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要悉文,还是通理?


国家领导人究竟是文科出身好还是理工科出身好?这个问题在我们这边几乎不成问题:因为我们奉行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领导人自然也大都是这些“走遍天下皆不怕”的人物担任。在派往外国的公派留学生中,也以学理工科的为主。不过,在西方发达国家却不是这样。我们不妨先来看个究竟:美国总统奥巴马: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前原诚司:日本外相(未来日本首相)京都大学法学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是日本著名国际法专家高坂正尧的高徒;英国首相卡梅伦:布雷齐诺斯学院修读哲学、政治与经济;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斯坦福大学工程学博士;英国前首相布朗:爱丁堡大学经济学博士;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俄罗斯总理普京 :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德国总理默克尔:莱比锡大学物理化学博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法国总统萨科齐:巴黎政治学院法律硕士;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巴黎政治学院,国立行政学院、哈佛大学政治学及法学;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米兰大学司法系;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耶鲁大学历史学学士;小布什:哈佛大学商学院 MBA;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法律系;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哈佛大学国际关系荣誉学位。在台湾,现在政坛上的也大多是学法律出身,而在日本和韩国,政坛精英也大都是学文科出身。

为什么西方或东方先行的民主国家会做这样的选择?原因也很简单:一个人的思想、视野、世界观、人生观尤其是处理问题的指导思想,是与此人的成长背景尤其是教育背景直接相关的。一个人文学科背景的人,与一个理工科背景的人,在分析和处理社会、经济问题与矛盾时,其思路和手段显然是根本不同的。一个具有深厚人文社会哲学学科背景的领导人,显然熟知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变革历史的经验教训、社会矛盾分析方法和社会调研方法等,因此在发现、分析和处理社会经济问题时,也就更容易抓住问题本质从而对症下药。也许,具有深厚的人文社科背景,这一点才正是古今中外那些推动了当时社会进步的知名领导人、伟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特质所在。而历史上少有的几位理工科背景出生的领导人,似乎都免不了失败的令人惋惜的结局。这在我国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宋朝工于书画的画家皇帝和明朝那个热衷于干木匠活的皇帝。而在国外,要找出理工科背景出生而成功的领导人典范,似乎还找不出来。俗话说“隔行如隔山”。那些搞水电筑坝、搞机电捣鼓线圈FPC板、探矿找资源、编程搞软件等等理工科背景的网友,或许在自己的这些领域内是高手,能够只需听别人述说问题现象,就能判断问题根源所在;但如果让其面对社会问题,估计就头大了。比如,搞理工科的,比较容易法律意识淡薄,比较容易不善于与人沟通协调,比较容易不善于总结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比较容易缺乏政治敏感性,比较容易缺少高度长远的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比较容易掌握不了社会调研的方法手段以至于下到地方就被骗,比较容易对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与合作缺乏概念,比较容易与他国具有人文社科法律背景的领导人交手时败下阵来,比较容易捕捉不到些微社会问题现象背后的深刻社会矛盾。

搞理工科的,也许会因为设计问题或其他技术问题,而导致一座大坝、桥梁被毁,导致在一个地方打了很多井但最终却没有发现石油。这样的损失是局部的,应该说损失不大。但如果一个理工科背景人当了领导人,由于对社会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一头雾水,那么有其领导设计实施的社会发展路线和政策措施,就容易出现偏差带来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损失甚至是灾难。当然,并不是说人文社科背景的人当领导人,就没有这个问题隐忧了。只是,理工科背景的领导人,从其自身的知识结构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诱发社会灾难的概率更大些。那么出于发展安全的角度考虑,理工科背景的人尽量不要从政,对社会、国家和人民而言,则是一个最优选择的;而选择不从政,这一点却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中国当今政要学理工科出身的多,有其历史原因。大致上说,中国历史上是个重文化轻技术的国家。近代的耻辱导致很多人认为只要科学技术上去了国家就能富强,因此大批年轻一代普遍投身理工科,新中国成立后,又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进行了一次整改,取消了很多当时认为是“伪科学”、“资产阶级科学”的学科,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之外的西方社会学研究几乎全部停止,而政治是每个学科都要学习的课程,因此专业的文科(社会学、政治学等)除了中文外都没有多少价值。所以也就出现了理工科出领导的怪现象。当时的情况时,文科生少而且专业单一,理工科爆多,不像现在这样,现在的很多学科入管理学、社会学等在以前是非常少甚至根本就没有的。所以不能用现在的观点去套当时的情况,觉得是因为理工科理性、文科感性等等。如果你的单位有200个理科生,20个文科生,假设能力差不多,那么升为领导的自然是理科生多了。 也因此,我们看到:1989年江泽民登场时,建国后持续40年的革命一代掌权期就宣告落幕,而由一批学理工科的技术人才逐步主政: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后在全国各地工厂中羽翼逐渐丰满的江泽民登场后,政府核心位置都被工科出身占据。同他一起领导中国的李鹏总理以及此后的朱镕基总理也分别毕业于水力发电系和电机系。继承江泽民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也是一样。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的胡锦涛最初只是偏远山区甘肃省水利发电站的一名技术员,他能登上中央政治舞台可谓是一个传奇。温家宝也是毕业于北京地质大学矿山系的一名地质、资源专家。

好在这种情况正在改观。随着习近平的地位不断提高,他的学历也备受关注。习近平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后又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但是,从毕业于化工系(学士),后又完成法学(博士)课程的习近平的学历中可以看出,下届中国领导班子有望以社会科学为中心重组。而进入政治局的8名新成员中,没有人是在工学领域摘得最高学位的。这一点为上述预测提供了有力依据。一直同习近平竞争下届领导人地位的常务副总理李克强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系,另外还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商务部长的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国际媒体学。负责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经济副总理王岐山也是历史学领域的精英。他们将同习近平一起组建下届中国领导班子,这一点基本已成定局。由于领导班子的学历有所“进化”,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有望从目前的工学方式转变为社会科学层面的方式。过去,如果发生电力不足事态,就会下令修建三峡水库等大规模水力发电站,如果北方地区发生干旱,就会下达指示修建大水路。但是,出身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新一代领导人的思考方式则完全不同。如果担心水资源不足,他们会发起大众运动,以强调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同时为防止浪费水资源而考虑提高水费。

这些中国未来领导人的学历背景给我们一种启示,即,从前主席江泽民时代开始的工科出身的执政时代落幕,社会科学出身领导中国的时代到来,这意味着中国将把以增长为本的社会力量分散到社会稳定和国际关系领域,从过分注重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更加成熟的国家。可以预言:在今后国家各级党政领导人遴选中,具有人文学科背景的人会越来越多,原则上尽量杜绝让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人担任各级党政领导人;而这个“人文学科背景”,主要是指那些具有深厚历史、哲学、法律、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等文科背景的人,或者是指那些虽然缺少科班学历但却经历了较多社会阅历和磨练而具有丰富社会人文经验的人——因为,这是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