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柳钦 钦点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这是我国资源环境领域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的机制创新，是在资源环境要素配置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一项重要制度改革，对于提升资源环境要素优化配置和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水平具有重要作用。2022年9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把节约资源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提高能源、水、粮食、土地、矿产、原材料等资源利用效率，加快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贯彻好这些重要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促进资源科学配置和节约高效利用。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资源开发利用史，资源开发利用支撑着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向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迈向生态文明。人类文明不同阶段所需求资源的类型是不同的。原始社会的需求是石材，农业社会的需求是耕地和铜、铁矿，工业社会的需求是煤、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不同阶段对不同资源的需求产生了相应的资源价值，供小于求推高价值，供需矛盾激化甚至会导致战争。在人类对各类资源需求演变的过程中，准确判断各类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及时调整供给，既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也是维护我国持续安全稳定的前提。我国资源相对短缺，人均资源占有量偏少，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水资源严重短缺，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同时资源粗放利用问题依然突出。随着我国发展步伐的加快，伴随的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传统的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孤立于外部环境，认为经济是可以无限增长的。然而，实际的经济系统运转需要生态系统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并且吸纳生产消费活动的污染排放物。因此，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良好的资源环境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消耗了大量能源、水、粮食、土地、矿产等资源和原材料，“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发展方式未得到彻底扭转，生产生活中资源浪费现象仍然存在，导致资源消费总量居高不下，高质量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长期偏紧，安全保障压力增大。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更好满足美好生活需要，都对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如何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促使其走上资源减量化和环境减压化的绿色可持续增长道路,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生态系统和聚居环境早已经纳入国家自然资源范畴。因此，除了地、矿、林、草、水等能产生经济收入，构成产权主体经营性资产的经济资源外，具有保护价值和公益属性的生态环境，也是重要的自然资源资产。生态资源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构成。当我们在探索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时，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马克思说：“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矛盾。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必须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发展经济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面临的最大约束条件就是资源短缺。无论浪费的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都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大量事实也表明，环境破坏与浪费密切相关。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因此，必须要节约资源，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切实保护生态环境。我们要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不断提高土地、矿产、海洋、林草等各类资源利用效率；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强化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科学把握建设用地安排时序和节奏；激励与约束并举，健全标准体系，推动土地开发用存量换增量，用地下换地上，用资金、技术换空间；推动矿产资源绿色勘查，加快增储上产，促进共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加大海域资源市场化出让比例，推动建立低效用海退出机制；动森林可持续经营，落实草畜平衡制度，大力发展人工草地；等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生态优先、节约集约”是多个方面的融合，需要政府切实采取多种措施来实现，做到生态资源节约发展目标优先、投资投入优先、政策优先以及公众意识优先等；需要在全社会树立并强化生态资源忧患意识，树立广义生态资源节约观（结构节约、布局节约、技术节约、管理节约）；要设定全社会的资源管理目标，不能仅仅将“生态优先、节约集约”作为一句口号喊一喊，只是将节约成卖点，虚张声势，使之成为“概念陷阱”。从本质而言，“生态优先、节约集约”是不亚于改革开放的一场深刻社会变革，是涵盖生态资源生产、加工转换、输配、消费各个环节、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一项复杂系统工程。我们不能把“生态优先、节约集约”仅作为缓解资源紧缺的权宜之计，而是要建立全社会节约、人人节约的长效机制。“生态优先、节约集约”不仅是当前一个热门话题，而且是我国相当长时期的一个十分艰巨的战略任务。因此，长期坚持“生态优先、节约集约”必须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生态资源战略的一个重要基本点。“草木植成，国之富也。”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经济社会价值。当自然资源成为稀缺性资源和产业资本投资获利的对象时，由此节约资源的生态产品就具有了商品性质，成为高使用价值和高资产价值的统一体。以此为前提，“绿水青山”就有可能转化为“金山银山”，提升绿水青山的“颜值”，做大金山银山的“价值”，人类也就此步入生态文明新时代。生态产品是我国当前最短缺、最需发展的产品类型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未来应通过生态产品的组织化生产、市场化经营、资产化管理，使其成为新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生产要素，纳入社会生产全过程，从而使自然资源资产的隐性价值“显性化”，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产品是我国基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背景下提出的独创性概念，是指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生态系统为人类生产生活所提供的物质和服务，主要包括物质产品供给、生态调节服务、生态文化服务等，其生产者主要是生态系统，重点包括森林、草原、湿地、水域、农田、荒漠、海洋等，既有自然生态系统，也有人工—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产品的价值来源于自然资源的天然价值、生物生产和人类劳动价值的叠加。其中，人类生产，包括污染治理、建设恢复、经营管理、放弃发展；生态生产，包括生物生产、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生态产品价值由生态资产价值、生态资本价值（生态资产的投资交易）、生态产品价值（生态资产的生产运营）和区域发展价值（增加就业价值、政绩激励价值、经济刺激价值）构成。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的十九大报告先后提出“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些重要政策方略将引导相关主体在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一刚性约束下进行各项社会经济发展决策和管理。生态产品价值在市场上得到显现和认可，意味着生态产品供给改善了消费者的福利。生态产品价值就是人们愿意为生态产品带来福利改善而支付相应的对价。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生态产品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使用价值、资产价值、资本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如就业）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在“双碳”目标提出前就已经开展实践探索的一项创新型工程，是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生产力优势的积极探索。“双碳”目标提出后，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行动主线更清晰，生态产品的内涵也进一步丰富。