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红酒与税收 ——1689-1900年间英法经贸冲突 [美] 约翰 ．V ．C．奈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父母亲：沃尔特·奈和帕西塔·卡尼扎雷斯·奈
目 录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视角：英国自由贸易神话与法国贸易壁垒
第二章
英国经济政策史
第三章
饮品不能承受之轻：英国关税对法国红酒的影响评析
第四章
开端：17世纪末争夺欧洲强国的贸易与斗争
第五章
果真如此，那又如何？
第六章
红酒、啤酒与货币：酿酒业与英国18世纪的财政政策
第七章
19世纪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八章
贸易与税收回顾：英国的财政例外主义与其经济成就关联吗？
附表
英法贸易关税对国家收入影响的建模分析
备注
参考文献
索引
前 言
在学术界, 经济史学家总是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历史学强调文献研究、文本含义与上下文逻辑，而另一方面经济学则强调技术语言与结构、大量使用统计方法，并试图模仿自然科学研究。他们经常发现很难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众所周知, 在北美经济史这个领域，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重点都是侧重研究方法论。研究重点的这个转变标志是40多年前的新经济史，或称作计量历史学的产生。它试图将经济模型和假说的统计检验与传统经济史学家的描述性研究相结合。人们普遍认为, 细致的假设检验将使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原因理解得更准确、更可靠。相比之下，历史学家的一些宏大研究计划似乎更像是有些含混的故事叙述。
然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许多经济史学家不仅选择性地忽略了新领域中的研究成果，还经常摒弃其中的各种假设，认为它们“不着边际”或“违背历史”。历史计量学家发现他们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学术市场需求的打压。如果经济史中的每一项研究都要按照现有数学模型来构建，或者建构成一个可用于量化检验的巧妙的假说，那么经济史学家可以提出的问题将受到来自更大的经济学界的学术方面的制约。此外，经济学家也是有局限性的，一个事实是新古典经济学（至少在1960年左右还受到重视）的理论模型，要比我们今天所知的理论范围更狭隘。第一代历史计量学家所处的是受局限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但从前辈史学家提出的长期存在的问题中受益良多。因缺乏提出重大历史问题的自由，之后几代人发现他们只是在研究适应传统应用经济学模式的主题，使其受到了在经济学内部被进一步边缘化的不利影响。假如经济史学仅仅是应用经济学，那么作为一门学科，它能对经济学家有什么助益呢？
值得庆幸的是，在一代人值得研究的广泛领域里—包括经济史，还有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公共选择革命等，人们已经对更广泛的经济史和经济制度研究产生了新的兴趣，希望找出更容易检验的计量历史学的命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道格拉斯·诺斯一直引导着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史的研究，并且使用描述性的分析或制度性叙事，让历史叙述与更广泛的分析结构产生互动，旨在共同对许多静态历史场景进行更严格的量化，为我们探讨更长期的政治经济演变提供依据。
撰写这篇简短回顾的目的，是为了解释我们这本书的思想发展过程。我最初接受的是历史计量学家的训练，认为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挖掘历史数据，用以检验具体的假说，或者用来进行反事实的逻辑演绎，以提升我们对某些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理解。十年多年前开始这项研究时，我最初的兴趣是从法国视角分析英法贸易，充分利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推理，研究英法贸易模式分析英法贸易战争,研究其贸易模式,以及对英吉利海峡两岸商业中政治形势变化的反应。但在研究过程中，一个更宏大的研究计划在我整理英法历史的大量笔记中萌芽了。
我发现，19世纪的英国并非教科书上所讲的那样是一个很开放的自由贸易国家。由于对为何该事实被长时间忽略产生了兴趣，使我转向关注历史上英国和法国之间竞争激烈的红酒贸易战。对于红酒贸易的研究最终形成了这本书。本书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史，也是一部有关财政和商业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对现代国家崛起中的国际政治战略利益问题的思考。
