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坑儒,留下万世骂名。除了“文革”中“评法批儒”,上下两千年,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为其叫好。即或有史家考证,说“坑儒”坑的多是“万万岁仙药工程”的假冒专家学术骗子,并非全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真儒,但“焚书”却铁板钉钉,无案可翻。
但就事论事,焚书却不是秦始皇原创,是帝国丞相李斯想出来的主意。李斯是法家,跟韩非同学。《史记》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黄老就是道家。道家和法家,原来是一家,皆“君王南面之术”,名“黄老刑名之学”。黄老提供思想,法家将思想变为可操作的统治术:刑名。司马迁在《史记》中,便将道家法家一锅煮,两家合传,名《老子韩非列传》。
道家貌似很飘渺,“道可道,非常道”,但并不是抽象神秘的“玄学”,而是帝王术:无为而治。君主无所作为,怎能治国?老子的答案:愚民。他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英明君主治国,就是让人民肚皮充实,头脑空空,四肢发达,心志柔弱。怎样才能让人民变成这种身强力壮头脑简单的瓜娃子?韩非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消灭“书简之文”与“先王之语”,只教给人民以“今王”的法令,“今王”官员就是他们老师。在韩非为君主设计的“理想国”中,人民不是农民,就是士兵,“今王”的是非就是他们的是非。
老子韩非的思想很法西斯,却是“空想法西斯主义”,如毛诗云:“屈子当年赋《离骚》,手中没有杀人刀。”坐而论道书生空谈而已。但李斯以大秦帝国丞相之尊,却有能力把“空想法西斯主义”变为“科学法西斯主义”,付诸行动。公元前213年,大秦帝国开国第八年,面对各种非议朝政的争鸣,李斯即向秦始皇建议: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皇家图书馆研究员)所职(掌管),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百家语者,弃市(死刑)。以古非今者,族(灭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四年徒刑)。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批阅画圈:“照办。”中国历史上这把著名的法西斯之火,就熊熊燃烧起来了。第一把火烧各国史书,即“史官非秦记”;第二把火烧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相当今天的文科类书。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相当今天的科技类书,不烧;皇家图书馆藏书,除“史官非秦记”,也不烧。
这烧与不烧,大有考究。为什么?科技书是没思想的实用技术,文科书却是不实用的思想学术。即使最专制的法西斯暴君,也不会跟科技书实用技术过不去,而只会焚烧文科书,革文科的命,文化大革命。但皇家图书馆所藏文科书不烧,供帝国专家学者“内部研究”,为皇帝提供古今中外东拉西扯的学问,貌似臣民皆愚而我独圣。最值得注意的是,唯有一类文科书,帝国大一统前的各国史书,无论公私所藏,统统焚烧,彻底消灭各国的历史档案和历史记忆。而帝国史官编写的史书,却不在焚烧之列。
这才是超越群伦的远见卓识。人不是猪狗牛羊,饱食终日,就无所用心。什么书都可以烧,但要天下人民不思想,变成木瓜脑壳,如老子韩非主张的那样,怎么可能?怎么操作?李斯人精,秦皇人中之龙,岂能不懂?他们太懂:普通人民的思想,不是来自抽象的哲理或玄妙的思辨,而主要是从具体的历史记忆中形成的。一言以蔽之:历史就是人民的思想教科书。“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的深刻用意就在这里:让人民只能按照钦定的历史书写,去谈古论今,形成思想。这样愚起民来,如春风化雨,被化为愚民,还要发自内心感恩戴德,为“功盖五帝,泽及牛马”的君主大唱赞歌:“太阳最红兮,始皇帝最亲~~”貌似生活在古今中外最幸福的时代。这比老子“虚其心”,比韩非“以法为教”,更高明也更有行之有效。
这不是假设。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历代的愚民,包括很多貌似博古通今却头脑冬烘的读书人,就是这样被批量生产出来的。
为《成都日报》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