譬如，在“双碳”目标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生态系统的价值内涵、环境权益价值及交易机会的持续拓展等为界定生态产品及找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提供了借鉴。生态产品的本质是自然要素，与自然资源不可分割。自然资源作为生态产品的供给主体，为生态产品的生产和价值实现提供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和空间保障。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首先要厘清具备什么条件的自然资源能够成为“要素”，进入市场进行交易。除了可用性、稀缺性以外，自然资源应具备产权属性以及价值可核算，才能够进入要素市场进行交易。产权的设立是自然资源所有权的社会化过程，伴随着权利相关各方责任确定。生态产品生产、交换、分配的基础是自然资源的产权。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设置决定了生态产品的权利归属。生态产品经营开发及其交易，均以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明晰为基础，通过产权激励实现生态产品的生产和保护利用。自然资源的产权交易是通过对产权进行赋能或者赋利，使其成为可抵押、可融资的生态资产，进而将生态产品的非市场价值转化成市场价值。目前我国生态产品难以实现价值的原因，主要在于资源产权虚置和要素流动障碍导致的“交易成本过高”。从“资源产权虚置”角度看，在自然资源部成立之前，我国名义上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已被事实上的地方、部门、社团等非正规权属所取代，以致“租值耗散”，产生“公地悲剧”；从“要素流动障碍”角度看，各种体制机制障碍造成自然资源要素流动性低、价格扭曲、利用效率低下，又产生了“反公地悲剧”。推进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生态产品价值的市场实现机制，这是生态产业化经营的应有之义，是培育加快绿色发展新动能的客观要求，也是开辟实现绿色惠民新路径的政策着力点。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一系列制度优化作为支撑和保障。其中，明晰的产权制度是基础，要素的充分流动是引擎。构建清晰有效、安全可行的资源产权制度以及公平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成为重中之重。需要统筹建立自然资源产权体系，保障其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明晰的产权和覆盖全成本的价格机制，资源环境要素可在市场中有序、高效流动，从而为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产品供给形成正确的市场信号，确保价值实现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在于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格局形成，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使包括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在内的生态产品生产“第四产业”逐步成为新的产业形态，释放经济发展的更大空间，并针对公共性、市场性等不同生态产品创新制度安排，建立有效的价值实现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马克思指出：“人类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人类是按照节约的原则进行经济活动的。人类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就必须节约，以少量的资源投入，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产的增加。并且，节约更是一种智慧、能力和觉悟的体现。2022年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时强调：“推进‘双碳 ’工作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双碳”目标提出后，高碳能源系统和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亟需进行重大调整，要推动资源环境经济协同发展，就要立足新发展阶段，秉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协同发力，加快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双碳”目标意味着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失衡，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将深刻重塑我国的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强力转变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其复杂性是我们前所未遇的。从发展的角度看，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高度同根同源，发展绿色低碳能源与经济转型，是从源头上有效减少常规污染物排放。未来，随着末端污染治理的技术潜力收窄，源头减排将对我国2035年乃至2050年重点地区空气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发挥更大作用。由此，推进“双碳”的行动，也是当前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着力点。从自然的角度看，自然生态系统是碳汇的重要来源。推进“双碳”，将进一步深化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之间共生联系，通过生态保护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将带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改善、空气质量净化等多重协同效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自然向好”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落实“双碳”目标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需求的愈加强烈，环境效益外部性内部化的机制将得以进一步完善，资金、技术、人力等各项要素也将更主动地向生态、绿色领域倾斜。自然是生命之母，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因此，自然和人类应当是和谐共存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共生”就是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存，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紧密互利、不可分割的关系。“生命共同体”强调了人与自然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相互关系。恩格斯所曾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人类应有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是重要的生态因素，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是具有不可抗拒的物理极限的。古语云：“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自然界的物产资源，要有限度地索取、有节制地使用。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恶化现象已经为人类敲响警钟，土地荒漠化、海洋污染、空气污染、稀有物种的灭绝，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只有把握好开发和利用的“度”，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我们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导绿色低碳消费，鼓励绿色出行，开展绿色低碳社会行动示范创建，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生态环保意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把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尤其是儒家生态思想的丰富内涵凝炼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并用以表达现代生态文明的真谛，不仅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核心，而且明确表明这一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应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流传几千年的崇尚节俭、反对奢靡的优良传统，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坚决抵制铺张浪费和奢靡之风，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
【作者简介】 陈柳钦，男，1969年生，湖南省邵东市人，研究员，教授，著名学者，著名经济学家，产业经济、城市经济、能源经济、林业经济、金融问题和乡村振兴问题专家。曾在黑龙江商学院（现哈尔滨商业大学）、天津市对外经济联络局、天津市经济发展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工作，被聘为天津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调研咨询专家，天津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历任人民日报社《中国能源报》社评论部主任，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人民日报社《中国城市报》社副总编辑，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现为钦点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院长、北京中邦农业研究院院长、钦点之星董事长、钦点财富网总编辑、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重庆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心特聘专家、浦江法治论坛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