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口号是，学习必须与实践相结合。魏源说，欣赏五岳的图画，就以为懂得了什么是山，其实还不如砍柴夫在山上走一步；谈论沧海的宽广，就以为懂得了什么是海，还不是海上过客看上一眼；能够列出八珍的菜谱，就以为是美食家，其实不如厨师尝一口。
曾国藩说，懂得了一句话，便去实行这一句，才叫做身体力行。
左宗棠说得更尖锐。认得一个字，就要实践这个字，才叫学懂了。整天读书，实践还不如一个村农野夫，只是会说话的鹦鹉而已。
照他们的说法，我们的社会，真是充斥着持有大学文凭的文盲。
问题又来了。儒家经典和八股文，固然令人生厌，却是科举考试的必读课本。千古不变的制度，岂是你龚自珍和魏源吹两声号角就能吹垮的？家长、学生和媒体，无不把应试教育当成不良事物，口诛笔伐，应试教育不还是那么坚挺？大家不照样还得为应试教育流血流汗？还是现实一点吧，鲁迅不是说过，在中国，要想在墙上开个窗户，都得付出流血的代价吗？
不错，做人还是要现实一点。左神童也悟出了世界的无奈。他无法摆脱的应试教育，不会照顾大家的心情，仍然灌输无用的知识。当然，不是完全无用，而是考试必用，不能不学。为了求取功名，考出好成绩，每个学生都得学会写那些空洞无物的八股文，考生们拼却性命，，也要把考试提纲死记硬背下来。
人生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说不清楚。但是有了应试教育，人生就是从悲剧开始。应试教育会问你：科举制度从何时开始？这个问题应该改成：中国学子从哪一年起就被考试的不幸纠缠不放了？从早年就开始笼罩人生的这道阴影，是一个双重的悲剧。考得不好难有出息，考得很好又如何？并不等于就有了真才实学。
左神童觉悟得早，看穿了其中的玄机。他知道应考是一码事，要掌握真正有用的知识，还得另辟蹊径。
聪明才智是人间最可宝贵的资源。国人对这种资源的分配很不合理，那就是王夫之所说的“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若要让宝贵的资源不致流于空泛之学，就必须“弃虚崇实，以使中国日新月异焉”。
有用的知识，无不关乎国计民生。左神童涉猎的科目非常广泛，计有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农业技术，制造，人事管理。这些科目，都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实用学科。
在晚清的道光和咸丰年间，这些学科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细分。这类学问有一个特征，就是注重对于边疆的研究，可以称为边疆史地学。若要再分，可以区分为西北边疆的史地学，和内地边境史地学。研究者以军事为目的，把经济、水利和农业技术融合于其中。梁启超给这种学问起过一个名字，叫做“历史地理学”。
在列强环伺的时代，这些知识对于制订军国大计，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如此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却被士大夫们瞧不起。这样就给人一种印象：凡是士大夫们宣判为离经叛道的书本，都值得读一读。士大夫们高居庙堂，食古不化，蔑视学以致用，离了他们的经，叛了他们的道，就有一线生机。
对应试教育恶心，不是20世纪才开始流行的生理反应，也不是当代才子独享的特异功能。在左神童的时代，有识之士就已经对沉闷的教学氛围叫苦不迭。韩寒一族也有一脉相承，左宗棠算得上一个祖师爷。
中国社会延续到左神童的时代，文人相轻，是很自然的事情，甚至是好事一桩。读书人本来不能一概而论。官员有清官和贪官之分，为官清廉者，最怕老百姓说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读书人也有优劣之别，那些学以致用的人，最怕老百姓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块砖拍晕莘莘学子。
左神童明白了，读书人要想造福社会，就得更新知识结构。心愿虽好，却会遭到体制的压迫，备感压抑。这时候怎么办呢？只得认清形势：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应试教育之所以具有无穷的伟力，那是因为它能左右大家的命运。和它抗衡，你会失去太多太多，不仅食色二性没有着落，甚至失去抬起头做人的资格。你要是有志气，那就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既把空洞无用的学问做好，又去掌握足以经世济民的本领。除了天资超群，还要刻苦努力。
现实，总是令人望而却步的。多少宏愿抱负，一碰到现实就会散架。考诸当代就可以知道，不愿读死书的孩子比比皆是，小小读书郎，几乎没有不讨厌应试教育的。可是，真正敢于冒家长老师之大不韪弃学不读的，倒是真没有几个。
左神童不想读死书，但他和现在的孩子们一样灵泛，能认清时事，不会冲动得去做烈士，用激烈的叛逆与现实碰撞。他的办法是折衷妥协。他认为，读书固然要读有用的书，但是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必须获取功名。社会的现实就是这般无奈，你不去参加科举考试，又怎能出人头地？于是他积极备考，踊跃投考，别人不让他考，他还要冒名顶替去考；另一方面，他又贪婪地摄取经世之学，执着于自己另类的追求。
后来的实践证明，掌握实用的知识，对于他成就一番大事业，才是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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