我从起初关注的几个问题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叙事，变成了一个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者，以及任何对贸易政策或贸易自由化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分享的研究项目。同许多其他学者一样，道格拉斯·诺斯和巴瑞·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1989）的开创性研究激发了我的灵感。他们认为，英国光荣革命后的制度创新使得它有可能增加税收，继而可以更优惠的利率借款，导致了18世纪英国的迅速扩张。然而，尽管我对他们的研究非常敬佩，但我的研究对他们给出的某些解释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将英国史无前例的税收和消费能力扩大仅仅解释为制度创新，这明显是不够的。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变革，使得英国政府不仅提高了税率，更重要的是有效征收增加了总收入（该对比在英国的历史文献中经常被忽略）。此外，我还对英国这些政策的是否明智表示了怀疑，认为它们可能对英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事实上，尽管英国有能力增加收入，但它在经济上的成功还是值得商榷的。
我应该感谢道格拉斯·诺斯对本书酝酿过程中给予我的长期的无私支持。在我努力撰写论文时，还会不时地挑战他的观点，而他却多次对手稿提出意见，并与我进行友好的争辩。我对他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我还受益于乔尔· 莫基尔（Joel Mokyr）深入的批评和建议。他多年来一直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我还要感谢戴尔德·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对初稿提出了详细的意见。
我也感谢莫卡特斯中心（Mercatus Center）给我提供的难得机会。在那里, 保罗· 爱德华兹（Paul Edwards）于2004年组织了一次研讨会, 专门讨论了关于诺斯和莫基尔的建议, 还有来自菲尔·霍夫曼（Phil Hoffman）、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 巴瑞·温加斯特、艾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 皮特·波特克(Pete Boettke)、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琳恩 ·基斯林（Lynne Kiesling）, 以及来自莫卡特斯中心和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其他与会者的意见。
我也非常感激其他许多人这些年来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有李·贝纳姆(Lee Benham)、诺曼 ·斯科菲尔德(Norman Schofield)、苏库·金（Sukkoo Kim）、弗朗索瓦·克鲁泽(Francois Crouzer)、马克·弗兰德鲁(Marc Flandreau)、艾伦 ·保罗(Ellen Paul)、 简·恩斯明格（Jean Ensminger）、皮特·林德特（Peter Lindert）、肯· 谢普斯尔(Ken Shepsle)、吉姆·阿尔特（Jim Alt）、杰克·奈特（Jack Knight）、 安迪 ·索贝尔(Andy Sobel)、菲尔 ·基弗(Phil Keefer)、兰迪 ·卡尔弗特(Randy Calvert)、让-劳伦 ·罗森塔尔( Jean-Laurent Rosenthal)、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朱利安 ·西蒙（Julian Simon）、 拉斯·罗伯茨（Russ Roberts）、萨米·达克利亚(Sami Dakhlia) 以及来自斯坦福大学、西北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阿拉巴马大学、夏威夷大学、马萨诸塞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巴黎政治学院、巴黎原子研究所、庞培法布拉大学，以及罗纳德科斯研究所和人类研究所举办的各种研讨会。早些时候，我也曾受益于在胡佛研究所为期一年的研究经历。本书的后期写作是在密集走访巴黎政治学院和鲍林绿州大学社会哲学与政策中心过程中完成的。我要感谢这项研究得到了布拉德利基金会和法国INRA的支持，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邀请的匿名读者所提的建设性意见。
