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世界经济的时刻降临了吗

　　文王杰

　　引文：

　　中国试图利用过剩的外汇储备来影响甚至主导世界经济模式，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美国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陷入没落，而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靠”循环拆建“所形成的巨大债务表明，中国非但不够强大，甚至还面临更深层次的危险。

　　正文：

　　从中国高铁出海，到亚投行筹备创设、再到“一带一路”规划的推出，中国海外战略的声调越来越高。

　　曾经的”四万亿“高调经济刺激最终未能够带领中国经济走出衰退，而今“一带一路”主导的新一轮国内国际投资真的能够带领中国经济走出衰退吗，中国真的有条件开始领导世界经济了吗。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路径解析出其中的逻辑：

　　在全球危机爆发前，美国消费占居全球40%的份额。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向全球融资：欧亚两洲制造业核心国家巨大的贸易盈余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廉价的融资，当然那些在经济全球化中为欧洲制造和亚洲制造提供原材料和能源的国家也作了同样贡献——这些国家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富裕的外汇储备都变成了美国消费基金，购买了美国债券。但是债务总会酿成危机，事情就是这样：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紧接着触发了欧洲主权债危机，这场危机被定义为全球金融危机。现在，这从美洲爆发转场到欧洲的危机正在转场到亚洲， 在中国政府债务启动借新债还旧债的那个时刻，这场亚洲最大的债务危机的按钮已经被按下了，中国2015年一季度季财政收入的低位增长也显示出这一征兆。

　　在以上危机转场过程中，世界经济在不同层面上不同区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其一、次贷危机爆发，美国资产价格与劳动力价格回复正常价格水平，伯南克通过三轮QE修复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推动美国消费总水平回升，吸引全球资本回归美国估值洼地。

　　其二、次贷危机触发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区紧缩财政开支加大货币市场刺激经济，但在全球需求不足和欧元区主权财政缺位的经济经济一体化体制下，历经危机后的欧元区即便仿效美联储量宽政策也难以摆脱继续衰退的困境。

　　其三、中国在应对这场危机过程中，中国政府采取信贷+基建的债务扩张模式，这种模式伴随着信贷利率与期限错配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的不可持续正在催发加入WTO以来的首轮债务危机。

　　其四、能源与资源供应国家在中国政府主导经济救市模式下分享了美元贬值的经济红利，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以及美国QE退出，新兴市场资源与能源供应国家在过去的一年里已经遭到了巨大的打击，正陷入新一轮经济衰退过程中。

　　以上世界经济格局决定了在未来的十年内，除了美国经济一直独秀外——其复苏过程也将内含曲折——其他国家和地区将陷入大周期衰退进程。现在这个过程将伴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回归而加速。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造成的全球流动性缺口不仅会打击新兴市场国家资产价格，而且，伴随着全球需求中枢的下移，大部分国家的境况将变得更为糟糕。

　　美国次贷危机已经耗尽了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上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累积的经济红利，各国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债务的不断攀升正在威胁着新兴市场国家的稳定基石:在财政资源日趋枯竭窘迫的压力下，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了各国维稳工具，但是货币政策本身本身既不能解决各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也不能解决新兴市场国家寻租经济造成的贫富分化问题，政权颠覆内战与”打砸抢“式的极端主义势力泛滥正在威胁着全球经济安全，利比亚内战、伊斯兰国战争，乌克兰内战，也门内战、缅甸内战这些星罗棋布的的动荡既是全球经济衰退的产物，也在不断加深着世界经济的动荡和衰退。

　　世界已经呈现出这样的景象：第一、美国在自身经济全面修复之前正在和世界经济脱轨，美国有限放弃世界秩序主导权，美国不再充当世界秩序的守护者，美国人将更加专注国内经济振兴，籍“休养生息”之策恢复和维护美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第二、 世界经济随着美国政府的有限放弃正在陷入无序状态，经济衰退催生极端思潮，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面临这样的困镜：在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及教派与教派之间的分歧正在催化着这些国家陷入不安和动荡之中，动荡甚至战争将会进一步压低全球需求。反过来，需求的下降又将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衰退的深度和广度，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直到世界经济出现主动带动新一轮增长龙头引擎的出现。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一带一路海外战略将遭遇巨大的障碍：其一、美国经济进入加息周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流动性缺口增大，仅仅依靠亚投行的融资是无法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的。其二、中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信贷+基建的经济刺激模式表明依靠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走出经济衰退的模式已经向国际社会上证明是行不通的；其三、“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财政债台高筑，搞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各国缺乏坚实财政基础，在民生改善资金匮乏的财政状况下，大搞基础设施投资，易引发政权更迭；其四、中国如果依靠亚投行融资对外输出过剩产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必能够接受，即便接受了，一旦政权更迭，项目后续建设能否继续也将成为难题——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遭遇到的尴尬境遇并不是简单的例证。其五、全球此起彼伏的战乱将会随着经济衰退的广度而扩散，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投资道路上，缺乏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保障。

