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权力一旦不受制约，必定高度腐败，甚至与人民为敌。中国的国企，自建立以来，走了三段以模仿为主的建设和改革的路子；期间，成绩与挫折并存，以成绩为主，但与成功尚有较大的差距。这有其历史的原因，更有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上的核心因素。党内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不彻底落实，就无从整体谈论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和辉煌成就。本文通过历史与逻辑的对立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探索出一条真正的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初级阶段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的新路子。当前国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亟需跳出旧窠臼，按照新路子深化改革，方能稳定地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阳光大道。

　　关键词：社会主义国家 国企改革 模仿 新路子

　　一、生产力决定论与我国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

　　梁漱溟在建国初期给毛泽东提建议，工人在天上，农民在地下，不公平，受到毛的强列反对。事实上，这是非常正确的建议。不论是阶级还是阶层之间，差别可以有，只是差别太大对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可持续发展不利。建国初期以较落后的农业经济为主。人民国家人民建，社会主义国家的积累必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需要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以机械化引领农业的转型发展，固取之于农民的分量相对而言要重一些。农民相对于工人在知识方面落后，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自然要小。唯有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工人的待遇比农民好一些是符合客观需要的，符合技术型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当然，这仅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单个个体而言。总的来说，工人、农民不是一个阶级，不能平等看待，这是客观需要，是毛泽东所说的“大仁政”。

　　建国以来直至改革前，中国的农村，相对于工业经济而言，是汪洋大海般简单落后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生产工具依然是千百年来传统的人畜结合方式，人力占一大部分，畜力占一大部分，机械几乎没有。所以，三大改造完成后，虽然中国的农村全部建立起了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的集体经济，这主要是政治革命所强制性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改变引起的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力也进步了，但进步的不多，还是在高度集权官僚式指挥下合作团结带来的生产合力的进步，而非科技先进带来生产力本身的主体性的进步，所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不适应。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是一般的客观规律。我们这样理解，并不排除特殊性，即在外在世界性市场经济一体化大背景输入的革命的先进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导下，在正确的与时俱进的民主政治的保证和促进下，先发展了生产关系，保留了集体经济的法律地位，从法制层面确保了不再复辟封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具体生产运作上退回到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实际的生产力的条件下促进提高每个家庭每个人——最小最基本生产单元生产发展的积极主动性，经过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积极发展农业，发展商品经济，使得生产力获得较大进步了，在获得农业机械化工具支持的前提下，再逐步自愿地以合作社的方式，或土地流转的方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的机械化，规模产业化，商品化，跟上时代工业化发展的需要。这类同于从前的租地，叫做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这在形式上类似于毛泽东的话“取消了资本主义，又可以发展资本主义”，也比较类似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阶级逐步蜕化，演变成专业的休闲阶级，食利者阶级，比较彻底地腐朽了，不得不聘请一些专业的经营管理者阶层来替代的作法，但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有本质的区别。

　　有了集体经济法律地位的保留，虽然实行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但在国家工人阶级统治的条件下，性质依然是集体经济，大方向不改变，即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实行策略的灵活性。所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方式及其结果，从阶段性特征来说还是务实的成功的。为什么要说阶段性特征呢？改革也不能脱离时代，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一切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于当时我国工业整体的相对落后性，并没有对农业机械化生产形成强大的支持力，而且还要从农业中提取极大的积累基金，助推工业发展，尤其是重工业。因此，农业的改革，也仅止于从发挥个人的积极主动性上着手，生产工具改进不大，在一定时期内仍然要局限于落后的农业文明模式。随后的乡镇企业发展，增长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一定程度助推了农业机械化。

　　二、我国国企建立与改革发展的三个模仿阶段，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文明建设对国企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为什么非要把中国农村的改革拉进来一块讨论呢？这也是个对比区别问题，且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在规律的研究上，我们讲究的是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纵与横的全面对比，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唯有如此，才能了解事情的整体与全貌。

　　我国原先是自然经济的农业大国，人口大国，更是新生的被近代以来一直主导着世界的西方持敌对意识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大国，这样大国的工业化基本力量，主导性力量，就必须从内生做起，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从农业大力发展开始，农业是国民经济和工业的基础，是改革开放的首篇。