我要说明的是，第一章“视角：英国自由贸易神话与法国贸易壁垒”部分内容取自一篇同名文章，该文最初发表在《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奈，1991b）。附录是基于我和萨米·达克利亚的共同研究成果（达克里亚，奈，2004）。
我们受益于许多学生多年来提出的建议，包括阿特·加登，彼得·格罗斯曼，迈克尔·郝博特，唐尼·亨特，诺伊尔·约翰逊，菲尔 ·基弗，詹妮思·金霍恩，兰迪·尼尔森和沃尔纳·特罗斯肯。我尤其从杰瑞米·美纳斯2004年到2006年的细致的研究协助工作中获益良多，我在2005年还得到了特伦斯·沃森的帮助。
我要明确声明文责自负。上述任何一位被提到或引述的人都不对本书可能由我造成的任何疏漏或错误命题负有责任。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丽蓉（Lirong）和两个儿子，迈克尔和安德鲁。感谢他们在写作这本书的漫长时间里给我的支持。如果说有谁为我花在这项研究中的投入支付了代价的话，那就是他们。感谢他们的耐心和对我的工作的鼓励。
引 言
英国是19世纪自由贸易的领头羊的看法，是经济史里几个少有的典型事实之一，引起了大众的共鸣和历史学家及其他学者的关注。传统观念认为，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是工业革命的自然产物，也是为世界—至少是大部分欧洲强国带来现今所谓的“全球化”好处的政治和思想运动成果。19世纪自由贸易很快就被视为西方经济成功的功臣，同时又因加剧了经济一体化的问题和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明显支持而受到诋毁。围绕英国自由贸易及其在经济学、政治学、思想史、社会文化变迁，以及长期以来各种变革方面重要性的研究成果简直是汗牛充栋，不计其数。
这就让我们惊讶地发现，直到近来都还没有出现对英国自由贸易领头羊地位这一论断的有效性的细致研究。而且急于对大量主题进行量化研究的经济史学家，在将英国贸易政策置于更广泛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研究方面也毫无进展。长期以来，从降低英国关税的相关命题（降低与其他国家相比的关税），到关税的使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这些方面的研究也进展寥寥。尽管不时有涉足量化分析推断（如McCloskey,1980）,英国贸易自由化命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
一项有关英法贸易政策的比较分析（Nye,1991b）表明，在废除《玉米法》（Corn Laws）之后，关于英国转向单边主义自由贸易的论断，即使不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具有误导性的。这需要对围绕19世纪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的传统智慧进行进一步的反思（参见 Nye,1991a）,并需要进一步了解学者为何错误地描述了这些政策的核心特征。
后续研究表明，19世纪关税改革的问题起源于17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冲突。17世纪末期，英法之间的长期战争导致了繁荣的法国红酒贸易的终结。这一发现使我更加关注英国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方面以及英法两国长期的商业往来。关税的政治经济方面引起了我对现代英国财政政策演化过程的疑问，由此入手，不难发现一个令人惊奇的历史故事，它融合了国内税收政策和商业与外交政策，英国行动的升级，伦敦现代酿酒业的发展，英国消费的变化，以及因新的反法关税结构引起的国际贸易严重扭曲对法国生产带来的影响。
争议基本上是这样的：17世纪末期英国政府由于1689至1713年之间的英法战争，而迫切需要减少与法国的贸易逆差。这场战争被解释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切断与法国之间几乎全部商业贸易的机会，冲突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了机会，他们试图切断与法国之间几乎所有的贸易，以解决贸易赤字问题。这样一来，当从1714年恢复与法国的贸易时，英国已经产生了国内（酿造商和蒸馏酒制造商）和国外（主要以从事葡萄牙红酒业务的英国商人和投资商为主）强有力的利益保护阶层，导致了对法国进口产品—尤其是红酒和烈酒征收超高关税率。较低关税的潜在威胁可以让国家提高对国内酒精饮料和其它消费品等正常情况下无法征收的税收，从而增加政府的收入，而不用提高对土地和收入的税率。英国不仅对外国替代品降低关税，还鼓励酿造业的垄断生产，以及限制啤酒的零售销售，这些做法始于1700左右，一直延续了整个18世纪。
