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学者薛涌最近推出了他的新著《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该书从西方大学的起源讲起，并结合自己在北大、耶鲁受教育的实际情况，详细分析西方大学教育种种先进的理念与实践，从而对比分析出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缺失。当前正值国内对高等教育争议蜂起，此书甫一出版，便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为此，晶报记者连线现居美国波士顿的薛涌，对他进行了采访。
●薛涌
旅美学者，１９８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著有《直话直说的政治》《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仇富》《怎样做大国》等。
中国高等教育的使命
晶报：为何想到要写作《北大批判》这本书？
薛涌：早有人指责，我作为北大毕业生，不念母校之恩，反而对母校的一举一动都进行批评。在出版这本书之前，我已写了许多批评北大的文章，我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思考和批判已经持续了多年。其实，批评母校恰恰反映了我对母校的责任。批评是为了建设，让更多人来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我说的都是很正常的话，其实，骂哈佛的书有一大堆，摆在书店里，都是哈佛的学生和教授们写的，有本书叫《没有灵魂的教育》，就是批哈佛，这都是很正常的事。
晶报：那么你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最大弊端到底在哪里？
薛涌：这个问题一两句话难以解释清楚。简单地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存在失误。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起飞主要依靠的是制造业。制造业所依靠的又是大量高素质的产业工人。这是中国经济的主动力，也是高等教育所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大学在21世纪最大的使命，就是把大量农村子弟转化为现代产业工人。传统的中专、大专、技校，要整合入大学体系，形成两年制的学院。这些学院应该构成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庞大的底盘。但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无视中国仍然是制造业的蓝领经济这一现实，片面追求高端的发展。结果，大学出现了“产能过剩”，毕业的大学生无法被有限的白领经济所吸收。总之，中国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是结构性的。政府把经费过分集中地投入几所精英大学，忘记了基层大学的使命。
晶报：美国在这方面大概是个什么状况？
薛涌：美国是世界高等教育的领袖，大部分适龄青年都进了大学。这和美国的国情有非常大的关系，大量制造业随着企业外包而转入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美国社会日益白领化，服务业日益成为经济的主力，不进大学确实不容易找到工作。但是，即使在这种高技术含量的经济中，美国有将近一半的大学生就读于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大专。最近在经济危机中，奥巴马的刺激经济计划中用于高等教育的钱，也主要流入这些社区学院。可见，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支持，主要是向低端的大学倾斜。中国的经济技术含量要低得多，大学的层级自然也应该更低。
晶报：你先后在北大和耶鲁大学求学，能否比较一下这两所大学的区别？
薛涌：举例来说，北大往往是老师教、学生学，而在耶鲁经常是以讨论班形式存在的。不仅仅是文科，即使是工科，国内的很多大学也是重知识而不重实践，而在美国，实验课的比重是很大的。事实上，这种不断问问题加以讨论的方式对于一个青年人成长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好奇心，让他对未知领域不断地探索。我们的一大问题是太关注于解决问题，很少去开创性地思考新问题。还有一点，美国的学校主张以学生为中心，而中国的大学总是以课程为中心。
学会关怀国家和人类的命运
晶报：在《北大批判》一书中，你提出考生考热门专业不如学习文史专业？
薛涌：是的，我还有一本《培养精英》即将出版，在这两本书中，我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就是劝告年轻学子：上大学选专业别那么实际，与其为进热门专业而挤破头，不如学些文史。为什么呢？当今的产业和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而大学四年则是很长的时间，进校时学的热门专业，毕业时可能已经被淘汰。一位在耶鲁读普通文科出身的公司总裁曾对我说，在当今这种瞬息万变的世界，你几乎每五年就要把自己的公司重新缔造一遍，学得太专的人，经常适应不了这种变化。而读普通文科的人，则视野比较开阔，善于融会贯通。
晶报：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文史专业不太容易找到合适工作。