　　所谓的国企，就是城市的国企，工商业的国企，是在农业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业文明。分析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国企改革的成败得失，必须清晰地了解其建立的生产力基础，国内主要的农村经济建设大环境。工业文明优越于农业文明，初步机械化形态的国有经济优越于自然经济形态的集体经济，两者虽处同一个时代，但不属于同一个等级，它们各自的改革从性质上而言也不能地相提并论。这一点我们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意识到，到今天为止，也很少人能意识到。所以，改革之初，我们事实上把农村农业的改革和城市工商业的改革相提并论了。

　　建国后，我国的工商业在管理方式上，是在前苏联帮助下仿其建立的，工商业体系的发展模式也基本一样，建立了基本完善的工业体系，优点和缺点都与之相同；改革初期，我们把农村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经验不加区别地移植到城市工商业的改革上，把两者相提并论，取得了一点点的进步；随后主要转向推崇西方的市场原教旨理论，进行抓大放小和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所谓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建设，大量国有资产被管理层收购侵吞，加强了大型国企集团的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也更便利于管理层的奢侈腐败，生产力有较大发展，但与健康可持续崛起还有很深的鸿沟，这种鸿沟与管理层和一般职工的巨大贫富差距呈正相紧密联系。我们可以这样说，历史不能假设，前进的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有代价，至于代价的大小，无法估量，连大概也不可能。也就是说，在国企的建立及改革发展过程中，采用这三种不同的模式，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合理性仅止于了了，不占主体，且越往后越是这样，占主体的不合理性的根源是什么呢？是党内的高度集权体制，党内的不民主，一个人或者少数人说了算的专制政治体制，广大人民没有发言权和管理权。改革前主要为左倾，改革后逐步转向右倾。不论是左倾还是右倾，均源自党内，源自高层。改革前是中央高度集权，左倾以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为代表，毛泽东负主要责任；改革放权后是各级政府和各部委部门的“县管们”高度专权，右倾以各级政府和各部委部门的党政一把手们大肆权钱交易、特权腐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代表，一把手们事实上的好大喜功，工作浮躁，生活腐化，脱离群众，集体右倾，集体负责。这种右倾以地方和部门为主，中央负总责，负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总之，一切都是少数官僚说了算。改革后来，特权腐败已由各级政府和部委部门的一把手蔓延到领导集体，消极腐败在领导层呈集体化趋势，结果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阶层逐步固化，引起社会比较普遍的仇官仇富现象。当前一些代表权贵既得利益阶层利益的主流经济学家还在大声疾呼剩余的国企集团再私有化。如果长此以往，则不排除如前苏联复辟变色的危险。

　　政治的核心目的就是管理经济生产，并分配财富。我们党的文件也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过去是，现在也是，将来还是。国企，即国有经济，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坚强物质基础，国企的好与坏，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是人民民主政治建设健康与否的结果，也直接支撑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为什么是“支撑”而不说“决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苏东国家，都是因为执政党高层官僚腐败变色，国企也随之私有化，复辟资本主义。故是党的领导、政治上层建筑决定国企这个经济基础，而不是相反。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属于近现代资本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处革命成功，本身生产力并不发达，经济基础都是革命夺取政权后新建立的，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起点低。这与西方根本不同。西方近代是先有资产阶级的工矿企业相对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先进的稳固的经济基础，之后才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无论如何发生经济危机和政治腐败丑闻，都不可能再倒退回中世纪的封建社会。