这些变化的直接后果是，在中央税务部门征收关税和免受外国竞争的愿意合作的国内实业界的支持下，更多的税负可以转嫁给消费者，而英国得以持续扩张。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英国与法国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旧的贸易形态发生了改变，廉价红酒被挡在大不列颠群岛之外，而这一时期见证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及其中产阶级消费阶层的崛起。
第一章提供了形成本书写作动机的核心实证研究成果：揭示了19世纪的英国，尤其是与法国相比，绝非之前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本章将详述支撑这一论点的论据，并将其与19世纪的主流史学联系起来。
第二章将回到我们故事的开头，并简述英国从17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中期的商业史，讨论了这段时期人们熟悉的情况，以及外交政策与贸易限制和国内财政收入之间的联系。
第三章和第四章，比较详尽地讨论了英国18世纪的商业关系，揭示了导致英法之间贸易战的起源，以及英国禁止法国红酒并征税，这些导致了之后一个半世纪的政策。
第五章是一个简单的反事实讨论，旨在论述假如英国对法国红酒实施了更加自由的市场进入政策，其后果会如何。目的不是准确地重现历史—这既不可能也不可信。相反，我们的目标是让读者感受一下，这段在历史上被错过的贸易的情况，及其对消费和生产结构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
第六章认为，保护国内酿酒业和伦敦啤酒业的技术革命，导致政府和领先的啤酒酿造商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即用使其免受外国竞争困扰的保证，换取啤酒业超高的收益。这不仅导致了英国税收总额的激增，还使得英国税收的构成结构从土地变成了多种税收，使得18世纪的政府扩张成为可能。后一节说明了如何通过这种关系，以及通过贸易保护和加强生产寡头的垄断，解释收入为何可以持续增加，以理解18世纪早期的英国国内政治。
英国商业政策史一直是政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争论的一个重要部分，第七章讨论了这项研究对该国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毋庸讳言，所谓的“不列颠下的强权和平（ Pax Britannica）” 和英国通过促进自由贸易来主导世界商业的历史，是许多理论的核心。有鉴于此，有必要讨论改变这个最主要的假设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政治霸权、国际合作，抑或政治家们所谓的国际政治经济（Keohane，1984；Gilpin，1987）方面的理论家，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于对变化的贸易制度的传统理解，而这些并未得到历史研究方面的支持。因此，我希望这本书的历史分析也能够引起政治理论家的兴趣。
最后一章不仅总结了本书全部论点，还通过重新思考目前有关英国在地位和财富方面的崛起这一历史一般进程，进行了理论上的扩展分析。此外，本书也重新讨论了英国汉诺威时期的城邦崛起的重要的尚未有答案的财政政策问题，表明了传统智慧多么误导人！这就引发了我们质疑财政上的成功与经济发展之间容易产生的关联，让我们可以质疑近年来有些国家试图从国家扩张奠定了现代增长角度，鼓吹重商主义政策的合理性。
任何著作或者一项实证性研究都不太可能让人们放弃多年来形成的研究成果。此外，除了文献中收集的芜杂的争议之外，这个分析过程中也存在不同形式的警示和提醒。尽管如此，也提醒大家不应在阅读本书时，不加思考接受那些商业史资料，而是必须重新思考国际政治经济中的许多观点：现代国家的崛起，财政政策在政治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有关自由贸易的争论，市场改革的问题，社会快速变革对于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影响，以及政治理念与经济现实。这些都是史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一些问题。
长久以来，英国发展的故事和它的贸易政策演变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这不仅是过去的旧事，也是对于我们所理解的经济史中的商业政策进行必要的重新评估的开端。更重要的是，希望这本书不仅可以在解释如何基于历史视角进行静态的经济分析方面发挥少许作用，反之也希望静态的经济分析也可以让历史研究获益。我们采用的模型上的局限性可以通过诉诸在这个问题中加入动态要素的叙述加以克服。如果没有上下文的背景说明，任何分析都将是模糊不清，甚至更加糟糕，是毫无意义的。希望这本书能带给读者更加有趣的阅读体验。
还是从我们故事的结尾开始讲起吧。
第一章 视角：英国自由贸易神话与法国贸易壁垒
