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薛涌
最近看到《南华早报》的一篇报道，称中国快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正在使肥胖问题发酵并有失控的危险，并且有着显著的“中国特色”：在美国，肥胖问题被视为劳动阶层的问题，而在中国则成为富裕、教育程度高的城市中产阶级的问题。今年春天时也有报道说，中国人的腰围增长速度乃世界之最。一份发表在美国《保健事务》杂志上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肥胖人口达3.25亿人，增幅超过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个数字在未来20年还可能增加一倍。
报道还警告说，肥胖的直接经济后果将是“医疗费用增加、生产力下降、缺勤人数增加、残疾和过早死等。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等其他慢性病将逐渐增加。”仅2005年慢性病就给中国带来155...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表示对“十二五”政治改革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改革经过长期沉寂后一时间又成为热门话题。
此时之所以提出“政治改革”，和中国在三十年的经济奇迹之后出现巨大的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等不稳定因素有重大关系。在本质上，这种改革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一样，是由危机所促发的。但是，这两轮改革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在三十年前，知识界是改革舆论的主力，比如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普及、民主自由价值的传播等方面，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有相当的建树。但在如今的政治改革讨论中，很难听到自由派的建设性声音。似乎一切都...
随着中国迅速向汽车社会转型，新区楼盘建设的车位问题日益突出。“一户一车位”似乎正在成为民生的基本需求。这毫无疑问将塑造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化。毕竟，城建属于百年大计。现在的建筑和规划，直接影响到下一代人的生活。
不久前在《波士顿环球报》上读到一篇车位的文章，题为《车位最小化 ，城市最大化》，不妨将其描述的美国的现状和趋势拿来和中国对照一下。最近波士顿市区正在筹建一座21层的住宅楼，开发商原来的设计是两户一个停车位。但是，负责区域规划的波士顿发展署则要求开发商进一步消减停车位，乃至要把整个一层的车位改成住宅。
这不过是美国城市静悄悄的革命的一个例证。众所周知，战后美国迅速转化为一个汽车社会...
关于北京的交通问题，我这几年发表了一系列遭有车族骂的观点：机动车进城收拥堵费，市中心停车费涨三十倍、加重违章行车的罚款、领导干部乘公交等等。不管有车族如何咒骂这些观点“不合国情”或“激进”，现实则不断地证明我的正确。其实，即使我这些主张都实施，也仍然不能解决北京的交通问题。根本的解决办法，还需要更坚决的措施：二环内机动车禁行！
为什么呢？首先，北京是个传统城市，设计时根本没有考虑机动车的问题，在本质上应该是个步行城市。看看欧洲的一些传统城市，如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威尼斯、佛罗伦萨等等 ，步行的成分都非常大。荷兰的人均GDP奖金48000美元，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4...
国考暴热，是今日惊人的新闻。据报道，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截至到10月23日晚上8点，通过审核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人。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节能与科技处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竟有四千人以上参加竞争。当今的国考，仿佛是当年的科举。怕是连出国热、托福热都望尘莫及。
科举的问题，不在于考试制度本身，而在于这种制度所培育的文化，在于大量有前途的人才成了范进、孔乙己。当今的国考暴热，也同样揭示出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深层问题。
想想看 ，中国经历了三十年史无前例的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制造了大量的财富，以及大量成功人士。别的不说，从私营企业中奋斗出来的大款小款们有多少...
恐怖的“红八月”·王友琴
2010年第10期 炎黄春秋杂志14
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做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
本文将报告1966年8月的暴力迫害，并做简略分析。文中事实来自笔者的调查采访。
一、从打老师开始
1966年6月1日晚，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的大学和中学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先是用大罪名如“黑...
骄狂的官二代在河北大学校园内把两名女大学生撞得一死一伤，并留下“我爸是李刚”的时代名言，引得举国舆论沸腾。目前肇事者已经被拘留，他那位暴得大名的父亲也出来道歉。接下来舆论所关注的，自然是肇事者能否受到法律的严惩。
但是，触犯法律的也许并不仅仅是肇事司机。据报道，事发后，有河北大学的学生私下告诉记者说：“现在学校不让我们说这件事情，所以目击者很难找。因为他们一旦向记者透漏什么事情，学校知道后肯定会对说的学生做出处分的，谁都会害怕，所以学校里的目击者都只能什么也不说。”
另一位目击者则揭示了自己内心的折磨：“我妈已严令禁止我再管这事，但我没办法让自己的良心受煎熬！晓凤惨白...
最近有报道说，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终于在9月30日正式开工进行校园建设。这一设在深圳的大学，以异军突起的香港科技大学为目标，试图平地起高楼，在短期内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性大学”，为中国大学的改革创造出新模式。媒体的报道充满同情：“在长达三年零六个月的筹建、南下履职一年零一个月之后，朱清时、南方科大、深圳，乃至关注中国高教改革的人，此时此刻，有一种‘大戏开场’的激动。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进展，被解读为‘释放了中国高教改革的积极信号’。”
我读罢惶惑不已：这难道不更象是中国高等教育破产的信号吗？
首先，筹备三年零六个月才有今天，媒体感叹阻力重重。错了。你到世界发达国家看看，凭空...
2010年10月第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以《印度的增长将怎样超越中国》作为封面故事。《经济学人》一向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指针，坚持市场经济原则，并以精英阅读包装自己，在中国经济学界和媒体中很受青睐。即使在英语世界，各种报刊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几乎溃不成军，销量大减，甚至不得不转向或关门，《经济学人》则一枝独秀，行情看涨。其言论的世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只可惜《经济学人》如此隆重的封面故事，居然在“当事者”的中国引不起一点舆论的涟漪。
《经济学人》并没有故作耸人听闻之论。相反，它指出了印度相对于中国的种种劣势：印度的市场改革起步晚、底子薄，GDP不过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