薛涌：实际情况未必是这样。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数据，北京市2008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失业或离职量最多的5个专业，就是法学、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这几大热门专业。其实，这些学生中许多只是图找工作容易，听信父母的话而硬着头皮去学的，当他们如此急迫地追逐实利时，他们就丧失了大学教育中最宝贵的东西：理想性。我经常对我的美国学生讲，你如果只为你的下一张工资单而操心，那么你可能一辈子都会为你的下一张工资单而操心。如果你在风华正茂的时刻，能绕开自己生计方面的琐碎细节，关怀国家和人类的命运，那么你就可能会成为一位领袖。这些话，实际上对中国的社会也适用。
晶报：你在书里还说过像法学、工商管理等是垃圾专业？
薛涌：澄清一下，这里主要是指本科阶段。如果一个人才能平平，胸无大志，学这些专业也许尚可。他们在很短时间内掌握一门谋生技艺，至少以后有口饭吃。但是，数一数二的人才全涌到这个专业就不正常了。
你看美国的常青藤，大部分学校的本科没有工商管理类的学位。只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学院等少数例外。精英的本科教育是通才教育，要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优越的环境扩展视野、认识世界、培养良好的价值观念。
晶报：所以你在书中提到，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薛涌：这是我就“大学语文”受到严重忽视的有感而发。很多人把中文和传统文化混为一谈。一提中文仿佛就是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家、《红楼梦》等，仿佛中文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学生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基本教养。我称这是典型的“中文系的中文”，对其他系的学生并无不可或缺的价值。我所谓的中文教育，更像是美国大学里的英语训练，是一种公共语文教育，最终落实到阅读和写作。读和写的能力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专业都需要这两项基本技巧。
北大应办成最“穷”的大学
晶报：你对北大不久前实行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持相当激烈的批判态度，为什么？
薛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意在改革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用心良苦，但几乎肯定会好心办坏事。首先，校长实名推荐的权力落在少数中学中，只会把这些中学变成重点的重点。第二，这些精英中学已经分享了过多的教育资源，再给这些学校以高考录取降分的优惠，实际上加剧了已有的教育不公平。还有，以北大的江湖地位，其行为会被其他院校效仿。
晶报：据说这种推荐制来源于美国，相比之下和北大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
薛涌：上世纪90年代，哈佛、耶鲁等很多美国大学都流行提前录取，高中生要经过特别的程序申请大学，假如你被哈佛录取了，必须保证入学，不能再挑其他学校。但美国的推荐制没有限制，所有的老师都可以推荐，不像中国，还指定校长。提前录取给那些经济优厚，教育背景好，消息灵通，门道多的学生提供了便利，这恰恰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2006年，哈佛、普林斯顿等相继退出提前录取，也许不用多久，耶鲁也会退出。
晶报：你在书中还提出要将北大办成最“穷”的大学，着重招收边远贫穷地区的学生，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薛涌：一方面是出于教育公平的考虑，另一方面着眼于提高北大的人才质量。偏远的贫困地区的孩子家境很苦，甚至读不起书，参加高考当然不是城里重点中学学生的对手。但是，没有机会并不等于他们没有素质和才能。相反，在底层社会的经验，在艰苦生活中的磨难，很可能造就了他们优异而独特的品格。我自己上大学时，五个同屋中两个来自农村，一个长期在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他们为我这个从来没有出过北京的“干部子弟”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大扇窗户。美国大学录取，也是特别注重学生克服困难、应付生活中挑战的能力和业绩。
晶报：在教育公平方面，记得你还呼吁过教育券制度。
薛涌：教育券首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提出的，我几年前在介绍他的理念时，倡导把这一理念用于中国大学。道理很简单，国家有责任提供必要的经费培养大学生，但是，这种经费一定要直接交给学生，而不是直接拨款给大学。一个学生考过了一定的分数线，就可以按家庭收入情况拿到相应的教育券，同时申请几个大学。大学因为没有从国家那里来的直接拨款，只能想方设法吸引学生到本校读书。只有把钱给学生，才能把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落实。不过，目前我还没有看到针对这一呼吁的回应。
晶报：最后想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你的博客名为何叫“反智的书生”？
薛涌：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觉得“我懂得多，权力就比你大”，而我想说的是，诺贝尔奖得主和卖菜的老农同有一人一票的权利，不要用你的知识来吓唬我。专业知识可以听你的，权利不能因为你读了博士就给我拿走。书生当然是一种自嘲，百无一用是书生嘛。反正我也没什么用，就知其不可而为之吧。
■延伸阅读
《怎样做大国》
薛涌 著
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版
《仇富》
薛涌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