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左派和右派来划分人们的身份特点，很不科学，很不清楚。左右影响挥之不去，说明当前的中国始终停留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之中，政治上没有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当社会已经清晰地出现了多元化利益格局的时候，话语却被肤浅的政治符号扭曲着。之所以仍然运用两个陈旧的词语，主要是思想方法陈旧，跳不出语言工具的束缚，不能清晰地分析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因此，今天的中国需要寻求一种认识的突围，理念的突围，语言符号的突围。

    我们提出一个民派的词语，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当前社会已经有了庞大的民间基础，却难以梳理出清晰的民间思想，民主思想。这种状态或许是出于左右之争的干扰。左和右是旧思维和旧政治的产物。左右之争，给当代中国带来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它既分裂着中国社会，又羁绊着社会的前进，误导着人们沉湎于旧的历史图形。如果不甩掉这些历史陈迹，当今社会就不能轻装上阵，特别是不能认清当今中国的真问题。所以，不愿被传统语言、被左右符号紧箍的人，一定要打出一个新的符号（旗号），那就是民派！

    我认为当今的中国，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主要是官派和民派！左派和右派不能清楚地说明当今中国问题的实质。左派与右派之争，更多地沉湎于历史的范畴，而民派与官派的分界，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利益之争，官派和民派的区分在今后将日益明晰起来。

    当今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系划分不应由左和右来描述，而应由官和民来描述。这是因为当今的官民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左和右两个词语并非不能沿用，但必须进行重新矫正和定位。那就是左派代表革新的民众意愿，右派代表保守的官僚意愿。左具有改革的倾向，大众利益的倾向，即改革特权和不平等的现状。右派的传统意义是保守，因此，今天的中国只有那些顽固地坚守既得利益而置民众意愿于不顾的群体才属于右派。

    如此分析后可以看出民派与左派的联系，官派与右派的联系。也就是说真正的左派应该是民派，真正的右派应该是官派。而今天中国社会的左派右派之分基本上扭曲了这一意义。譬如，某些被称为左派的人，实际维护的却是官派的利益。官派往往以国家利益来绑架社会，一些左派也往往以国家利益来维护官派。而某些被称为右派的人，奉行的却是民派思想，反对封建特权专制，主张民主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如其长期混淆下去，不如引用民派与官派的概念，用两个新的术语，事情便可一目了然。

    今天的民派，其意义应涵盖宪法中所称谓的人民这个主体，它的诉求和主张应当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之所以用民派这个新概念来描述传统的人民，主要是因为当今的中国，官民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今天必须解决官与民的矛盾。

    任何社会派别的思想和主张离不开社会基础。首先我们需要来清晰地界定什么是民派。民派是的权力之外的社会群体，凡是非政府、非国有垄断、非特权之外的群体，都属于民派范围。即使是体制内的成员，不管是政府官员或政府学者，只要他们具有民众的思想意识，具有正义感，倾向于关心平民大众的发展，都属于民派的范畴。民派是一个以思想观念而不是以身份来区别的一个群体。

    三十年的改革，已经使中国经济清晰地显现出官营垄断经济和民营市场经济两大轮廓。中国虽然从计划经济迈入了市场经济，但中国经济改革的结果，如其说改出了一个权力平衡的市场经济，不如说是改出了一个官营垄断经济，市场经济只是中国经济躯体中的附庸和从属，庞大的经济资源、政策资源和经济动力依然掌握在政府和国家垄断企业之中。

    尽管民营经济在人数和产出上看来规模庞大，但由于不掌握定价权，经济利润少得可怜。目前，在民营企业里就业的人数约为3亿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约为3亿人，而在国有垄断企业里工作的人数只有大约3000万人，但这3000万人的收入，足可以比得上民营企业中3亿人的收入。

    整个工业、服务业的利润收入大部分落入垄断和强势部门。银行、证券业人均年收入高达三四十万元，国有大垄断企业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5万元。而民营中小企业的平均年收入仅有一万多元。中国的企业间已经出现了惊人的收入差距！这种状况近年来愈演愈烈， 去年新报出的数字更令人瞠目结舌。证券公司拥有着800亿利润而不向社会分红。

    国有大型垄断企业掌握着基础产品定价权。电、气、油、通讯、医疗、教育等价格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价格，所有其他行业产品的价格都要依此来定价。当垄断部门将这些基础价格抬高之后，其他部门的利润只有被挤薄，被榨干，甚至企业破产退出。民营的中小企业毫无公平竞争而言。

