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张星伍
6月12日余秋雨用一篇《感谢灾区朋友》来间接回应由其《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引起的网络言论反弹。
余秋雨的开场白是：“这两天收到很多来自灾区的信息，得知一些救援队的朋友把我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及时地向有关帐篷作了转达，效果很好。我不知道这两天余秋雨究竟收到多少来自灾区的信息，并从这些信息中得知其《含泪劝告请愿灾民》效果很好的。因为，给出这样的结论，要用余秋雨收到信息并反映效果的人数占因痛失儿女，肝肠寸断的学生家长数量比例来说明，否则人们就有权怀疑其在用小概率来说明事件整体，同时也说明余秋雨对科学的无知。而余秋雨通过自己博客转帖《我们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说，&ldq...
如今我们又在重读吴晓波，当然重新阅读，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激荡30年：中国企业1978—2008》被一些国外著名的媒体连载，也不是因为这部书部书被人们炒得沸沸扬扬，以至不读就有落后于时代之嫌。而是因为要了解中国的这三十年，吴晓波的书就不可不读。从“大败局”到“激荡30年”，中国企业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对企业家们有鲜花和掌声，也不乏许多希冀于看热闹,眼见企业失败后幸灾乐祸的看客，自然也有很多恨铁不成钢的旁观者。相对而言，吴晓波则更象后者，因此从“激荡三十年”我们不难看到...
这是一个朋友转来的文章。读起来让人想起世纪之交国人对凡勃伦《有闲层阶层论》的讨论，哪次讨论的主题，是美国如何从一个显富社会转型为一个正常社会的，据说其中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派对权贵的批判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如今凡勃伦看到的美国社会已事过境迁，当下的美国正如本文所言。我不知道世纪之交中国知识份子对凡勃伦的关注为什么会无疾而终，讨论甚至对中国某些人的纸醉金迷生活没有发生丝毫作用。置身于当下的“吼叫时代”。中国社会什么时候方能归于平静和自然........？心向往之，是以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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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我可以进去里面玩吗？”看我从所居住的小区走出来，大门口的一位小女孩指着小区这么地问我。
“呃，恐怕不行的呀，”我说。
“这是为什么呢？”小女孩又问。
“这嘛……，就是不行的，”我近乎哑口无言，赶紧逃之夭夭，深怕小女孩又再追问。
要怎么去跟一个看起来还没上小学的小女孩阐明“私家重地，闲人勿进”的概念呢？在她的认知里头，恐怕还没有什么地方是她不可以进去的吧？
转眼间，到上海来已将近三个月，朋友常问我...
针对当前我国在国有企业改制和改组方面遇到的一些理论和实践困难，文章力图借助于历史座标，从经济学的原理出发，阐述现代公司制企业形成的一般经济和社会条件。与近年大多论者认为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以大型企业和现代市场体系为基础不同的是，文章认为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初始企业规模和市场的现代体系条件无关，而与产权所有者和各利益相关者对克服市场障碍的要求紧密相联。同时认为，转型期内企业制度创新的过程，表现为逐渐成熟的企业组织结构对政府主要经济功能的替代。而这又必须在构筑政府与企业经济增长共享空间的架构下来实现。根据这一讨论，文章最后也对今后国有资本运作的方式和途径提出了框架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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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贵州省科技厅委托，最近由李洪瑞、张星伍率领的贵州大学《贵州省知识经济社会建设》课题组，采用通行研究惯例和统计指标比较分析方法，结合我省建设知识经济，实现科教兴黔需要，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努力，于近日初步完成对我省知识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衡量及评估的指标体系设计建设工作。该套指标借助现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指标，参考国际社会知识经济评价标准，按照方便数据采集，利于决策参考进行设计。据悉，目前对知识经济社会发展进行量化评估的指标体系在国内并不多见，而在国际社会也不失为重要突破。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发表《知识经济报告》，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
辛怡 魏来 李玉梅
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农村居民提供有效的医疗保障服务，提高农村医疗保障网络服务的可及性和有效性，这是当前我国农村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健康的基本前提。在此背景下，为有效测算目前正在试点的不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试点直接运行成本，2004年初，受世界著名卫生经济学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卫生经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