　　到目前为止，国企的运营依然主要靠垄断地位获取垄断高利，弊端重重，腐败奢华连连，并到了官僚消极腐败由于长期的积累而非常严重的危急关头，以富丽堂皇的楼堂馆舍、“三公”消费和不受制约的百千万高管薪酬为突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前无古人，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模仿，简单地向前苏联的高度集权型的模仿，简单地向农村农业文明式承包责任制的模仿，简单地向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模仿；以前所造成的失误，也不能叫前苏联承担，不能叫农村承担，不能叫西方承担，而要自己扛，实际上是广大人民来背负后果。我们原本希望通过改革开放走出一条高质高效的新路，但这不得不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尤其是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国企改革之所以会走如此的弯路，希望的目标之所以迟迟不出现，也正是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权力下放不彻底的结果，随后的两届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无实质性进展的结果，是在仍然高度集权官僚领导体制下走钢丝的结果。正如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强调：“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政治体制改革即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实际上事关全局，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之间，政治文明处于中间，属于中坚。政治文明本身建立于物质文明，决定于物质文明，包含着物质文明的一部分，又高于物质文明，并对物质文明有重大的能动反作用，也包含着精神文明的一部分，直接决定着更高一级的精神文明的建设，或制约或推动着经济、文化、社会整体协调发展。尤其是中国已经建立起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但生产力经济基础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政治文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对于当前中国改革整体推进有着决定性作用与意义。

　　因此，要探索出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符合广大人民意愿的科学且实事求是的国企发展壮大的新路子，新模式，这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农民阶级本身是封建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条件下，存在的一家一户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来达到基本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一个在近现代社会比较落后不稳定的阶级，可以随时向富农、地主阶级，甚至是流氓无产阶级后退，这是少数，多数都要向小资产阶级或者工人无产阶级进步。由于生产力的局限，科技知识很有限，思想相对保守、落后。

　　而工人阶级，严格意义上是机械化工业化生产的产物，是近现代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一个被迫的从农民阶级或者小市民阶级或者知识分子等，向工人阶级转化的具有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掌握了一定的现代化大生产科技的阶级。在近现代的中国，以先进的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为其代表，领导者。建国后的工人阶级的一般群体，从总体上来说，科技文化程度与生产工业化程度对比于农民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国家对工农政策的不同，工人国家全包，农民自给自足，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国家积累的主体责任放在了农民肩上，城乡户籍的限制，形成了事实上的工人在天上、农民在地下的巨大差别。

　　农村集体经济中农民的积极性并不高，干活大呼隆，吃大锅饭，最后连温饱都成问题。城市国有经济中工人呢？干活同样大呼隆，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积极性也不高，最后是产量和质量都上不去，大部分国企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依赖财政拨款，国内长期处于卖方市场，计划供应，与工人阶级先进性基本不符。当然，这里谈论的是整体，一般，不讨论像东北大庆工人“铁人”王进喜之类的典型性先进代表和山西大寨村农民。

　　是什么制约了我们农民工人的积极主动性呢？按理讲，农村的生活条件最差，改善生活提高生活的积极性应该很高的。其实不然。就农村来说，一是农村的落后生产力状况，二是实行的城乡户籍限制政策与“割资本主义尾巴”政策，三是人民公社实行“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政策，也就是说，最核心的一条，无论生产商贸还是财富分配，即在决策与管理上，农民都没有发言权、参与权和决定权，如此制约了他们向先进性发展的积极性和自主流动可能性。而从农村考上大学再来到城市进行身份置换的农民，所占的比例了了无几。且工业化以前及工业化过程，又是城市剥削农村的过程。

　　就城市工人而言，一是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国企几乎全包，家庭子女权力世袭——顶替、招工、接班，二是生产和销售都严格按计划行事，三特别是待遇上的平均主义。所以，无论生产商贸还是财富分配，子女就业，即在决策与管理上，工人也没有发言权、参与权和决定权，如此制约了其整体一般的积极性先进性的主动发挥。（附加一句，自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建立之后，工人阶级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无产阶级了，其像近代西方无产阶级的迫于生计的问题已经很遥远了，与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无产阶级有着重大区别，因而努力提高自身科技文化素质的外在资本剥削性和同行竞争性压力不复存在，大部分动力也就不复存在。这与西方现代福利社会下的工人阶级状况，特别是工联主义者，相同又不同。）当然，一个阶级群体的发展与否，尤其是在一个生产力并不十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工人阶级群体的先进与否，与其先锋队的领导和管理方法有至关重大的因果关系，也可以这样说，是建国后改革前毛泽东借鉴前苏联的高度计划、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管理模式，由于时代的限制和毛的阅历的局限而没有注重发展民主政治，直接导致了特殊时期国企僵硬呆板生产与管理模式的长期化，制约了工人阶级积极主动性的发挥。这正如邓小平的总结：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过分集权的专制主义的负作用就是官僚特权和愚民，限制老百姓的自主权力和积极主动性。所以，不但农村需要改革，释放激发农民的生产与管理的主人翁积极性主动性，城市的改革也同样需要，也要同样释放激发国企工人主人翁的生产与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

