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国立东北中山中学

（高47（入学）班）

北京中山校友会编印校友纪念册，要我写点纪念性文字。我觉得我在中山的一段经历，时间虽短，却也颇有一定的“代表性”，于是摘要写出来以作补充。

1947年夏，刚刚在沈阳复校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在当地招收初、高中新生，我慕名往考，被录取。在我的求学史上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

我在中山求学的时间不长，连同入关流浪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过一学年的时光，而真正在沈阳校本部上课的时间只有一个学期）。但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一直不无自豪地把中山看做是自己主要的母校之一。

我曾不止一次地述及，在伪满洲国时期，我的身份只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失学青年（学徒工）；日寇投降后，我表面上是一名战胜国的中国公民了，而无论是文化知识上或思想意识上，都只是一位从敌伪的愚民和奴化政策中走出来的“愚民”而已。1945年日本投降，我于当年“复学”（先是在刚从敌伪手里接管过来的“市（省？）立七中”读“初预一”（预备读初中一年级）以后，继而又跳考至于斌大主教创办的野声中学读高一）后，虽然身份上是一位中学生，但思想意识上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考入中山后开始的。中山的一段经历就彷佛是使我从“蒙昧”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的阶梯。

中山印象。

根据我本人和参考其他同学的回忆，中山这年是 9月15日开学的。入学第一课是接受校史、校风、校纪教育，数百名学生坐在礼堂大厅聆听郝校长御风（讳泠若，清华中文系1931届高材生）的报告。原来，中山中学是“九一八”以后，主要为收容抗战入关之军政人员的子弟于1934年在北平创立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沈阳事变，东北四省陆续沦陷敌手，鉴于不甘做亡国奴的家乡子弟源源流亡关内，既无家可归，又无学可上，齐铁生等有识之士便四方呼号奔走，终于1934年春，在北平创建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先分东、西两校，高中部、职业班、师范班、校办公处室等设在北新桥西原高等警官学校旧址内，称东校；初中部设于交道口西顺天府内，俗称西校。1935年秋，又将设在彰仪门里报国寺内的知行中学（也是以收容东北学生为主的学校）并入成立南校。初创时三校学生共有2000余人。学校建制虽与一般中学相同，但管理却大不相同：学生全部在校住宿，每周除周日外均不放假，施行军事化管理，生活集体化，行动统一化，起居作息，上课温习均有章可循，纪律严明，从而形成了以校为家，视师长为父兄，视同学如手足；团结友爱，患难相助……的良好校风。

1935年，日本侵略者增兵华北，汉奸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县成立，中山中学师生积极参加了“一二一六”等抗日救亡行动。1936年，中山高中部南迁南京板桥镇，初中部仍暂留北平，改为分校，继续在平招收流亡入关东北学生。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8月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中山在南京陷落前一个月（11月19日）撤离了板桥镇，经过了为时2个月的艰苦流浪与逃难生活，最后在湖南境内的永丰镇选定了校址，1938年1月全体师生到达，于距永丰镇7华里之璜璧堂开学上课，度过了为时10个多月的虽然艰苦，却不失丰富多彩的较为安定的学习生活。

1938年10月，日寇攻占广州和武汉，湖南省呈现在战争的前沿地带。中山于11月12日紧急撤离，在一无撤离目标、二无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由湘潭乘火车抵达桂林。在桂林编成四个大队，师生共同作徒步行军，历尽艰辛，中间曾短时间在广西境内之怀远镇一面休整，一面复课。历时三阅月，又于1939年4月继续北上，拔山涉岭，由黔桂交界点南丹-六寨进入贵阳，穿遵义而入川。1939年4月大部分师生抵达重庆。抵渝后恰逢“五三”日寇大轰炸，中山师生共5人——数学老师宋子和夫妇和3位同学殉难。大轰炸后学校做紧急疏散，师生又徒步行军至川西部之自流井，选定静宁寺为校址复课。……

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翌年10月，学校开始北返复校。于1946年10月10日离开静宁寺，3天后抵达重庆。先经学校批准，由郭永伟等32名同学组成“复员学生委员会。全校师生两个月到达沈阳。全校师生在重庆乘客船，辗转于年底到达沈阳。校址选定为刚刚接管建校之奉天一中（原南满中学堂）校舍，将该校学生并入，并于同年7月在沈阳招收新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