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决定组织实施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今年共100名左右高校领导将到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培训。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日前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实施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2010年项目的通知》。（新京报5月18日）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教育部门，就特别重视对大学校长的培训，以使这些大学的“掌门人”，能紧跟时代步伐，更新教育理念。其中，有两项培训令人关注，一是始于2002年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今年已经举办四届；二是始于2004年的“耶鲁-中国大学校长高级研讨班”，首届有10校27位校领导赴耶鲁大学进行海外培训。

此番教育部门组织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本应是以前海外培训项目的继续，不是什么新闻。可是这不是新闻的新闻，还是成为了新闻，被多家网站推荐到突出位置，引来广泛关注。

这是值得深思的。大学校长需要接受培训不假，到海外接受培训，开阔视野，也是必要的。但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却不对味——绝大多数的网络跟帖认为，这不过是校长们借机公费旅游罢了。

海外培训被公众“错觉”为公费旅游，倒不是公众知道海外培训的内幕，知晓这些校长报名参加培训班，却不认真接受培训，而是“点过卯”就开溜去游山玩水。反过来，我相信，这个由教育部门组织的海外培训，在纪律上应该是要求严格的，校领导们也是认真的，连去看亲戚也要请假的。但是，这么“认真”的组织、这么“认真”的学习，于现实却是基本无效的。这是比培训安排松散、组织不力更尴尬的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简单地说，就是学难致用或学不愿意致用。不是我国大学校长，没有对海外现代大学的认识，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重点大学的校长，80%有海外留学经历，按照统计海外留学经历的基本条件，这表明我国重点大学校长绝大多数在海外至少呆过半年以上。而这些有“海外经历+海外培训”的校长，在治校时，借鉴了海外大学的治学经验了么？从我国大学的发展看，没有任何迹象。

我倒是听过一位大学校长谈他的体会，让我印象深刻：这位校长说，我们这里在谈去行政化，可国外大学却在加强行政化，行政有行政的好处，效率很高。我们这里办一件事，可以集全校之力，可在国外大学，教授们一“扯皮”、一“反对”，事情就很难办好。

这就是校长“学成归来”的结果。我们得承认，在海外高校，长期以来强调教授治校，校长的行政权有限，他们确实在讨论怎样提高行政权，以平衡行政与学术的权力。可我们这里，哪有什么学术权？行政权就是学术权！如果客气一点，计算一下行政权和学术权的比例，可能是90%：10%。在这种情况下，校长居然还可用国外大学加强行政权，来否认去行政化的合理性，岂不怪哉？

在谈起现代大学的治校理念上，国内大学校长其实是不输给国外大学校长的——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国内校长也大谈治理学术腐败，培养杰出人才；在大学中的各种学生活动中，校长也寄语大学生挑战权威，独立思考。可是，真正落实到办学中，没有任何学校严肃治理学术不端，哪个学生敢独立思考试试!在这个时候，校长的办学，采取的是“务实”的思维。

不要说大学校长言行不一致，而是他们始终秉持利益至上的原则不动摇。在公开场合宣讲现代的办学理念，是为树立自己“教育家”的形象，获得“口碑”；在具体办学中，用手中拥有的行政权和学术权，谋取现实利益，是为了让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谓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两不误。

对于我国大学发展来说，根本的问题，不是缺现代大学的治校理念，而是没有保障这一理念得以落实的现代大学制度。确切地说，我们目前的大学管理制度，虽然办学自主权有限，但一校之内的财务和人事，其实给校长们很大的“运作”空间，不受约束，也由此“运作”、创造出很多偏离教育常识的教育措施来。发展我国大学，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对国外已经实行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实行“拿来”，在我国大学中也建立以“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为基本特征的制度，历史经验已经表明，这一制度并不存在在我国的水土不服的问题，而是造就了诸如西南联大这样的世界名校，以及蔡元培、梅贻琦一大批教育家。

但不知何故，一批批校长出去学习先进的理念，可现代大学制度却迟迟不见端倪。这次国家教改《规划纲要》好不容易提到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但同时注明“有中国特色”，这是怎样的特色呢——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感觉就是对现有办学制度的概括总结，似乎目前实施的大学制度，已经很“现代”了。于是，有关部门就等着海外培训结合很“现代”的学校制度，在中国建出世界一流大学来。这可能吗？当海外培训，也年复一年是新闻，意味着中国大学的建设离开常态，距离遥远，更不必谈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