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必须颠覆“官本位”

   胡星斗

中国古代是个官本位的国家。官本位的最大特点是集权主义、全能主义政治，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集于官员一身，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政治权力不受约束，没有边界，任何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无规则、无程序政治泛滥，不择手段成为官员的真实信条；社会生态是官主民仆，“官老爷”、“父母官”、“为民做主”、“主子”、“奴才”、“草民”思想严重。

与中国的官本位情况相反，古希腊、古罗马是反官本位的。古希腊行政官职有时由奴隶担任，行政权力很小，被民主的公民大会、议事会所僭越。古罗马官职仅仅是荣誉，政府强迫有钱人当官，他们以私人资产维持官位的开支，以至于有的富翁因此而破产。西罗马后期由于官职成为负担，官员大量逃亡。正因为西方没有官本位传统，近代以来又兴起“官员是公仆”、“官员为纳税人所养活”的思想，所以，官员们往往谨小慎微，克勤克俭，相对廉洁。

官本位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古代中国因此成了贪腐之国。专制制度、权力的黑箱操作，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贪腐症。中国一部二十五史，实是贪污腐化史。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成为制度性的、有组织的、系统化的行为，往往不必偷偷摸摸地进行，而是彬彬有礼地、公开半公开地进行，如战利品、抄家物品归己，克扣军饷，接受下属的“礼敬”等。

汉时的权臣梁冀一句话就吞并了扶风的一个亿万富翁，一个命令就把几千个农家子弟抓来作奴婢、就把洛阳周围几十里的农田强行圈起作“兔苑”、将上千里的地方封起作为梁家猎苑；一个商人不知禁令，误杀了苑中一只兔子，他竟先后杀死十多人。梁冀的家产值30万万缗，抵全国租税的一半。

明时严嵩的贪污款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

清朝的和珅是中国历史上除皇帝之外的最大的贪官，他将乾隆晚年的四方贡物的十之八九都扣下，据为己有，还买通太监从宫中偷窃珍宝；被抄家时，连嘉庆皇帝也惊得目瞪口呆，说：“和珅的大珍珠比皇冠上的还大，大宝石连宫中也没有……”。据估计，和珅的家产折合白银为8万万两，抵当时全国10多年的税银收入。不过，比起皇帝来，和珅之财又是小巫见大巫。乾隆在位时也想方设法进行搜刮，每年他的寿辰时文武百官都要进献，一次所收金佛就多达一万尊，其80寿礼之黄金编钟就重达一万三千多两。

明清之时，一个总督、巡抚的年俸也不过一百多两银子，雍正虽高薪养廉，创立“养廉银”，但随物价上升，以及财政困难，养廉银经常停支，也发挥不了养廉的作用。于是，官员们贪污公开化，甚至为政府所许可，如买官鬻爵公行，乾隆时捐4600两纹银，光绪时捐2600两纹银就能做知县了。

在传统社会，反腐败也经常采取铁血手段，杀鸡给猴看。朱元璋整饬贪腐最烈，规定凡贪赃白银60两以上者，一律枭首示众，剥皮填草，风干尸体，悬挂于衙门座位旁。他惩治官倒，如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驸马欧阳伦也因倒卖茶叶而被诛。

清朝共有162名二品以上的高官被处死，其中55人是因贪腐而被杀头的。即平均不到5年就有一名二品以上的官员因腐败而被处死。

可见，在官本位的社会，腐败是晚期癌症，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反腐败必须颠覆官本位。

颠覆官本位最重要的是民主选举，让各级官员受到人民的监督和控制；其次，是发挥现代法治主要是治“官”的作用，约束公权力；其三，对官员进行舆论监督，让新闻媒体自由地反映民意民声，揭露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