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秦晖

  秦晖(1953年12月生),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研究生),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1992年起)、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员(1994年),现为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青基会社区文化委员会委员、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方法》、《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80年代初秦晖主要研究农民史(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80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 90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包括狭义农民学。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因素吗?


  中共土改,为了什么?

  我们说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战争”,但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因素吗?国共两党分野是土地改革者和反土地改革者的分野吗?内战期间国民党失人心,共产党得人心是因为分了土地吗?这场内战以共产党胜利告终,这与土改之间是什么关系?

  国共双方都不太重视“土地问题”

  国共两党的土地政策显然有非常大的差异,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要比国民党激进得多。但如果依土地问题分析当时中国各支力量的话,国民党绝不是最保守的。国民党当然是反对暴力土改,但是它的意识形态中还是有所谓“平均地权”的内容。尽管很多人指...

Read more

“乡村衰败”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的确,“农业”问题如果作为产业经济问题,在中国并不十分突出,至少它比传统时代甚至改革初期的重要性已经明显下降,同时也没有盛行“大农业”的许多发达国家那么重要——大家知道农业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国际经济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间经济关系问题的一个关键,世贸谈判多哈回合经历这么多年而始终卡壳,主要卡在了农业问题上。

  但是发达国家却基本没有所谓的“农民”问题,不仅因为他们农业人口比例已经很少,而且他们的那么一点务农者也已经完全“公民化”,没有人把他...

Read more

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 ——“文化”与“制度”优劣的错乱


  如果说,欧盟在土耳其入欧“考试”上严格要求过于理想主义,那么欧洲人在另一方面的过分就更为奇怪。如今土耳其虽不能入欧,土耳其移民却已经到处都是,尤其在历史上有传统关系的德国等地,土耳其移民社区已经形成很大规模。而他们在这里享受到高度的“文化自治”和“传教自由”,甚至可以自由传播各种极端伊斯兰教派,宣传对基督徒的“圣战”,而这样的教派在土耳其本土却是被严禁的。

  早在2009年,笔者赴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活动,就在柏林纽科伦土耳其移民聚居区看到过这种极端派的清真寺,它的门前赫然贴着当地政...

Read more

从黄宗羲到谭嗣同


  明清之际经历了“天崩地拆”的惨变,先贤们不仅对明王朝,而且对整个传统体制都进行了深刻反思。顾炎武提出以“众治”取代“独治”,王夫之要求“不以天下私一人”,唐甄痛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而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更是惊世骇俗。

  作为对法儒、道儒都持批判态度的民本之儒,黄宗羲对那种“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世风深恶痛绝,他上拒强权,下辟犬儒,对“上好申韩,下必佛老”的法道互补...

Read more

中国崛起为大国、强国还是现代国?


世界历史波澜壮阔,大国兴衰构成了其中重要的篇章。一部政论片《大国崛起》引起了国人对大国、强国的讨论。有人说强大的政权对全球性的影响力是成为大国的重要因素,也有人认为富足的经济才是最主要的,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大国崛起》是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它解读了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并探究了其兴盛背后的原因。

今天我们所说的大国,不是人口和面积意义上的大国,而是“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之后出现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国家。

我们中国单纯从人口和面积上来讲,都不会输给其他国家,但是我们没有进入大国行列。曾经很长...

Read more

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什么


  我们现在讨论大国崛起,本国人民到底会得到一些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要说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在一定的体制中,一个国家的强大当然会使它的国民能够得到很多好处,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得到好处,必须或者只能在这个国家,在领土上处于大扩张时期。

  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大国?古奥斯曼、古罗马、古中国?都不是。英国是吗?是。但英国本来是个资源少,人口不多的弱国,稍微知道欧洲历史的都知道,英国可曾是人人可欺的。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改变了既往的规则。

  过去,不仅仅是古中国,其他地方也是以“陆地文明”为主的,本土的资源和人口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关键。在东方,古...

Read more

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


  称赞中国改革的人认为中国改革“无与伦比”,批评中国改革的人则有很多比较,例如,有人认为中国改革会陷入“拉美化的困境”。但前些时拉美研究所的副所长就写了文章说,中国“拉美化”是个伪问题。所谓“拉美化”,指的是新自由主义,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工。但是中国到拉美投资的企业发现一个相反的现象,拉美的劳工非常厉害,中资企业到拉美连续遇到七年工潮,中国报刊的标题说中资公司“坠入工会陷阱”,陷入“血色黄昏”。我常说,中资到了海外,就知道什么是“...

Read more

洪水过后,反思中国治水模式


体制性弊病使我国的治水问题丛生。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号称实行计划经济的我国水电,在“首长工程”、“条子项目”的风气下随意性很强,反而还不如一些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水电开发有“计划”、国土整治有章法。

关于“保卫怒江”的思考

不久前,国内一些环保组织发起了抵制怒江水电开发的运动。在当地民众、国内公共媒体和政府环保部门的支持下,在国际环保界的关注下,运动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有关部门宣布搁置怒江水电项目。相比起过去从三门峡、三峡直到金沙江的历次开发争论从来就是“上马派”...

Read more

现代国家第二、三波政治转型历史的启示


   两波政治转型的对比

  今天我想讲的是现代国家转型。关于转型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作三波民主,后来有人说第四波,后来又有人说第四波失败了。不管怎么说,以前有过几波。对三波的总结,最有名的是亨廷顿的说法。但他的概括从经验史实上讲是有问题的。他讲第一波,从美国革命一直到20世纪初。但其实从1848年到1911年,世界民主化并没有太大的进展。如果说第一波,那应该是从英国革命(不仅是“光荣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一直到1848年欧洲各国的变革,都应该被重视的。

  而第二波,亨廷顿说是二战以后的非殖民化国家。这个说法值得商榷。非殖民化国家由于受前宗...

Read more

农民问题上的“主义”变迁


  我们讨论“传统”,“循名”固然应该,“责实”则更为重要。中国过去的那一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是需要首先弄清楚的。十多年前的这一个文集,对此发表了一些管见,现在似乎仍然有不少朋友在注意,我也希望借再版之机,进一步聆听大家的批评。

  所谓“三农问题”如今日益引起上下的关注。然而三农之成为问题并不始于今日,亦不限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讲它是世界各国进入现代化时面临的普遍问题。我们所面对的特殊性一方面固然源于特定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也是普遍性问题在我们这里的积重难返...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