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市场如何决定收入”时，萨缪尔森首先承认：
“美国是一个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的国家。如果你是最富的400个美国人中的一员，那么你可能是一位63岁的白人男子，拥有常春藤学校的学位，净资产达7.5亿美元。你很可能是从制造业或房地产发家致富的。你能够达到顶层与你的出身和头脑都有关。或许你家族的生意至少就有几百万美元，这当然给了你一个很好的先决机会和相对优势。你的成功还可能是由于你在计算机软件或小镇优惠商店的经营中是一位开路先锋。
另一端是那些从来名不见于《福布斯》或《人物》杂志封面的、被遗忘了的人们。让我们听一听无家可归的失业者罗伯特·克拉克的故事。他是一个越南战争老兵，在1992年从底特律来到迈阿密找工作。他睡在街上的一张硬纸板上，盖的是一条偷来的床单。每天他和其他无家可归的人从地下水道里爬出来，为那些临时雇用他的公司做工。这些公司对向其寻求临时工的客户每小时收取8-10美元，但付给像克拉克这些人的工资都很低，然后将剩余的大部分钱用于自己的交通和各种工具。克拉克的工资单表明他工作31小时所得到的报酬仅为31.28美元。”
问题在于，
“我们怎样才能理解这些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呢？为什么有些人一年收入100万美元，而别的人1小时只挣1美元？为什么东京或曼哈顿的房地产每平方英尺值几千美元，而沙漠中的土地每英亩只卖几美元？像爱立信或丰田这样的巨型企业，它们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利润又从何而来？”
他认为，理解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懂得收入的边际生产率理论及供求关系。即某人得到的收入，一方面取决于，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他作为投入品能带来的增加的产出，边际产出越大，则对他的需要越高，价格就会越高；另一方面取决于像他这样的投入品的供给多少，供给数量越多，价格就会越低。如果此人拥有资本或土地，则他的收入还取决于资本或土地作为投入品能带来的增加的产出的多少，以及可替代的资本和土地的供给量的大小。
用这些理论解释比尔·盖茨的收入，就意味着，盖茨作为投入品其边际产出很高，而且不可替代。于是，盖茨每增加一天工作能增加10万美元的产出，在不可替代的条件下，这些产出的大部分都能成为他的收入，而产出又可以转化为资本。有了资本，就会有相应的资本收入；有了资本收入，可支配的物质能量变换体系扩大，则每增加一天工作能增加15万美元的产出。如此循环，则盖茨成为美国巨富。而克拉克作为投入品每工作一小时的边际产出只有20美元，但类似克拉克的人很多，供给过剩，结果能得到的实际小时收入就只有1美元。这中间还有一个环节是临时雇用公司。需要临时工的客户不敢或不能直接雇用克拉克，因为他们对克拉克这样的无家可归者不相信，怕他们偷东西，怕他们损坏工具等等；同时，他们又缺乏和克拉克这样人的方便的联系，因为克拉克没有住所，没有电话。而作为中介的临时雇用公司则具备和克拉克们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可以向客户保证用工的安全性、可靠性。很可能，在迈阿密某区，这样的临时雇用公司只有一家（他们常常与黑社会有密切关联）。在客户面前，他们享有垄断供应临时劳工的权力；在克拉克们面前，他们又是唯一的雇主。因此，克拉克每小时的边际产出绝大部分被客户和临时雇用公司分享。每小时1美元的收入仅能供克拉克填充肚子，而不能转化为资本；不仅如此，克拉克甚至还会因病需要借钱，形成负资产，逐渐走入要吃饭就不能治病，要治病就不能吃饭的恶性循环，最后在某一个风雨或拳脚交加之夜陈尸街头。
因此，看上去边际生产率和供求关系的确决定着一个人的收入多少。问题在于，边际生产率和供求关系恰好是交易中力量对比的两个关键因素。边际生产率高者，力量强；反之则力量弱；供不应求者，力量强；反之，则力量弱。因此，上述经济学语言又可以归结为，弱肉强食规则决定着一个人收入的多少。然而我们又知道，弱肉强食还有其他情形，例如信息不对称。拥有相关交易的充分信息者，在交易中就能占据优势，从而拥有较高的收入，而信息缺乏者，则只能有较低的收入。农民的收入不如粮商的收入，关键因素之一是因为粮商掌握较广泛的粮食供求信息，了解消费者的消费特点（品种、价格承受力、购买习惯等）。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边际生产率、供求关系和信息不对称全都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且每一项都随时处于变动之中。如果一方能展示于己有利的因素，而另一方则不善展示；一方能将未来的变化考虑在内，而另一方则只顾当前情况；更进一步，如果一方向另一方展示虚假信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则交易结果还会发生巨大差别。最后，正如我们以前所揭示的，收入将是交易双方战争（博弈）的结果。
当争夺利益的经济战争在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环节展开时，一个复杂的弱肉强食的食物链就出现了。居于食物链顶端者，可以支配庞大的财富，可以有无数人为之服务，可以为一次感冒而花费上万美元；居于食物链底层者，则只能在朝不保夕的生存压力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硬纸板上睡觉，靠面包屑度日，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悄无声息地死去。
