的力量为兵，“因天之杀也以伐死”的攻击下，不得不单人独马奋力冲出黄帝的封锁，却逃不出黄帝的妙算，死在了黄帝所摆的八卦阵前，身首分离。两个古冢生荒草，八卦遗址陪至今。我每到

　　此处，就感慨万千，黄帝说得对：自古而今，忿不量力者死，嗜欲无穷者死，逆时而动者死！

　　轩辕黄帝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更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和丰富战争经验的军事家。他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以静制动，妙用天时、地利、人和，巧摆战场，密布伏兵，包一层天机、人谋、地利的神鬼莫测之术，更利用自然之力以为军，开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的战例之先河，其战例迄今仍令我国现代军事专家们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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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太平御览·卷十五》辑引《黄帝玄女战法》。

　　②  《日下旧闻考》辑引。

　　六、 积微成著

　　战争往往是强者强加于弱者的头上的事。对此弱者就不可以搞速决战，而须与强者打持久战，这是应用事物客观规律“积微成著”的一个重要问题。《易·坤》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亦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成。只有持久，才能成功。

　　在持久战中，可以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制造一切机会，迫使敌方不得不分散兵力以应对。在这当中，我方就应当最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迅速集中足够的军力，全力歼灭其分散之敌，务求全胜。胜利后则火速分散隐避军队，使敌人找不着我军决战。其做法如“敌强我避，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弱我打，敌溃我追”之类，“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困之”①以此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由弱而强，进行决战，彻底打败敌人。

　　七、运用四维一絷理论于战争

　　中国古典道学理论是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的哲学理论，

　　这就是决定了中国古典哲学具有博大精深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而形成的军事思想，也就理所当然地体现出了这个博大精深的特点。

　　所谓天道与时变，一般是以“天时”为表述用语。体现在军事学说方面，就是讲战争中，必须充分考虑到一年四季的风、雨、雪、雾、严寒与酷暑等自然条件对具体战争的客观影响。审知顺逆而预做准备。由此，也就提出了一个好的军事家，必须具有天文、气象方面知识的问题；所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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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道，一般在哲理应用之中，多以“地利”而言之。这就是要求指挥作战者，要熟知战场、道路、关隘、山峰、河流、林木、湖泽等各种具体的自然地形、地物，给战争带来的正、负两方面影响。以在战前进行对敌我双方在这一方面的利弊考虑，以及如何采取变不利为有利的措施等。所以，这就又提出了军事家需要有一定的地理知识的问题；所谓人道，在军事思想中的应用，就是要充分考虑到人民、军士的衣、食、住、行，以及人心向背、士气高低等诸方面在战争中的客观影响。所以，凡是一个好的军事家，他应该就是卓越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不然，只知情况而不能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进行考虑，理论联系实际地变通应用诸种客观条件，那就难以作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所以，轩辕黄帝言及战争，就强调要“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阴阳之为用”①，“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②这也可以看作军事理论上的一个纲领性论述。唯其如此，《握奇经》、《六韬》、《司马法》、《孙子》、《孙膑兵法》等中国古代军事理论著作，莫不强调天、地、人、时四方面因素的综合性考虑与应用。例如：

　　《握奇经》首论天、地、风、云，以定阵法；

　　《六韬》言“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仁圣牧之”，指出“圣人之在天地间也”，治国用兵，不可不察；

　　《孙子》更强调用兵之道，首在以道治民，突出人的因素之重。次论天地。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中华道理，从《易》经的以“天”“地”“人”“时”立卦取象，到其义理解说，都明确无误地体现出了其“四维一絷”的博大哲理，这是世界上任何哲学理论都难以与之相比的。同时，《易》道哲理又明确宣示了此种哲学理论的“与时偕行”：“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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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黄帝经·十六经·前道》。

　　②  《黄帝经·经法·君正》。

　　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①正因为如此，它对于人类社会活动的指导也永远不会过时。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哲理对于现代化战争来说，其重要性就更加明显：这就是要建设海、陆、空各军种结合为一体化、全方位、能随时应变的军事指挥与作战体系，并加强训练，以便能做到一声令下，能海、陆、空配合，全方位集中火力攻敌之中枢神经系统，使敌之全军由于指挥失灵而瘫痪，然后各个击破，达到全歼、全胜之目的。

　　小结：以战去战，保卫和平

　　中华道理之全部军事思想理论，就是以战去战，保卫国家不受侵犯，保卫人民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争取达到天下大同的实现。这是用兵以奇理论的具体体现。

　　客观事物中所存在的极反规律，并非一种简单的变化，机械地从这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通过量的积累改变了事物的性质而出现的，是一种质的变化。这一点，在卦象上体现得特别充分，如《剥》、《复》、《夬》、《姤》等卦都是如此。至于《坤•文言》中，说得就更加直截了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

　　盖言顺也。”对量变引起质变的论述，《系辞•下传》又作了充分的发挥：“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我们在前面谈到的战略、战术运用，都是在兵战之中实现由量变到质

　　变的一些方法。《黄帝经》讲：“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兵者，不得已而行”，正是运用“物极必反”道理，以达“以战去战”的宗旨性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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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易·系辞下传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