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家有句成语，说作画要“意在笔先”。画马便需要“全马在胸”，画竹便需要“胸有成竹”，画山水便需要“胸有丘壑”。中国山水画家在作画以前，必须想到画纸上何处是山、何处是水、何处是楼阁寺观、何处是村庄篱落、何处是桥梁人物车舟，并且要研究整个画稿的高下左右、幅内幅外，把自己构思的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才开始作画。画竹也是这样，画家们反对“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的画法，因为这样想一笔画一笔是绝不能表达竹子的精神的。宋代文湖州说自己画竹之前已成竹于胸，如同亲眼看到一样，因为他能根据胸中的竹子，一气呵成。画家们称这是“追出胸中之画”。也许有人会感到这种创作方法太神秘了：人的心胸里怎么会有全马、全竹和丘壑呢?中国画家是如何理解生活的呢?
其实，中国画家的创作过程，决不仅仅是作画的那一瞬间。对客观事物深入观察和研究，在中国画家的创作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这种观察和研究的过程是长期也是艰苦的，杜甫称这样的劳动是“惨淡经营”。只要打开画史，我们便会看到很多生动的记载。
南宋草虫画家曾无疑，从少时起，便把草虫捉在竹笼里，日日夜夜地观察他们。但他感到这样还不够，便又伏在草地上研究，最后终于抓住了它们的神态，以致他说自己下笔时：“不知我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又如北宋花鸟画家易元吉曾经在自己的屋子后面凿了一个水池，蓄养各种水禽，并且穴窗揣摩它们动静游息的状态;他还曾进入万守山百余里，研究猿獐等动物，从而，他才发现了这些动物的真正特征。北宋最擅长画马的李公麟，据说每天从早到晚在马院里纵观各色名马，专心致志，甚至没有时间和别人说话。别人称赞他说：“李侯(李公麟)画骨亦画肉，下笔生马如破竹”，试问，如果他不“全马在胸”笔下如何“生”得出势如破竹之马呢?山水画家也是如此，所谓“不行万里，无以作画”便是说画家如果要画好山水，便必须饱览名山大川。明代画家石涛曾说，他要“搜尽奇峰”之后才“打草稿”。五代荆浩为了画松树，曾深入太行山，画了一万本，才得到松树的精神。齐白石老人画的虫草翎毛所以那样栩栩如生，是和他的苦心研究分不开的;从他的不少画稿上，我们可以看到画家对待生活是如何的严肃，他甚至连鸟尾有几根羽毛，哪根长，哪根短都作了详尽而科学的分析。徐悲鸿有一次为了画雄狮提起的后腿，曾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到动物园进行速写。他为了画马，认真研究过马的解剖，为了掌握马的动态，还曾画了不下千幅的速写稿。中国画家作画时很少修改，似乎是一挥而就，但是这里面包含着画家多少劳动啊!
中国画家对那种不忠实于客观对象的作风，常提出批评。宋代苏轼曾记载了两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收藏家杜某，保存了数以百计的名画，就中有一幅戴嵩画的牛，更是他所珍爱的。一天，他正在晒书画，有一个牧童看到了这幅画，拍手大笑说：“牛仔角斗时，尾巴都搐入屁股里，而今天抬着尾巴打架，真是荒谬啊!”杜某听了才恍然大悟。(按：《图画见闻志》所载系马正惠得厉归真画的斗水牛，故事完全相同。)又说五代黄荃画飞鸟，脖子和腿都伸展开了，有的画家对他说：“飞着的鸟，缩着脖子，便一定是伸着腿;缩着腿，便一定是伸着脖子，没有两者都伸展着的。”黄荃再细致观察，果然发现了这是他画飞鸟的一个最大毛病。据说宋徽宗赵佶有一次召集画院的画家写生孔雀，但是不少人画孔雀升上土墩，都提起了右脚，宋徽宗说画错了，大家感到莫名其妙，过了几天他才告诉大家：“孔雀升高，必先举左”，大家才信服了。这都说明，画家如果不了解对象，画出来必然是会失败的。
由此可见，中国画家一向所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道路，他们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反复地研究生活，一直到对所描写的事物的基本特征，非常熟悉之后，才开始创作。画家们把这些事物融化于自己胸中，经过大胆的意匠加工，去粗存精，更鲜明地表达出对象的特征，这样画面的形象显然比生活里存在的更典型、更集中、更加具有感人的魅力。所谓“意在笔先”，只能作如此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