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2012年“两会”以及即将召开的“十八大”预示着的政治变局，中国开始针对互联网进行整顿，整顿的核心是针对“谣言”进行清理。
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3月中旬之后的一个月，已清理各类网络谣言信息21万多条，关闭网站42家。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说，互联网企业必须采取措施遏制和阻止各类违法有害信息传播，加强对网络谣言的甄别和拦截。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发动公众举报谣言。
其实，“谣言”一词是中性的：谣，即民谣、童谣；谣言，即民间传播的信息。同一信息，民间发布是谣言，官方发布是新闻。当一方把另一方的言论当成是谣言，就会招致对其封杀与敌意。由此形成不同的阵营，彼此攻击。当官民之间彼此不信任到了认为对方的言论为谣言的程度，社会管理成本怕是要不稳了。
《中国青年报》援引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的话：如果一起事件拥有多个目击证人，大家同时借助微博发布信息，不同看法会形成补充。当所有知情人的观点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互相补充、纠错的关系，实现真相的再现。微博不是制造谣言的地方，而是粉碎谣言的地方。所以“微博谣言”是个伪命题。
其实微博没有那么恐怖，只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人，才会用限制的方式，去对待这种民意的表达渠道。每个人都有自己对身边事务与传言的理解方式和评论尺度。我们没有必要去纵容，但也没有必要用矫枉过正的方式去强行规范舆论的影响。
舆论管理在很多时候如同钓鱼，需要有那种收放自如的感觉。终日诚惶诚恐难免会被弄得遍体鳞伤。
当诽谤朝政成为一种罪名，“莫谈国事”就会成为民众明哲保身的方法。甚至民众的爱国热情都会被别人利用，当执政者把百姓当成自己的对立面，严加防范。就会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江山社稷与政权，都会形成风雨飘摇之势，因为来自各方的打击与潜在危险，简直是防不胜防的。
2200年前，在大秦帝国，赵高为了考验朝中大臣，哪些是自己的异己分子，故意把一头鹿拉到朝堂之上，并宣称其是马，自然有正直之人纠错，表示“那分明是鹿，怎么能说是马呢”，赵高执意将其说成是马，并网罗罪名，逐渐将那些为他“纠错”的人诛杀，加强自己的摄政统治。史称“指鹿为马”。
1400年前，隋炀帝时代的宇文述跟李穆之子李浑有了私怨，意欲雪恨，无奈李穆家族有隋文帝赐给的丹书铁卷作为死刑豁免的保护伞，最终宇文述依然用阴谋无中生有地“创造”出其谋反的罪证，并将李浑与李敏家族32个人送上断头台。
900年前，南宋小朝廷，高宗赵构跟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飞结下过节，丞相秦桧设下阴谋，将岳飞捉拿入狱，并以说不清的罪名将其在风波亭执行死刑。由于罪名一直都没有说清楚，所以史称“莫须有”。
200年前，前清实行文字狱，人人不敢撰文说话，唯恐稍有不慎，就落得身首异处甚至满门抄斩的下场。
50年前，新成立的共和国政权进行了文化大革命，堪称文字狱的借尸还魂，给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甚至是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带来了灭顶之灾。
诸如指鹿为马、莫须有罪名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字狱，以及诽谤朝廷、谋逆之类的罪责，这些都是绝对权力的极端具体表现。
任何权威和精英政治，都会招致对权利的绝对化，以及对权利的维护。
国家力量对权利的维护是立体化、全方位的，从领袖意志到对于领袖权利的维护与支撑，从经济与金融角度，从文化与教育角度，从舆论与传媒角度，甚至从军队和国家机器的角度。当这些综合起来，就会形成庞大的，难以逆转的力量。
民间传闻，内政三招：维稳，世袭，搞特权！外交三招：抗议，装孙，猛砸钱！经济三招：卖地，印钞，挖资源！军事三招：吹牛，叠被，文工团！文化三招：选美，唱红，大联欢！教育三招：改革，收费，造脑残！开会三招：同意，举手，不发言！腐败三招：贪污，受贿，上下瞒！微博三招：删帖，封号，报国安！
当整个国家的所有力量都在维护那个绝对权力所带来的利益，并把那当成是自己的衣食饭碗，成为自己养家糊口，甚至封妻荫子所依托的核心资源的时候；当利益的获取形成习惯甚至上瘾了之后，相关人员的全家、整个家族甚至是利益相关者，都会尽量帮助TA去维护自身的权利不动摇。
