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百年前，韦伯念兹在兹也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对于有权参与转动历史车轮的人来说，需具有三个决定性因素：“激情、责任和眼光”。因而，仅只“思想激情”是不够的，加上“伦理责任”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眼光”、需要“洞见”(insight)。换言之，对于今天的我们——不论是艺术家，还是批评家——来说，缺乏的不仅是“思想激情”和“伦理责任”，还有“眼光”与“洞见”。而韦伯的思想实践也足以证明，抵抗遗忘、重构历史还需要“眼光”。不过，韦伯虽然洞悉了“激情”“责任”及“眼光”，可是，他忽视了人类、历史向度上的“德性”或“道德理性”。正因如此，他的关怀也仅只限于民族、国家视野之内。而这也是其为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所诟病的原因所在。

　　当然，不论是对于艺术家，还是对于批评家，体验与“洞见”还是其实践的基本支点。不同在于，对于艺术家而言，自然基于个体生命意志的“思想激情”更为重要，而对于批评家而言，则恰恰相反，人类与历史向度上的“道德理性”则优先于“责任伦理”与“思想激情”。易言之，哪个优先，哪个则为切入点或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