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次年我出世，广州是1950年解放的，这段时间我们家都住在广州市中心的连新路81号。父亲在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教作曲，艺专在我们家后面不远的光孝寺里面，除了音乐系之外，当时还有文学系、美术系。好多教员都在周边租公寓住，我们家是自己的房子，连新路上就住了好多个教员，因为是同事，经常到我家来往，这些邻居中间，艺术家居多。
我们住的81号几乎正对府前路，是在丁字路口上，好像是一个分界线，往南，也就是朝公园前那个方向，从隔壁的79号开始，大部分是棚户，比较简陋，接近公园前转弯的地方，才是商住混合的骑楼，而朝北，也就是向中山纪念堂、观音山（越秀山原来叫做观音山）走，则基本是洋房，估计好多都是抗战胜利以后做的，风格基本是现代的，平顶、钢窗、阳台、铁门。也有一两栋是Art Deco 风格的，在广州很少见，可惜这些年也都拆得所剩无几了。住户知识分子多，好像医生、老师、公务员这类人为主。我们家正对面是市政府的围墙，转角那里一棵巨大的木棉树，春天满树巨大的红花，绚丽得不得了。在那树下，有个竹片、藤席搭建的茅寮，是个水果摊档，挂块招牌，叫做“球记”，我想大概是业主名字里面有个“球”字，不过大家也就叫他“球记”，至于他真名和姓，恐怕无人得知。他的顾客就是连新路这边的居民，特别是北面一点这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水果很新鲜，香蕉、大蕉、龙眼、荔枝、杨桃、西瓜、番石榴、番荔枝，我的保姆云姐过街买回来，放在果盘了，大家随便吃。有时候她忙了，隔街叫一声，“球记”就会把水果拿过来。几年交道，大家很熟了，1950年解放之后，政府让他迁走了，我们买水果就要走到连新路两头的街口，一边是雨帽街、一边是基巷去买了。我也就没有看鲜果满筐的乐趣了。
隔壁一家是做肠粉的，上面已经说过了，再过一家，是个老太太，据说子女都在南洋做生意，留个老人在家，养了一条金色毛的大狗，叫做“多利”，我小时候是有点怕这狗的，实在太大，其实性格很温和。它傍晚会自己跑进中央公园遛遛，天色放黑的时候，静谧的连新路上就只听见那老太太有点凄凉的叫喊“多——利！多——利！”那声音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喊声刚起，但见那大狗就飞速回家了，真乖啊！
连新路上有小生意的，下午有人喊叫“飞机榄”，就是我们说的甘草橄榄，广东橄榄的腌制方法很多，好吃。所谓“飞机榄”，是小生意人发明的促销方法，我一听见这叫喊声，就会找云姐，不出门，反而上天台（三层楼高），云姐在上面叫住，扔钱下去，那个瘦精精的汉子就会从胸前挂的玻璃盒子中拿出你要的那种，用纸包成一个小粽子的形状，随手一扔，居然能够扔到天台上来，准的时候云姐可以一手抓住，可是神奇，我因此也吃橄榄吃得多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后面的基巷和前面的连新路，都有叫卖小吃的，悠扬的“红——豆——沙！芝——麻——糊！”对我来讲有点空灵的恐怖，那么晚，这些人居然不睡觉啊！不过等云姐或者阿潘出去买一罐回来，大家吃起来，那“糖水“（广东人对这类液状的小吃统称“糖水）的滋味就真是太好了。
连新路只有一边有住宅，对面是中央公园和市政府，因此只有单号的，我们是81号，离开我家二十间房子，是113号，是个大洋房，好几家艺术家在那里住，其中有杨秋人先生一家，阳太阳先生一家，我舅舅周令钊先生和比他年轻的小舅舅周令豪。杨秋人的女儿是杨白子，比我大，漂漂亮亮的一个女孩子，画油画、学芭蕾，在我眼中是个小仙女了。
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是在2008年6月15日，我人在洛杉矶家里，不太确定连新路113号解放前夕是有几家人在住，因此打了两个电话去查对，一个打给了现在住在广州美术学院里的杨白子，她说是113号，是他们家，阳太阳一家，还有我舅舅周令钊、周令豪几个一家。白子是我姐姐，1939年出生的，如果说1950年（广州解放那一年），她也就11岁；我因此再打电话到北京，给舅舅周令钊，九十岁的人了，思路清楚，记忆力好，他准确的告诉我：阳太阳家人口多，住一楼，他们住二楼的朝连新路的前面一个单元，杨秋人一家住后面一个单元，三楼是外人住的，并且告诉我：他们之所以住在那里，是我母亲帮忙找到的。他说那个建筑非常好，就按照现在的标准看，也是栋好洋房。周令钊是在1947年去了香港一家电影公司做设计，之后经长沙、武汉，去了上海的育才学校，再受徐悲鸿的聘请，去了北平艺专教书的。他离开之后，周令豪舅舅就住到三楼去了。这样这群艺术家的居住情况就很清楚了。现代的通讯手段真是太方便了。
周令钊先生是国内最杰出的艺术家和设计家，他参加设计了国徽，设计了共青团的团徽，设计了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画了开国大典时候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我之所以入了设计这个行业，做了艺术研究的工作，跟他关系密切，这点我放在后面讲。