为何英国人喝啤酒而不喝红酒？为何为保护国内利益而制定的贸易关税，能够帮助英国提高收入并成为18世纪领先的欧洲强国？这两个看上去似乎不相关的问题，是现代经济史中最重要也是最少被研究的一个问题的核心所在。理解英国红酒关税的政治经济现象，就为理解小的政策决定如何能够造成巨大而长期的后果，打开了一扇窗。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案例，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到贸易、消费和税收模式是如何被国际地缘政治和特殊经济利益影响的。但是在讨论本书的论点之前，了解其中的知识成因，可能是有帮助的。
本章阐述了为何英国贸易政策不像某些人想得那样，它既不是那么自由开放，也不是无私的。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只基于对理念英国平均关税的分析，还对比了法国的关税情况，而法国通常被认为既不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又热衷保护国内生产的利益。不仅如此，本章还仔细分析了英国选择降低或剔除了哪些关税，哪些关税在1840年底的改革之后仍得以保留。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与法国保护主义程度相比，英国的贸易自由是不够的。还有一个更明显的事实是，继续被征收关税的商品正是导致了一个半世纪之前爆发的重商主义冲突的那些产品。早在17世纪中期就被亚当·斯密曾经严厉指责的重商主义体系下的很多关税，仍继续存在着，并服务于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目标。
为何这些关税被忽视了，而且仍然会被那些利用英国自由贸易故事的人继续忽略，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将会讨论。然后我们将分析为何关税的解释能够说明贸易政策的角色和贸易保护的实质的不同观念。所有这些都将成为本书其他部分的起点，让我们回到英法贸易战开始之时。
最近20年，我们目睹了现代英国经济史和法国经济史的一些观点发生重大修正。例如，我们对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英法两国的税负规模的看法（Mathias, O’Brien,1976a,1976b; O’Brien,1988）。尽管没有推翻艾利·埃克舍（Eli Heckscher,1935）的经典发现，就法国和英国政府的干涉主义者的特点而言，近期研究已经推翻了两国相对规模与平均税负之间的关系的传统看法。
传统观点仍是从两个国家之间的强烈对比角度讨论19世纪的情况，英国仍被视为贸易自由化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小政府，国内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对外奉行自由贸易的极简主义国家。而法国被看作是一个落后经济体，奉行统制经济的政府，非自由贸易国家。为什么有此差异呢？我们如何调和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才导致了这种转型？考虑到已经完成的对经济史的修正工作，仍难以抵消人们对19世纪的法国经济很失败的看法，调和这些不同解读带来了更大的问题。这些修正缩小了英法两国发展的差距，激发人们思考这两个欧洲最富裕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
经典文献强调了从19世纪初到中叶开始的英国国家治理思想的变化，尤其是将自由放任当作一项首要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转变的重要性及其对其他民族精英思想的影响是有争议的。但是从政策角度看，这种变化是渐进的。人们认为主要变化是发生在国际贸易领域，发生在19世纪向自由贸易发展的过程中。
保罗·贝罗赫（Paul Bairoch）在《剑桥欧洲经济史》中写道这段时期：
1815-1820年欧洲各国的贸易政策形势可以被说成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海洋包围着少数自由主义的岛屿。
从1815年到1846年的30年间，一般认为英国当时正在进入自由经济阶段。直到1840年代，英国仍处于一个非常有限度的商业自由化状态。只有这个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了一个世纪之后，商业自由化才正在形成，这只比她的邻国早了40-60年。一些小国，特别是荷兰，也表现出了向贸易自由主义发展的趋势。但是欧洲其他国家制定了防卫性的保护主义政策体系，而且这个体系主要是针对英国制造的产品。（巴罗赫，1989，p.6）
但是有一项研究检视了英国和法国的商业统计数据，发现这种传统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很少有证据证明英国的贸易比法国开放得多。现有的关于英法贸易的研究中，很少有人做比较分析，对于国家之间的商业互动影响，政治方面的分析甚至比经济分析还多。大多数经济方面的研究关注的是两国交易量，而把变化的关税想当然地视为一个既定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