　　以上诸多因素限制了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空间，也注定了中国依靠”一带一路“战略消化过剩产能走出经济衰退只能是一种自我的努力。

　　中国试图利用过剩的外汇储备来影响甚至主导世界经济的模式，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美国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陷入没落，而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靠”循环拆建“所形成的巨大债务问题表明，中国非但不够强大，甚至还面临更深层次的危险。

　　中国如果要领导世界经济，必须跨越以下三道自我障碍：

　　1、在信息决定利益分配的时代，信息的不对称已成为约制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道障碍。

　　当中国特色成为一道国际风景线的时候，这种特色既成就了中国式繁荣，同时也阻碍了中国了解世界。如果中国知道未来石油的中长期成本价格在25美元一线就不会在90美元高价储备石油了，如果中国知道未来黄金的长期价格在500美元一线也就不会再高价位储备黄金了。信息开放不足造成国际资本能够及时了解中国的政经动向而获取市场定价权，但中国投资者向来不能先于国际投资者了解自身，甚至不能与国际社会同时获取世界各地的政经信息。中国大妈在黄金市场上的败绩只是中国在国际投资市场上失败的素描。一个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处于信息劣势的国家无论在国内建设多少个资本市场，都是不能享有世界市场定价权的。过去十年中国是全球大宗商品最大消费者，但却被动接受华尔街的定价，如果中国在资本帐户放后，中国投资者与华尔街投资者一样享有对称信息，以中国在全球市场上充沛的流动性，大宗商品定价权将逐步从华尔街转移到中国，届时人民币定价机制才能够逐步建立，人民币国际化才能彻底实现。

　　2、开放的体制有利于改善国内政府转型，政府不转型，经济的转型就是空谈。

　　当政府不受任何外在约制把大量的公共资金用于投资而获取对应利益的时候，”循环拆建“的投资就会变成”新常态“。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拥有了经过长期投资形成的全球最大的收费资产，如果继续在”一带一路“和”京津冀一体化“以及”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建设中扮演”循环拆建“的投资者角色，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资本化最终会挤垮私人部门投资而催发债务危机。政府转型依赖于开放的体制，而开放的体制也有利于从根本上清除腐败，建立良官驱逐劣官的人事管理体制，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效率，推动中国经济由投资推动型经济转入消费拉动型经济。

　　3、消费型经济的构建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有助于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领导力。

　　资本型政府催生了大量迎合政府胃口的主流经济学家，于是乎，挤尽脑汁挖掘投资项目就成为了一门经济显学。只要有投资项目，这些投机型经济学家马上就可以脑满肠肥机械地计算出一个项目能够拉动GDP增长多少。现在，已经从国内题材挖掘到了国外，想当然地希望国际上的每个城市都变得像中国的城市——永久型重复拆建施工工地，只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城市变成”国际拆建“工地，中国GDP再次高速增长就可以实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些占据中国决策地位的经济学家从来不想一下中国为什么会有全球最高的储蓄率，从来不想一下高储蓄率背后隐含的社会风险——公众对政府信任程度的持续降低。长达十余年的政府投资未能够降低中国的储蓄率，相反地推高了储蓄率，政府资本化经营已经将大众逼迫到不敢也不能消费的地步，将来会发生什么，难道还看不出来吗。一个国家没有消费或者消费不能持续增长将意味着在国际经济上逐步走向孤立。失去国际贸易份额，想要主导全球经济不过是异想天开。中国经济具有庞大的消费体量，十三亿人口的消费现在缺乏的是激活机制，去年以来的股市走牛已经为中国消费奠定了基础，现在只要政府降低土地租金和人工成本，私人部门的投资就会逐步增加，这就需要政府忍受楼市的回归痛楚，彻底杜绝土地财政，并逐步退出铁公基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这个过程需要决策层能够具有坚定的毅力和定力，不闯过这一降低私人部门土地租金投资成本的关隘、不闯过减少政府投资降低私人部门融资成本的关隘，不闯过依靠国有投资保就业高位维持劳动力价格的关隘，中国经济就难以激活消费需求，更不能刺激私人部门进行增量投资。中国经济必须要经历一个快速放缓的低谷来释放存量风险，通过风险释放激活消费，激活私人部门的投资，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就是就业的增加，更是消费的增加，在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4.5%的经济增长率足以让中国经济傲视全球。现在该是让股市泡沫对冲房地产价格泡沫的时候了，让房地产价值自然回归有利于中国经济消肿，这个机会千载难逢，错过了或者再次吹大房地产价格泡沫，那就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权，开放的高效廉洁政府以及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中国与美国将来争夺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关键，当中国人成为世界各国产品的最终买家时，人民币取代美元地位的时代就会到来，这取决于十三亿人口的消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