连新路113号住了这么一批艺术家，是很有趣的情况。艺术家在抗战期间一直过着群居生活，因为内迁，在桂林、在重庆、在昆明都有好多人呆在一起，抗战结束之后，各地的艺术学校纷纷迁回原地，因此艺术家也就都回来了，当时还没有宿舍一说，因此大家在学校周边，就近住在一起是很常见的。但是在连新路这么短的一条幽静的小马路上聚居了这么多可以说是国内当时最杰出的艺术家，我看全国也少见。
如果学中国现代美术史，你就知道，当时差不多隔天就到我家里来喝咖啡、聊天的那些中年人中间，“决澜社”的成员就有两个，就是后来广州美术学院的副院长杨秋人先生和广西美术界的领袖人物阳太阳先生了。
阳太阳和杨秋人等人合影
解放前，香港和广州的艺术圈都很活跃，因此往来的人很多。父亲是做音乐的，又喜欢无线电，家里有一台他抗战后买的很大的电子管音响，上面连了唱机，他搜集了好多76转的古典音乐唱片，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黑胶唱片”，好多艺术家就到我家来听音乐，谈现代艺术，喝咖啡。我父亲煮咖啡的技巧是一流的，好多年之后我遇到好多老人家，对我父亲的咖啡还是记忆犹新，可惜我喜欢喝茶，就没有把父亲这个手艺继承下来了。我父亲到他们那边画室看画，他们在我们家听音乐（唱片），这个小圈子里面其实是中国现代艺术的一批前卫者啊。其中杨秋人、阳太阳都是决澜社的成员，虽然决澜社在解放后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中显得很颓废，因此完全被遗忘，但是从艺术发展的轨迹来看，他们可是走在很前沿的人。我小小年纪跟着父亲去看他们的画，受野兽派、立体主义影响的都有，对后来长大之后的艺术观的形成很有影响。
因为要对对当时的情况，我和杨白子在电话里聊了半天，杨白子说她当时跟父亲、母亲来我家的时候，如果我在房里睡觉了，大家讲话就小声，怕吵醒我了，因此我父亲多到他们那边聊天，因为住了好几家人，地方更加宽敞，可以随便说话。我才知道我自己居然是一个影响人家来做客的因素呢！
我是1982年从武汉大学研究院毕业的，因为是学美国问题的，本来要分配到北京的美国问题研究单位，我想到广州从事设计研究工作，也是原来我父亲的老同事、美院的教授王益伦先生说我一定要去见见杨秋人先生，他当时是广州美术学院的副院长，我去广州见他，他身体很虚弱了，握手的时候感觉到手很冷，他很亲切的说希望我去美院，美院总是欢迎我的，让我和高永坚先生具体谈谈，这样我就去了美院，也就成了做设计理论的人了。不到一年杨秋人先生就去世了，追悼会上我哭了，因为这个老先生是看着我长大的人啊！
记得小时候见到的杨秋人先生是个很精彩的中年人，个子比较高，穿很合身的西装，讲话细声细气，非常和蔼。他和我们家的往来比较多，也是1953年从广州和我父亲一起调到武汉，组建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后来在1959年把学校迁回广州，就是今天的广州美术学院。我之所以进入广州美术学院做设计研究，也是他劝说的。因此他对于我的影响不仅非常大，其实是关键性的。他的夫人钟羽对人非常和蔼可亲，一直好像一个老奶奶一样，而杨白子是我的大姐姐，小时候完全是偶像。
杨秋人先生比我父亲大八岁，生于1907年生。是广西桂林人，1931年毕业于上海美专研究科。参加“决澜社”及美展。历任桂林美专、广州市立艺专、广东省立艺专教授。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阳太阳先生也是广西人，家里孩子多，国字脸，很精神的一个人，也是我父亲的朋友。他的女儿杨云和夫婿李默后来都在广州画院做画家，和我很熟，他们在1990年代移居加拿大温哥华，我经常去那里，因此和他们交往就多了，杨云前两年因为癌症早逝，大家都很是悲痛，对阳太阳先生来说，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这些是后话了。国内看都写做阳太阳，其实原名的确是杨太阳，他比杨秋人小一岁， 1908 年 12 月 6 日生的，也是桂林人。其父为中药铺老板兼中医，喜好字画； 1917 年入桂林模范小学读书，喜欢画画。 1924 年考入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接受西化教育，很早就参加左翼运动了。1929 年春受聘于“国防艺术社”担任美术指导兼美术部主任。在这段时间，他与徐悲鸿、艾青、田汉、欧阳予倩等相熟结为好友，尤与艾青结为知己，后来还与艾青结伴同赴湖南新宁衡山乡村师范任教。1945 年 5 月赴香港参加迎接广州解放活动。在光孝寺的省立艺专教书，也参与筹建华南文艺学院，解放后文艺学院建立，他曾经担任过教导主任和美术系主任。1951 年夏天，阳太阳应广西省人民政府之聘任广西艺专校长、教授。这段时间就离开广州了，1953 年，广西艺专并入中南美专，他又从广西到武汉任中南美专副校长、教导主任、绘画系主任。我父亲也随华南文艺学院并入中南音专，这样又成了邻居。
他们这两位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分量，其实和“决澜社”有很密切的关系。 “决澜社”对中国艺术发展的的影响很小，有些人说简直好像一粒石子扔到大海里，连波澜都不兴，我感觉它的意义，倒是在于在那么一个沉寂、传统的时代里，这几个人居然能够脱颖而出，发表“决澜宣言”，振聋发聩，宣示了中国艺术家的现代感。