　　领导制度、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对社会发展的整体推进影响是整体性、全局性的。

　　不过，农村的集体经济的承包责任制改革实际上是自然经济，代表着将要逝去的农业文明，是建立在生产工具依然落后，人畜并用，机械化几乎没有，或者有，但非常不高，农民科技文化依然缺乏的现实基础之上。其搞家庭联产承包，只是核心地改变了生产资料——土地的使用权，并没有改变所有权，生产方式由集体分工合作，变成了一家一户单干或者自愿地几家合伙互助，劳动者数量是减少了，生产工具几乎一样，依然是人畜并用，但由于生产结果与个人收益直接挂钩，主人翁权力和积极主动性上升了，劳动强度和效率也大大提高了，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意义上效果好得很。且这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也并不影响或过分影响农村的集体经济性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但这毕竟是承包单干，与机械化工业化生产潮流不适应，还要积极发展合作社生产方式，机械化生产方式。

　　而城市的国企改革呢？虽然也是建立在机械化程度较低，工人科技文化整体依然不高的基础之上，但毕竟是国企，国家全民所有，属工业经济，代表进步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工业文明，机械化大生产，这时搞承包责任制改革，作为尝试和探索，还勉强说得过去，仅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是工人阶级尤其是企业领导者少数阶层积极主动性的提高，没有引起国企性质的改变，也没有引起收入分配上贫富差距过大的变化。之所以成效不佳，问题还在于权力下放的不够，最广大的工人阶级并无生产与管理的自主权，财富分配的自主权。再往后，再搞抓大放小、产权清晰，直至股份改革，只能是误导，是陷阱，不但大部改变了使用权而且相当一部分还改变了所有权，通过领导管理阶层个人收购、参股、入股等方式，极少数以内部职工入股方式，改变了国企的所有权，大肆侵吞了大量的国有资产，造成传扬一时的“郎咸平现象”，且保留下来的如银行、移动通信、电力、铁路等大型国企，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创新性并不突出，日益成为靠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既得利益集团。把落后的农业文明时代的自然经济，与先进的近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工业经济相提并论，同等对待，搞承包责任制，这已属误导。尔后再搞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造，直至管理层收购，以及靠垄断地位获取不合理的垄断利润，这与其说主要受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在侵蚀，还不如说是内在核心因素——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僚主义及其权贵阶层继续保持特权腐化的最佳选择，官僚特权阶层利益最大化的主动性选择，是更大的陷阱。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只相信少数，相信精英，只依赖最基本最原始的市场竞争机制，落后的丛林法则，来调节国民经济体系，而不相信和依靠人民大众，不主要依赖先进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进步，不依赖高级的政治文明的发展，封建时代的官本位及官僚主义依旧阴魂不散，没有认真汲取前苏联复辟的教训，这只能是明目张胆的政治上的倒退，实在的一步步地在把社会主义国家引退到资本主义的陷阱，引退到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前苏联有其实，其速，中国也有危险，不过是缓慢。其实，郎咸平教授对中国国企的改革方向所言，实乃千真万确，实事求是，非常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要求，也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不是把国有产权变为私有，不是股份制，而是重建职业经理人机制；应当强化政府尤其要强化中央权威，加强宏观调控和对职业经理人的监管，强化人民民主对政府官员和职业经理人的批评监督。即核心还是党内民主及人民民主建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变不合理的党和国家的过分集权式官僚主义式领导体制制度，来大力发展人民民主，提高党的顶层设计顶层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减少失误性，减少直至杜绝官僚特权腐败，从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三、对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中国国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十六字改革方针和自负盈亏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的系统批判

