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冬天我在牛津大学访学,每天下午从哲学系的图书馆出门右转,沿石子路向西,百米开外左手边的Merton学院,70年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曾在这里就读。
作者文章归档:周濂
这年冬天我在牛津大学访学,每天下午从哲学系的图书馆出门右转,沿石子路向西,百米开外左手边的Merton学院,70年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曾在这里就读。
(本文发表于《思想》杂志第42期,2021年4月13日。页167-186.)
为什么要读《我们的后人类未来》?这是一个问题。
初看起来,这本书在福山著作史中的地位非常尴尬。一个政治学者跨界到现代科技领域,用未来学家的口吻发言,怎么看都觉得别扭;更何况这本书写于二〇〇二年,距今已有十四年之久,十四年也许能让一本政治学著作成为经典——譬如福山那本“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以下简称《历史的终结》),但对于一本由外行人写就的探讨现代科技的著作,却足以让我们把它淘汰进垃圾箱;更何况福山在这本书中仅仅讨论了生物技术革命对人类未来的影响,于信息技术的政治前景多有误判,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只是一语带过,在阿尔法...
以世界为尺度,从霍布斯以降的现代政治哲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因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从未在世界坐标内消失,不仅如此,身处“诸神竞争”的时代,世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代表现代政治制度的民族/国家不但没有缓和国际间的自然状态,反而是激化自然状态的罪魁祸首和始作俑者。如果全球化的到来是一个硬邦邦的事实,那么超越民族/国家限制、建立全球政治秩序究竟有无可能?
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帝国》,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西方学者的一个回答。这部被捷克左翼知识分子齐泽克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
“戒烟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情,我都戒过许多回了。”这是广大烟民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个笑话。类似的事情还有减肥,对于多数女孩子而言,我相信减肥也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只要不把哈根达斯的冰淇淋、21客的芝士蛋糕还有各种虾条薯条摆在她的面前。
在戒烟和减肥的问题上,人们之所以常立志而不是立常志,流俗一点的解释是“意志薄弱”或者“不能自制”(akrasia),其具体的表现是:我知道应该不做某事,却无法控制做的诱惑。
“应该”蕴含着“能够”。打个比方,你应该珍惜...
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中提出内在结构是自然种类的本质属性,比如H2O是水的本质属性,原子序数79是金子的本质属性,老虎的生物学内在结构是老虎的本质属性等等。几乎同一时间,另一位哲学家普特南也不约而同提出了类似观点。此后,多数论者将关注焦点集中在内在结构是否足以构成自然种类的本质属性、克里普克-普特南理论是否符合科学分类法等问题上,本文则试图指出,针对“水必然是H2O”这一命题,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的思路:“水”是一种自然概念,而“H2O”是一种科学概念,因此说“水等同于H2O”其实是在两...
那天去看电影《白鹿原》,散场后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对于黑娃、田小娥这些二十年前让我血脉贲张、眼红心热的角色通通无感,反倒是白嘉轩、鹿三这两个古板硬气到冥顽不化的老家伙教我感怀不已?
毫无疑问,我既不认同白嘉轩代表的纲常伦理,更不接受鹿三的杀人行径。思来想去,只有一种解释:白嘉轩与鹿三这一主一仆,尽管地位悬殊,但穷且弥坚的品性却是出奇的一致,无论大时代如何变迁动荡,也不管社会怎样信仰大破、人欲横流,在他们的眉宇间总能找到“堂堂正正,自尊正派”这八个大字。
没错,就是“堂堂正正,自尊正派”,虽然白嘉轩不能与时俱进,虽然鹿...
人不比较,天诛地灭。
有比较就会有落差,有落差就会有嫉妒,即使这种落差与道德无关,但只要他人更好的境遇引起你足够的注意,嫉妒就开始落地生根。
并非所有的嫉妒都具有破坏性。小时候我就特别嫉妒同桌的同桌的同桌,她聪明伶俐又可爱,更致命的是,她不仅像白桦树一样站立而且还像小鹿一样奔跑,为了不自惭形秽,我惟有加倍努力地发展德智体劳——这是所谓“好胜的嫉妒”,它不仅没有破坏性,而且还具有向上的动力。
比“好胜的嫉妒”更温和的形式是“羡慕”,比如每当听说年近不惑的好友赶上...
那天上网搜索Rawls(罗尔斯),没把谷歌拼音转换成英文输入法,跳出来的竟是“人啊听我说”——仿佛是上帝在说话!
罗尔斯当然不是上帝,上帝在罗尔斯的理论中也不占有特殊的位置。不过,还真的有人曾把罗尔斯比做上帝,此人正是凭借《公正:该如何做是对?》一书风靡全球的哈佛教授桑德尔。
1975年冬,哈佛大学研一新生桑德尔和朋友相约到西班牙南部度寒假,背包里塞了两本书:罗尔斯的《正义论》和罗伯特·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熟悉当代政治哲学的人都晓得,这是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之作。然而,无论罗尔斯还是诺齐克都...
晚年的爱因斯坦,和罗素一样“不务正业”。他品评时政指点江山四面出击,他写牛顿写开普勒写居里夫人写圣雄甘地,他探讨黑人问题犹太人问题,他反对核武器主张世界政府。当然,他也绝不会放过公共知识分子最爱谈论的那个话题——批判资本主义。
在1949年发表的《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爱因斯坦抨击资本主义过度的竞争意识及其对掠夺性成功的顶礼膜拜,认为若想消除资本主义对个人的摧残,就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取而代之。
这篇短文引来了各种非议,根据理查德·A·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