    这种以权力为中心的改革已经使国家经济产生了严重倾斜，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收入分配拉开了巨大的差距，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只能是民间力量薄弱的原因。这些年里，民间学者日益被边缘化，倍受歧视和冷落，民间力量正在发生毁灭性的坍塌，代表民营和市场的民间智库几乎荡然无存。政府垄断着思想、文化、教育和学术领域，权力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和不可抗拒性。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民间力量如此薄弱，才会出现改革利益向一端严重倾斜的局面。因此，中国必须有民派利益代表的出现。

    目前中小企业艰难拮据，步履维艰，官营垄断企业形势大好。官派学者垄断着主流话语霸权，垄断着媒体，垄断着舆论。这种状态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均衡发展。因此，民派力量要联合起来，形成共识，反对官僚特权，反对垄断，反对不公平竞争，反对强权资本，反对崇洋媚外，仰人鼻息，反对官僚和资本结合起来挤压大众，反对国际资本在国内的超国民待遇，反对外资挤压民资，纠正多年来不公平不合理的经济政策。

    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切实关注以上所叙述的基本事实，我们建议政府部门改变历来排斥和边缘化民间学者的做法，转而听取民间学者的意见。尽管从形式上看，中国99%的学者都是政府学者，体制内学者，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代表着中国99%的思想和愿望。中国庞大的思想资源很多储存于民间，来自民间。中国政府必须改变多年来形成的一贯做法，由屏蔽改为聆听，由排斥改为合作。并且，中国的民间学者并非不具备合作性，中国政府必须把民间学者看成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只有建立科学的官民沟通机制，才会避免社会发展的畸形，才会避免越来越多的矛盾冲突。

    中国社会必须有承载社会利益诉求的知识群体，民派学者就是一种形式。中国社会要更多地求同存异，适当放弃彼此的个性，寻求共性。共识要有高度和水平，要让官民、左右都能接受。只有形成这样一种舆论格局，中国各阶层的利益群体才能得到均衡发展。

“民派论”的社会根源

       --------评仲大军、胡星斗的“民派论”

横舟

最近，国内学者仲大军和胡星斗有关“民派论”的一些论述和观点，在国内理论界引起广泛的关注。据了解“民派论”起源于大军网上的几篇文章，以仲大军、胡星斗为主要论述人。其主要理论形成的局限，来源于国内长期以来的“左”、“右”理论之争和当前中国社会的特殊环境。

中国理论界长期的“左”、“右”之争，和消极的自由主义理论的不负责任，使得国内民间学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面一直追求着新的突破。中国理论界长期的黑暗中的盲人摸象般的探索与追求，聚集民间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痛苦思索，再加上这些民间学者亲身体验的社会畸变所带来的刺激与提醒，促成了“民派论”的诞生。

改革，是中国的必由之路。是当初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在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下，制定的大政方针。处于文革后期的毛泽东，冲破闭关锁国的政策，与美国的恢复关系，就已经奠定着国家改革的开始了。但是，三十多年的改革，没有走入改革的征途，尤其是近二十几年的“改革”，完全扭曲了改革的根本，把中国引向了歧途，使国家完全的处于风险之中。

国家的一代负责任知识分子仲大军、胡星斗等人，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通过多年的思索，探讨出“民派论”，一方面是一个新的理论探索，另一方面也是在研究了近些年的国情与民情之后，在聚集和浓缩了最广大民众的主导意识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火花。

“民派论”，是民间学者共同研究的课题，是指相对于非民间学者而言的。或曰：代表全民意识与形态的理论课题。

探索这一鲜明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面新诞生的奇葩，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尽管这一新的理论还正处于萌芽之中，但于国、于民、于中华民族有利、有益的思想，我们有什么道理回避呢？为了民族事业苦心营造，呕心沥血，才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本份。

仲大军、胡星斗等人提出的“民派论”，有助于中国的理论界尽快的跳出“左”、“右”理论的怪圈，使中国的理论基础真正的回到中华民族的本质上来。不再为西方进行理论实验，中国也彻底摆脱西方理论实验场的尴尬窘地。另外一方面，也彻底从根本上改变理论长期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状态。使我们的理论真正的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

正确的认识“民派论”的主要观点，正确的认识“民派论”学者们的苦心造诣，正确实际的认识中国的具体现状和当前的改革需要，共同细致的研究和具体的完善这一新的理论课题。从而尽快的使“民派论”形成对中华民族有利又有益的东西。

同时，也希望“民派论”尽快的形成国家的主导意识，尽快的呈现明珠脱泥复明的局面，解国家于倒悬之态，为和谐社会奠定下一个有说服力的坚实基础。

归去来兮，西山不可久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