　　在邓小平的实际主导下，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进一步转换国营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和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制度大目标体系。这个管理体系科学与否？下面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西方的资本主义企业，属于资本家私有，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由于资本家阶级本身的逐渐腐朽化、蜕化、优闲化，逐步成为真正的食利者寄生虫阶级，才把企业生产运营管理的职能转移到聘请来的职业管理者阶层，实行所谓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企的所有权是属于国家全民所有，省市县地方国企的所有权属于相应的地方全民所有，企业本身具备一定的所有权和大部的使用权，保值增值权，发展权，还搞什么产权清晰？且在高度集权体制下，搞所谓的产权清晰改革，只能是厂长经理们为自己更便利的特权腐败、操纵甚至侵吞大量的国有资产，直至最终走向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借口，梯子。

　　至于权责明确，这是生产经营的应有之意，有使用权，有管理权，就必须承担相当的责任，保值增值的责任，对社会发展贡献和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责任。国企的企业家及工人本身就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之一部分，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全民生产与管理。这有什么不清晰不明确的呢？若有，也是官僚者在具体决策管理上的权责利不清晰不明确，只有权，没有责，伺机挥霍腐败直至侵吞国有资产的私欲更赤裸，更便利，工人的主人翁权力和责任的不清晰不明确，无权，只有被动的去承担管理层决策失误和腐败而发不出工资及下岗的责。长期以来的高度集中官僚管理体制，才致使官僚决策失误和官僚腐败得不到根本的纠治，才使得国企低效低能，比如上世纪五八年的全民“大跃进”，如抓大放小过程中由于内部暗箱操作，管理层收购而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这才是权责不明确的根本所在。因为决策与管理的失误，是体制的责任，主要还是领导的责任，决不能让普通的一般的工人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

　　要使国企政企分开，这本身更不科学。我们的国企代表什么？我们的国企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专政的执政基础，物质基础，本身既是当代社会发展对现代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又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主体主导，更是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宏观调控的核心平台，具有重大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两种身份，经济使命和政治使命双重任务。这样的企业，这样的地位，政企之间能够完全分得开么？党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拿什么为人民服务？衣食住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条件。所以，党的核心任务，就是要领导政府，组织人民，管理好国企，发展好国企，大力发展生产力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政企分不开，也不能独立自主。如果真要政企分开，在权力依然高度集中的政治环境下，也只有极大地纵容了官僚体制下的厂长经理们大肆投机牟利，为个人和小团体牟利，为了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为了个人和小团体利益而不顾社会整体全体利益，国企的政治地位与属性就几近丧失了。

　　至于科学管理，这与国企依然的权力过分集中，依然的厂长经理们一人或三俩人说了算的权力运作体制管理体制现状不相符合。现在的国企，职代会早已是摆设，就像人大代表会议一样，且历来如此。也许在一长负责制下高压下，单个的国企管理效能上短时间内提高了一些，经济效益提高了一些，但社会整体效益呢？假冒伪劣，低技术重复性扩张，贴牌生产，靠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快速富裕起来的是极少数经理老板和国企职工小团体。我们不要忘了现代西方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私有制大环境下，单个企业生产管理的极度高效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危害。所以，只要权力不受制约，不受最大多数群众的监督，职工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决策与管理就远称不上科学，也不会达到科学。