现代主义绘画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不算太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有中国艺术家为出世不久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大造舆论。到三十年代初，便有留学归来的青年艺术家从事这方面的试验。但它后来却“夭折”了，或者说是延迟了发育。这确实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值得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1931年，倾向现代主义的画家倪贻德、庞薰琴、陈澄波、周多、曾志良在上海组成“决澜社”。1932年又有梁白波、王济远、段平右、阳太阳、杨秋人、周麇、邓云梯、李仲生、丘堤等人参加“决澜社”活动。李仲生和丘堤当时都在王济远主持的上海美专研究所学画，丘堤在参与“决澜社”活动中与庞薰琴相识、恋爱而后结婚。
“决澜社”是中国第一个按照法国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艺术社团。虽然在此之前早已有人（如刘海粟、林风眠等）介绍、鼓吹西方现代绘画，但“决澜社”却是首先按照欧洲现代艺术模式从事艺术活动的艺术家群体；它不是最早的西画家为主的社团，但它与此前那些联谊性、教学性、商业性的绘画社团有很大区别。由倪贻德执笔的《决澜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现代主义艺术进军的誓词：
“……我们厌恶一切旧的形式，旧的色彩，厌恶一切平凡的低级的技巧。我们要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新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以来，欧洲的艺坛突现新兴的气象，野兽群的叫喊、立体派的变形、Dadaism的猛烈、超现实主义的憧憬……二十世纪的中国艺坛，也应当出现一种新兴的气象了”。
与“决澜社”遥遥呼应的，是一群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组建，而后到广州和上海活动的“中华独立美术研究所”。这也是一个现代画家社团，发起人是李东平、赵兽、梁锡鸿(这个画家后来也到了武汉的中南美专，成了邻居)、曾鸣等人。他们向往的是超现实主义和野兽主义的艺术观念和绘画风格，这在当时的日本和中国都算是最为激进的艺术选择。按他们自己的说法，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活动给予中国洋画坛“一个莫大的冲动和影响，在死沉空气下的广州画坛得有新的活跃”。
我看过中国的艺术史专家水中天先生写有关决澜社和其中一位后来去了台湾的成员李仲生的论文，对决澜社才有了更新的了解和认识。
水中天说：“现代艺术之花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蓦然绽放，没能持续多久，它毕竟缺少深厚的文化土壤。决澜社和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等社团的活动，只是在极为狭小的天地间展开，前卫艺术家没有找到声气相投的接受者。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二十年代以后，许多青年出洋学画，接受了当时流行欧美各国的的绘画风格。到他们学成返国时，却发现面临一种难堪的局面，即找不到自己艺术的接受者。如同在一个无人的大厅里演奏的乐队一样，他们迟早会挟起自己的乐器走开。”而促使其凋零的外界原因则是日本的侵华战争。实际上，中国的现代艺术史在战乱阴影下艰难起步的。当日本侵略军进逼到东南沿海城市时，不论是激进还是保守，一切纯粹的艺术实验完全趋于停顿。不同艺术主张的艺术家全都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其中包括现代绘画大潮的弄潮儿。尔后，这一切又被革命激浪所席卷。这个时代没有给艺术家留出足够的生存空间，他们只能各觅去路。
我在连新路的时候还是个孩子，这些事情是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但是，我记忆中的杨秋人、阳太阳的作品，已经没有多少前卫的感觉了，我在武昌的中南美专看见他们的作品，其实很有点彷徨的感觉，靠苏联的现实主义靠不上，而走现代的则又胆战心惊，因此他们两位后来都转成行政领导为主，创作就不多了，想想也很可惜。
杨秋人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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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8日，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