中国的官民比只是简单的公务员和人口总数的比值。实质上中国财政供养的人数可不简单包括689万公务员，而且还包括庞大的事业单位，供养的人数将在5000万以上，官民比为1:26，而印度是1:109.5，中国比起印度的官民比高了四倍，而且这个数字所形成的追捧效应将会继续发展壮大。
在一个绝对权威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度，通常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
有人调侃“做爱与做官十大共性” (1)都有快感；(2)都有成就感；(3)都会上瘾；(4)都很累人；(5)都有力不从心的时候；(6)都怕失去；(7)都要讲究花样；(8)都不想下来；(9)都怕有病；(10)都想长久。
当拥有权利成为终极目标，就会形成一种趋势，那种趋势的推动力越大，就越是难以逆转。假如有绝对的权威，那种权威的统治会给人一种强大的震慑作用，让人在极度恐慌的情况下，说言不由衷的谎话、做昧着良心的坏事。
当权利形成机制是那种金字塔型的，而不是有其他力量相抗衡或者是制衡的机制，或者是有监督制约机制，就会形成难以阻挡的腐败。
在一个国家的系统中，政治制度是权利形成机制，经济制度是财富形成机制，舆论制度是言论形成机制，监察制度是权利制衡机制。
任何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对风险尽可能规避，对利益尽可能最大化。
有了绝对权力，就可以通过专家多方论证，通过媒体说上百万遍就会把谎言变成真理，把谣言变成权威发布，把匪夷所思的言论变成颠扑不破的铁证。
人在非主流方面努力做出的成就，绝大部分人是希望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是在用一种方式得到首肯，然后被授予信任，所以会有招安一说，即使没有反骨，都会以进入国家队或者成为嫡系为荣。但偏偏某些思想者并不是以此为原则的。
不要试图以一己之力与大机构对着干，你所选择的必须是大家都认定的主要服务或者拳头产品，如此才能投入大力度，整个机构的资源配合你走向成功。当你跟主流分道扬镳，也就意味着你与成功失去缘分。
你对旗舰的驾驭能力将决定你的未来，你所施展的空间，将不确定的东西确定下来，让别人笃定地成为信仰。让生命的瞬间成为标本，让那些东西值得记忆。
在官员系统中，人浮于事，谎言与欺诈盛行，指鹿为马，党同伐异，貌似团结在一个领导核心的周围，其实各有各的小算盘，职位最高的那个领袖，也变成了最为危险的那个人，时刻会面对致命打击，承担改朝换代的后果。
中国人是很务实的，遇到冤屈都会请求“青天大老爷”为自己申冤，由于中国的权利更多的是一种特殊资源，而非承担服务与公仆的天职，所以百姓见到官就要矮三分。
其实中国人大体都活得很累，去应聘要面对面试官，去签证要面对签证官，在考取驾照的时候要面对警官，在参加军训的时候，要面对教官。
同样中国到处都是老师，搞培训的叫培训师，搞建筑的叫建筑师，做会计的叫会计师，做咨询的叫咨询师，即使外界不称呼为老师，在行业内部、在企业内部都会以老师相称。
在非官即师的时代，我们往往难以挺起自信的胸膛。因为我们要表现出自己的谦逊，对别人的尊重。虽然那种谦逊很多时候仅仅是一种态度，而从内心是有很大的轻蔑的成分，但依然会让自己变得有点虚。
我们一面对别人极尽谦卑之能事，一面在实际情况中对别人的专业性进行贬斥。
我们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战国神医扁鹊的故事。
战国神医扁鹊曾经来到齐国，看望当时齐国的国君田齐桓公。扁鹊对齐桓公说：你有病了。齐桓公不信。讳疾忌医！可扁鹊坚信自己的判断没错，出于对国君负责的态度他反复的觐见。结果当扁鹊第三次看望他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完了，已经病入膏肓了，没治了，于是转身逃往秦国。结果没过多久，田氏齐国的齐桓公去世了。
但是，历史考证之后，我们断定，扁鹊见蔡桓公是历史的玩笑。看来古人在记载历史的时候也难免出现误差，而历史的真相可以通过多方的考证鉴别出来。
那么《扁鹊见蔡桓公》里的“蔡桓公”到底指的是谁呢？当然就是且只能是田齐桓公田午，因为当时蔡国已亡，而齐国此时的都城就在原来蔡国的都城旧地上蔡。
中国历史上，就从来没有过一个被称为“蔡桓公”的人，倒是有一个被人称为“蔡桓侯”的人，可是这个被人称为“蔡桓侯”的人在公元前695年就死了。他死时距离出生于公元前407年的扁鹊还要早上280多年呢；再说，这个蔡国也在随后的公元前447年被灭亡了，而那时的扁鹊仍然没有出生呢。
长期对机制的劣根性持包容忍让的态度，定会如扁鹊见蔡桓公一样。而长期的以讹传讹，不仅会让史实无从考证，甚至会从某种角度上混淆视听，就如杜撰了那个蔡桓公，还让后人以韩非子编了故事来哄骗当时的国君与后世的子民。
如果舆论环境所保护的都是那种被杜撰之后的故事，那么我们又何以实事求是，客观而真切地对症下药呢？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