　　至于自负盈亏，与国企的身份不相符。这是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不是私有经济体，交给企业厂长经理们去管理，就可以自负盈亏了吗？太便宜了，天底下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事，国家所有的有形、无形资本资产，交给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一个小团体，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负盈亏？去做市场经济的独立经济主体？这根本站不住脚，在逻辑上也谈不通。首先，我们的国家并没有制定和落实关于追究由于决策失误或管理不善而使国有企业有形和无形资产一旦流失的法律条规。其次，国企的发展是体系性的，众多的国企组成一个基本的工业体系整体，它们的保值增值及承担主要社会责任，这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事，只占人口中极少数的企业家、厂长经理们，在权力缺乏监督，没有群众和外部社会声音参与其绩效考核，致使考核不科学的条件下，所不能也不愿主动承担，他们哪管长远和整体社会效益，只是以牺牲环境，牺牲社会大众利益的方式急功近利，投机发财，搭便车。经济效益好的话，内部领导入股参股甚至控股，竞相奢侈消费，职工配股分红，小团体高福利政策。这尤其体现在银行保险证券金融业、邮政和移动通讯业、房地产业、飞机铁路道路交通运输业、城市燃气、电力和自来水等公共行业，如高管薪酬突破百万、千万，2011年中国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年度利润总和高达1465亿元，而上缴国资委的红利仅98.95亿元，不到十分之一，整个国有商业银行2003年至2010年7年时间收费项目增加了十倍，当前银行业利润增速十倍于CPI涨幅，2011年的总利润超万亿，等等；经济效益不好的话，也就是破产清算了事，与内部领导无害，其职工属于弱势群体，不过再就业罢了。当然，这里针对的是一般性国企，不包括军工等特殊部门。

　　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尤其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在管理体制上，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上，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官僚式领导干部，厂长经理负责制并不科学，自负盈亏并不合适。

　　实行这样的体制，基本上还是改革以来，党中央制定的权力下放不彻底，经济社会管理权力依然过分集中，领导干部阶层的权力过大造成的，是改革过程中少数领导干部承包者既得利益阶层单独直接推动的结果，并不符合广大工人阶级包括全体人民的意愿。同时这也与我国改革以来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不系统，不全面不科学有很大关系。我们不能苟求前人，不能苛求时代，时代都有时代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但是，我们以积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认真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待现状，并且在积极促进现状向好的前提下，提出和研究这个问题。邓说，毛建国后沿用苏联高度集权集中模式，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也没有注意发展人民民主政治，而出现了一些重大的不必要的失误，并对此进行大胆的改革，继续实事求是，权力下放；并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是，邓还没有达到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系统地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掌握的程度，主要靠实践的一点总结和灵感的偶尔发挥。所以，虽然邓的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全面，但基本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范式，离科学，离整体的系统化和顶层设计还有不小的距离，特别是允许一部分人、少数人通过合法劳动先富起来这个政策提出后，关于怎么实现共同富裕上带有先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同样空想的色彩，就是“先富带动后富”，这是幻想，不现实，把共同富裕的重担寄托在先富者阶层，类同于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小贫富差距的重担寄托在资本家的良心发现身上。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领导干部在权力不受群众有效制约的状况下，信仰、道德相对于膨胀的私欲都显得苍白无力，改革要走样，模范带动作用成为美丽的谎言。没有人民的主人翁民主权力，财税改革、累进税改革、遗产税改革没有与时俱进。这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调节收入，合理分配，防止贫富两极差距过大的必须的正确的核心举措，尤其是对血汗工厂的血腥压榨剥削进行有效的制约。改革启动之后，农村中出现了个别的专业户、万元户，城市中少数的“官倒”、官僚腐败，尤其是大力发展的乡镇民营企业和外资私企老板的发财，大部分政府官员们就开始被诱导，主动开始或者利用自身权力优势直接经营公司，或者挂靠公司，权力寻租，为小团体生财，或者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或者把七大姑八大姨都招进机关、企事业，或者变相出卖侵吞国有资产，也就是说，由于权力下放的不彻底，群众路线缺乏具体执行的法规条例的细化保障，财税改革没有与时俱进，导致贫富差距的快速拉大，导致大部分干部的心理不平衡，刚开始是少数干部的腐败，后来是群体腐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官官相护既得利益阶层，少数快速富裕阶层逐步固化，社会阶层流动困难。贫富差距到目前为止已严重超过国际警戒线，并由此给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四、中国特色国有经济的发展，需要走社会主义本身的创新发展之路

