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一月份我应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邀请访问了硅谷，那次硅谷之行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主要的震撼不是由于硅谷当地产业发展的成就，而是由于硅谷的地理位置及其所暗示的内容。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硅谷就在中国人打拼之地，第一代中国人到美国的桥头堡旧金山附近。因为这种震撼，我当然的认为，硅谷一定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此，回国之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对美国西部的开拓历史进行了研究，试图进一步挖掘华人和硅谷的内在联系。虽然论述华人在美国西部开拓和加州历史中的作用的文章有很多，但是华人究竟在硅谷发展历史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这个月我将再次访问硅谷，我将对硅谷的华人群体进行细致的访谈，挖掘他们身后的创业、打拼故事。但是，早期华人到底对硅谷的发展起了多大的作用，可能会一直是个谜，我们无力解开，但我会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希望也能得到其他专家的意见。

     1848年1月24日旧金山跗近发现金矿，引发的淘金热急需大批廉价劳动力，华工从这时起源源不断地到达加利福尼亚。他们孤身飘洋过海，受尽凌辱，饱经风霜，20年时间里，加州的华工数量从500人飞速增长到了15万人。华工不仅仅从事淘金工作，他们也主要从事修筑、恳殖荒地和建设工厂。60年代，在建设第一条横贯大陆的中央太平洋铁路时，华工占劳工的极大多数，起了主力军的作用。R·W·霍华德在《宏伟的钢铁线》中写道：“如果没有中国人关于使用炸药的知识并重视炸药的作用，如果没有中国人在令人目眩的高空贴在几乎垂直的悬崖上于活，如果没有中国人用生命闯过了白人难以忍受的艰苦难关，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的路段决不会建成，时间上也要拖得很久。”华工在加州早期开拓和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的作用，完全可以从数字中得到体现，到了19世纪60年代，加州各项产业部门中，华工比例都站到了一半以上，甚至1850-1870年，加利福尼亚州税收的一半直接取自中国劳工的血汗钱。加州的农业季节工人有3／4是华工，园艺工人中有7/8也是华工。

19世纪华人劳工移民地图

    虽然华人为整个加州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并没有因此享受到相应的待遇，相反，却受到了长时间里极其野蛮的不公正待遇。随着美国经济的衰败，华人成为了替罪羊。1882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并通过《格力法》(Geary Act)等法案不断延长并成为永久性法案。这一系列针对华人这个特定族群的法案剥夺了华人的合法身份以及相应的人身及财产权力，直到1943年才得以废止。在此期间华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就连长期以来忽视乃至敌视海外移民，视之为“化外之民”的清政府也为止动容。1896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访美期间，特地绕开美国西部旧金山等地而借道加拿大温哥华。值得注意的是，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他发表了以下看法，这里我专门整段的予以转载：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

    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象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
 
    我不得不惊叹本文反映出的李鸿章的现代市场经济意识，也进一步体会到美国西部发展与广大中国人之间源远流长的关系。这一关系在二战后，以硅谷为代表的加州高技术产业的大发展浪潮中再次复苏，也即是《麦诺森法案》（Magnuson Act）废止《排华法案》之后。而1965年的《入境移民与国籍服务法案》颁布后，大量新兴小企业在硅谷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同时当我们注意到大量华人（由于政治历史原因，其中相当部分来自中国台湾地区）也是在之后这段时间挖掘到第一桶金的。两者之间似乎不仅仅是巧合那么简单。100年前这块土地的开拓者是太平洋铁路、金山的棚户、橘子园里的华人苦力；而100年后仙童、惠普以及英特尔里的华人工程师们则不断地为这片土壤注入奇迹。正如在享受太平洋铁路的便捷的同时很少有人会想起那些华工一样，大家把硅谷的成功归功于仙童、惠普，却较少有人提及这些华人工程师的身影。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人的企业精神(Enterpreneurship)，犹太人对资本的独特认识，华人特有的勤奋、吃苦耐劳以及硅谷对不确定性的把握能力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所谓的硅谷模式。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00年前加州的华工虽然创造了一半的税收，却无法拥有相应比例的财富。今天，硅谷的华人朋友向我描述这样两个金字塔：一个是华人的金字塔，底层是广大的工程师、专业人员，之上是少数的主管，更少的创业者、企业家，以及凤毛麟角的投资银行家；而另一个金字塔则是犹太人的倒金字塔：上面是大量的投资银行家、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往下企业家、主管则逐渐减少，以及极少的工程师。换言之，今天的硅谷华人似乎仍然没有摆脱为别人打工的境遇。

    但是时代终归发生了变化，没有《排华法案》的束缚，华人的创造力和对财富的操控得到了很好的释放，所以有了李信麟，有了杨致远，有了朱敏，有了邓峰，有了邓中翰，有了李彦宏。既然今天美国能选出一位黑人的总统，明天硅谷的华人就有可能根本改变为别人打工的情况。这不但是对美国梦的最好诠释，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积淀下的勤劳和坚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