让我们来看一看福特汽车公司构成的食物链体系吧。居于食物链顶端的，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大股东，他们每年靠股权可以获得数千万美元的分红，并且可以决定福特公司的发展战略、人事政策和主要经理人员的任免。位于食物链第二层的，是福特汽车公司的执行总裁，他可能同时是大股东之一，也可能不是。总裁负责贯彻落实董事会的决策，但享有相当大的投资、用人、工资政策的自主空间，对公司的兴衰、股东的利润举足轻重，并掌握着副总裁及以下人员的生杀大权，因此，其年收入可高达千万美元。在总裁之下的是副总裁，有的负责营销，有的负责生产，有的负责科研，有的负责采购。以营销副总裁为例，他控制着一个遍布全球各地的福特汽车公司的销售网络，并管理着庞大的广告开支，其目标是在一定的价格政策下使福特汽车的销售收入和份额不断增长。为此，他必须注意考察各地销售形势，并鉴别其中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决定各地区销售总部负责人的任免，并针对不同地区的汽车市场竞争形势决定不同销售策略。这位营销副总裁可能年薪数万百美元。以此类推，其下的地区销售经理年薪为数十万美元，经验丰富的销售人员的年薪为十万美元左右，新招收的销售人员可能只有三、五万美元的薪水。新销售员的薪水必须用于，一、偿还多年受教育的投资；二、酬谢其招募者或领导；三、购房的分期付款；四、一应日常消费品的开支；五、社会交往开支；六、准备结婚的开支。
所有这些开支又衍生出不同的食物链。由于这些年薪三、五万美元的白领人员的消费，形成由超市、便利店、夫妻店组成的商业网络，其中夫妻店是食物链的最低层。然而夫妻店本身又形成一个食物链，围绕着夫妻店的是烟酒及日用百货的批发商，送货员，顾客，房东，以及像克拉克这样的流浪汉和临时工雇用公司。
福特汽车公司食物链还不止于此。由于和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以及日本和德国的汽车公司竞争，福特还必须有一个社会关系网，包括媒体和政客。于是福特的利润一部分就流入媒体和政界，成为媒体食物链和政治食物链的营养源。广告是其中最常见的方式之一。由于巨额广告投入的存在，一个庞大的由记者、通讯社、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户外广告、画家、音乐家、制片人、演员、导演、替身演员、球队、体育明星组成的食物链变得越来越庞大复杂。这个食物链的共同目标是吸引读者、观众的目光，从而打开他们的钱包，让他们把辛苦赚来的钱花到可能是毫无必要的商品上，并且为了得到这些商品而更加拼命地去赚钱。至于政治食物链就更复杂，不同党派都有各自的政纲，吸引各类食物链不同层次的对象。围绕着政纲和政治权力的角逐，又形成与福特汽车公司营销体系相似的组织结构，或食物链。
当然，食物链内不同等级间有一定的流动性。夫妻店经营得好，可能扩大规模，成为便利店，甚至成为超市。反之，超市经营得不好，也可能店主会破产，被逼债，甚至进监狱，出狱后则由于精神错乱而与克拉克们为伍。但是食物链的等级是一定存在的，而且高低等级乃至同等级间都充满了斗争。高收入者一定是居于或接近食物链顶端者，而低收入者则是处于或接近食物链底层者。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推广，各种保护弱者措施的取消，食物链顶端占有的财富比例越来越大，而食物链底层则越来越赤贫化。
但是，这一趋势还是可能被逆转，如果弱者越来越团结起来，则强弱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而收入分布也就相应会变化。如果我们以社会保护弱者的程度来衡量其文明程度，则完全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社会将是野蛮社会，那里只有弱者强食，没有伦理道德；而由尊重人的生命为第一原则所构成的社会，一个由利他合作原则构成的社会将是完全的文明社会。介于两者之间的当是半文明、半野蛮社会。由于文明和野蛮两种趋势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和斗争，收入分布也就会不断的变动，而没有定式可以遵循。就世界整体而言，这个由少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完整的食物链体系并无文明可言，因此才有三位世界首富的财产等于48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的两极分化。就国别比较，则北欧国家的弱肉强食力量得到最充分地抑制，而伦理道德的力量则比较强大，因此文明程度较高；法、德、日其次，英、美再次。发展中国家除少数外，国内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因此文明程度更次。考虑到发达国家的财富来自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交换或称掠夺，则发达国家对外的野蛮程度最高。这可以从美国、欧洲、日本巨大的军事力量得到印证，事实上这些国家在是经常对外进行殖民侵略的国度。
由此可见，世界收入和财富的分布的本质乃是力量及道义的分布。在以“看不见的手”为原则的无道义世界上，收入和财富的分布就是力量的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