　　那么，国有经济体、国企到底该如何改革呢？

　　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核心的依据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发展水平。我国虽然经过了连续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获得巨大的跨越，但是人多、地少、资源严重不足、现代先进科技还不发达的现状将长期存在，经济社会发展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最大的最基本的国情，实际，一切的方针政策、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都要依据这个基础，否则就是不切实际。在当前西方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高度一体化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在苏东大部分社会主义由于官僚腐败已经变色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已经大发展，但问题和困难依然严重，挑战和机遇并存的事实下，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我们的创新，更是我们的务实，实事求是，历史上必须如此。我国底层劳动人民不乐意低水平的大锅饭体制，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可跨越，市场经济必须发展。

　　但是，发展市场经济仅是手段，工具，目的是增加社会经济体的竞争性，增加外在压力和内在活力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力，并不是要改变和减弱国有经济的主体主导地位，并不是要继续施行封建时代的落后的高度集权官僚主义领导方式和原始的丛林法则。

　　发展经济，最终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的途径是权力下放，是现代的政治文明建设。在西方，是资本家的权力增加，侵吞和剥削工人的权力增加，追逐资本利润市场竞争的压力、动力的增加。在我国，应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权力增加，生产与管理财富的权力的增加。但实际结果是，在城市国企，主要是领导干部少数阶层权力的下放和增加，广大的工人阶层的生产与管理财富的权利，改革前不多，改革后又变小了，权力过分集中的现状由改革前的中央过渡到了改革后的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这就导致了改革中逐步发展和壮大的一小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导致了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的固化，社会上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变味。

　　前苏联党内官僚腐败变色已有前车之辙，我们能否继续走前苏联的老路？经过这么多年现实的对比和磨练，我想，绝对多数中国百姓是不会答应的，少数既得利益者代言人的经济学家仍在叫嚣再度变卖国企，但毕竟还是偷偷摸摸，并不高亢和嘹亮，响应者并不云集。

　　要搞好国企的改革，需要大力积极稳定有序发展民主政治，深化已经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在政改的基础上，深化变化不大的财税制度改革，用合理的正确的法律途径调节收入分配向权力和资本严重倾斜的不公。

　　用民主政治的手段管理国企，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是一种权力下放，积极的有领导有组织有秩序的与时俱进的管理方法，绝对多数人民通过民主集中制的选择，现代的高级的优化的选择，促进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使财富分配公平合理的方法，即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方法。而市场竞争，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由看不见的手松散滞后调节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绝对多数人的各自为政的松散杂乱选择的方法，最原始的丛林法则，最低级的基本的选择模式，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方法。我们要在现实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要大力学会两手抓的工作方法，运用现代民主政治文明，具体对象具体发展阶段具体分析，针对农村依然落后的建立在手工业基础上自然经济状态的农业集体经济，不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在社会生产力逐步发展逐步机械化的基础上，在自愿的基础上，引导发展专业合作社、规模经济，或者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发展规模经济，使之跟上时代发展的工业化的需要；针对城市的初步机械化的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既不能搞承包责任制，也不能搞领导者为主的入股参股及内部职工小团体配股的股份制，虽然说股份制企业是西方社会现代经济发展的主流，但这与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性质要求相背离，属于少数既得利益者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不法得利，不当得利，社会资本可以购买国债，但不应搭国有经济的便车，这对其他民众不公。在现有的科技和交通、通信等技术手段发展保证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已属时不我待，唯一正确的途径。具体的包括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市场运营和工资分配，即全体整体的管理，为适应现代社会与西方跨国公司产业集团在市场同等条件下竞争的需要，需要以所属地区和中央为界，地区的最小到县一级，市一级、省一级、中央一级，组成以各级人大推选的国资委为机构的综合职业化团队任期制管理体系，而不再是厂长和经理负责制，具体的组成人员分为三类，采用三三制，三分之一是政府代表，由县、市、省人大和全国人大从企业家和领导干部中直接选举，人数由地方到中央，可以是10人至20人不等，级别越高，人数相应需要越多，但也不宜过多；三分之一是各专业资深代表，主要是自然科学技术专家，包括不少于这部分代表人数三分之一的社会科学专家，既要强调国企的具体科技发展，更要强调国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需要社会科学领域相关专家的市场效益的综合风险及效益评估，提升国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性社会责任；剩余的三分之一是职工和社会群众代表，工人代表占这部分代表的三分之二，农民代表占这部分代表的三分之一。管理团队的总人数，从地方到中央，可以20人至60人为宜。所有县市代表都要由地方人民直选，省、直辖市和全国级代表在直选代表范围内间接选择。代表采取五年任期制，可以连任，不得超过两次，代表在企业不得占有任何股份，结合职称和工作贡献程度，工资采用年薪制，管理上集体决策，集体领导，一人一票，民主集中，少数服从多数。除重大科技机密外，财务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至于国企的生产方式运营方式，以企业的性质总组成不同级别的产业集团，同行业以分公司的形式出现在市场经济中。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就是计划经济及其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吗？是的，但与改革前的高度集中官僚主义式管理方式有质的区别，也与现代当下的国企官僚管理方式有质的区别，核心是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

