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差的说明(2009-09-24 19:26:20)

　　标签：文化 ；

　　一字之差的说明

　　刘再复

　　

　　 ； 《万象》今年第七期发表了李泽厚先生和我的对话录《共鉴五四新文化》，其中有句话是发稿排版后李先生再作补充的，传递之间排错了一个字，把“无须来者”，误排为“必须来者”。本文特给予纠正，并借此作点说明。

　　 ； ； ； 李泽厚先生在评价钱锺书先生时，称赞钱先生的学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又补充说：“但也无须来者了”。意思是说，钱先生的学问虽大，但后人无须把他的学术之路作为唯一方向。其理由他在与我的对话中已作了解释，因为钱先生已把中国学术“重博雅”的取向推向极致，后人最好多注意西方学术“尊新知”的优点。

　　 ； ； ； 关于中国学术重博雅、夸多识而西方学术尊新知、重见解的不同价值取向和不同学术方法，最先是严复所道破。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王，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方尊新知。”（《严复集》第一册，第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在《原强》、《辟韩》、《救亡决论》中又继续阐释这一观点，并批评中学“扬己抑人、夸张博雅”的现象（参见《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第52页）在对话中，李泽厚说，严复这一判断十分准确。新知是发明、发现，是思想、智慧，牛顿、爱因斯坦的一项新知比一座图书馆更有价值。因为图书馆只是知识库，它可以复制，而牛顿、爱因斯坦的发明、发现不可复制。李泽厚在高度评价钱先生的同时，通过“无须来者”一词，期待后来者注意走重发明、重发现的原创独创之路。严复在批评夸张博雅时，曾用“如散钱”、“如委积”形容之，有学者也曾用“散钱失串”批评过钱先生，我则为此作了辩护，读者也可留心一下。

　　 ； ； ； 把《共鉴五四新文化》对话录交给王瑞智先生后，泽厚兄除了想补“无须来者”一句外，还想在对话录“告别新启蒙”一节中用更明快的语言说明：启蒙应当走向改良制度，而不是走向群众运动。其实，这一思想，他早在二十年前（一九八九年四月）所写的《启蒙的走向——“五四”七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言提纲》就已经清楚地表述过。李先生在此文中提出“五四”另一个“压倒”，即“激情压倒理性”，而为以后所不断继承发扬。他在此文中说，第一次针对五四的启蒙而提出“新启蒙”概念的是何干之、陈伯达等：“三十年代，五四的启蒙方面便曾遭到瞿秋白等人的严厉批评，何干之等人提出的‘新启蒙运动’，更不过是为唤起民众参加抗战的宣传活动，即救亡活动之一个部分而已。”这之后，救亡压倒启蒙，激情压倒理性，五四的启蒙不是走向民主形式的建构，而是走向一个又一个的革命运动。尽管当时可以理解，难以厚非，但今天要注意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李先生在1989年五四七十周年时深刻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在《启蒙的走向》中提出了启蒙应走向构建理性形式之路的主张。他说：

　　

　　 ； ； 因之我以为，今天要继承五四精神，应特别注意发扬理性，特别是研究如何使民主取得理性的、科学的体现，即如何寓科学精神于民主之中。从而，这便是一种建设的理性和理性的建设。不只是激情而已，不只是否定而已。……

　　……可惜的是，在其他领域，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五四以来一直没有建立这种现代新形式。启蒙所提出的民主意识，始终没有通过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法律形式构建出来。或者初步构造了，缺得不到严格遵守和执行。如多次制定宪法，但常常等于一纸空文，并无权威可言。其他法律更付诸阙如。于是民主永远停留在空洞的条文或激情的口号上，行政则始终凭借和依靠少数人制定的“政策”，灵活办事，主观随意性极大。科学也由于没有论争形式和论争习惯的建立，不但产生后来丝毫不讲道理的所谓“大批判”，而且惟我真理在手，不容他人分说的反科学反民主心态一直广泛地影响至今。……可见，重要的是真正建立形式：首先是各种法律制度和思想自由的形式。构建理性的形式，树立法律的权威，乃当务之急。如果说，过去革命年代是救亡压倒启蒙，那么在今天，启蒙就是救亡，争取民主、自由、理性、法治，就是使国家富强和现代化的惟一通道。因之，多元、渐进、理性、法治，这就是我所期望的民主与科学的无私精神的具体发扬，这就是我所期望的启蒙在今日的走向。

　　

　　 ； ； ； 这是一九八九年“五四”七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提纲，收入1994年《李泽厚十年集》中，较少人读到和注意到。二十年过去，今年“五四”九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再谈启蒙应走向“形式”、走向制度，有点悲哀，它说明，中国现代文明建构史要打开新的一页，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