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2010年中国管理界的核心词汇

（文/诗经美学）

      昔贤孟子言死生之事，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忠义乃是死生大处，“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但在今天红尘滚滚的世界上，知者者甚少。况以此天地秉心而能出入商界，决胜帷幄富甲天下的人更少。然世上依然有如我兄培红一样了然洞穿世事者，数日前他将大作《忠义的资本》赠与我，使我如开茅塞，顿感千万个毛孔打开，周身通泰。顿悟今日世事的玄机莫过忠义二字。

    《忠义的资本》初读题目，不甚明白。资本如何忠义？忠义为何有资本？这两方面解来都使我平生疑窦。然而这正是深语微言，《楞严经》中言：“一切微言妙语皆是佛法。"如果用文言文来强解，或者可以是“资本世界，忠义以之”。大致是说“忠义是可以通行和决胜资本世界的。”

或者说是看看“拥有忠义品质的资本家是如何决胜的”。培红兄用晋商五百年的成功经验来证明这样一个定理。书中关于忠义带来财富和成功的例子不胜烦举，我自然不必在此赘述。

     然而这样的命题自然是与西方关于资本的定义决然相反的，西方世界定义的资本是逐利的、贪婪、无所不用其极的，甚至是丑恶和罪恶的。最好的说法也不过是资本带动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社会发展。如果与晋商对资本的要求而言，显然上不了台面。显然晋商所持有的忠义的概念上升到了更高人性本质的探究中。并在本丧失其秉心的前提下，最终实现或者因此促动了商业的成功。这是一个怎样的与管理学截然不同的答案。

     在今天西方全面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即将结束的前提，用一种崭新的（其实在中国已经实行了数千年的）的商业伦理观点看世界，会给世界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新规则，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崭新的管理模式吗？会是一个对当前困扰世界经济的痼疾最好的整治方案吗？会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产生怎样的震动？会对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产生的影响？会对世界金融生态带来何种启发意义？由此而泛化到人文生活中，会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生命价值和文化观念？

     对此能够做出正确回答的只有时间。然而中国人自然有一个资格，即可以用自己推行二千多年的的儒家文化来透析这一商业命题。  

    《易经大传》（孔子赞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首先把仁和义置于最高的人生价值的层次中。仁至今仍是中国最高规范的文化价值。仁是对生命所有过程敏锐地通觉感知中得出的直觉判断，是对生命存在过程最高价值的确认。而义是对仁的护卫。因对他人和社会的不忍之心和不忍之情而做出对自我的某种牺牲。《易经》中又言：“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仁与义是与情相关的，而情又是与吉凶相关的。是否秉持仁义直接与吉凶相关，与厉害相连的。曾子转述孔子的话，说孔子最重要的学问是“忠恕”二字，这个转述本身是否正确值得怀疑。不过“忠”不必限定在是否背叛的范畴中，实际上关系着人每天的行为态度，所谓忠厚者能日勤日谨，对自我本身就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态度。后代统治者不断把“忠义”向政治上靠拢，培养人“愚忠”、“愚孝”，不过是个并不高明的伎俩。 而只有晋商把“忠义"的思想贯穿于他们的商业实践中，此处的“忠义”并非可以用“诚信”两个字代替。忠义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彼此为对方有更多的责任和担负。这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情冷暖的社会是个极大的教益。正因为中国有一个绵延千年的文化环境才最终使这个适应人性的商业定理最终成为了颠覆不破的“真理”。

     晋商把忠义的关公作为精神偶像，奉为武财神，可见他们对“忠义"命题的认同。在世界经济面临和中国管理面临困惑之际，"忠义”会不是成为治世的良方，我们拭目以待。而且我希望培红兄的大作能够大卖，能够响当当地成为最畅销的书籍，那样对民智的启发和国家的治理太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