　　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随着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资本输出，跨国公司及地区联盟的大环境下，世界已高度一体化，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后发展国家，要想赶上发达国家，对抗发达国家雄厚经济势力的跨国公司，必须集中政府控制的全民的财富和智慧，以形成规模的力量，发挥规模的效应，群策群力，才能有与时俱进的科技创新，才能占有相当的席位和市场份额，才能克服西方技术垄断和不平等贸易的不利因素。不但在财力上要集中，在科技智慧和民主决策上也要集中，以形成必要的物质基础，发挥西方股份制进行社会集资的同等甚至超过的规模效应，还要形成必须的科学民主决策管理体制，从体制上保证公平合理分配国企盈利，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确保贫富差距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以发挥每个人的积极主动性、创新性，提高国企的核心科技创新性和良好的社会效益，保证国企的健康成长。这是后发展国家快速健康崛起的必由之路。二战前及期间的德国和一战后的苏联就是集中的大规模发展模式，但缺乏民主决策与管理体制，故随后走向专制。

　　国企的国有属性本身就代表全民，或者代表一省一市一县的全民，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市场经济中不可能像私企一样达到完全的独立和自负盈亏，计划管理仍是主导方式，占主体地位，只是这个决策管理的过程不再像改革前的中央、省市极少数领导说了算，及改革后的厂长经理极少数人说了算的局面，不再是官僚体制，而要尽可能地把资本主义近现代科技发展的物质条件与我们的民主政治有机结合，大力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管理创新与发展，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事求是优势，克服官僚专制造成的官僚主义和特权腐败，市场投机，以及内部少数职工的特殊行业垄断性不当得利，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综合平衡与和谐可持续发展。

　　在新组成的国资委的领导下，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奖励办法，工资分配制度。在决策与管理上，或者科技创新上，贡献度较大的员工的奖励或年薪，不得超过一般员工年收入的10倍，内部职工不得入股。社会资本可以购买国债，但不能搭国企的便车。

　　五、结论

　　总之，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历史决定论，这是西方以自身的科技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发展和建设世界统一市场体系之后的世界性大环境所决定。不过，相对而言，西方资本主义是先经济后政权政治自发型发展，稳固型发展，国内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本身在理论上比西方进步，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现实上是在旧社会生产力较落后处，阶级和民族矛盾突出处，由于先进理论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先行进行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尔后才通过没收和改造剥削阶级经济，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经济基础，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且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容纳较宽的社会形态，正像现代社会还依然存在着部分封建帝王统治国度一样，更何况社会主义本身比资本主义先进。也正是如此，社会主义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有较大的差距，社会主义并不稳固，在社会主义国家初级阶段赶超资本主义的历史空间中，民主政治建设才具有非同一般的不可替代的第一决定性。

　　因此，针对国企的改革，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这十六字方针中，产权清晰和政企分开属于误导，政治、经济双重属性双重任务决定其自负盈亏不可能，权责明确和科学管理由于官僚主义领导体制而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只有真正切实发展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采取真正民众直接选举的各级人大代表（省、全国间接选举）推选的职业管理团队，才能保证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与时俱进性，保证国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成长，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平衡协调发展，保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