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傅国涌
袁世凯的无奈
傅国涌
宋教仁横遭暗杀，新生的民国波澜迭起，孙中山选择武力解决之途，迅速被袁世凯的优势武力击败，民国缔造者孙、黄等再度踏上流亡之路，章太炎则被软禁在北京，这位“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与汤国梨新婚未久，在将近三年的幽禁之中，他们南北隔绝，只能书信往还。但是那些经过检查发出的信中仍有刺有骨，并非只有家长里短、儿女情致。比如1913年10月25日，章太炎在信中称袁世凯为“袁棍”。同年11月4日，他在信中感慨袁还不如曹操，自己欲做祢衡而不得：“观其所为，实非奸雄气象，乃腐败官僚之魁首耳。呜呼，苟遇曹孟德，...
1949年以后，1957以后，特别是1966年以后，无数优秀知识分子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仅这个题目就足以让后来的许多学者皓首穷经研究一辈子。 1966年9月2日夫妇双双选择自杀的傅雷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的人们提起傅雷，可能会想到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多夫》，想到他写给儿子的那些家书，想到他早年的美术评论，甚至想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那一幕，但很少有人会把这位温文儒雅的翻译家和下面这些怒目金刚的文字联系在一起——
“历史告诉我们：为政之道千头万绪，归纳起来只有简单的...
【按：好几年前，《南方都市报》第一次出时评集时，要我写几句话，就写了这篇小文。今天找文章时，发现了此文，虽相隔数年，对时评、时评与时代的关系、与我们生活的关系，这些看法并无什么改变。】
在1949年以前相当长的岁月里，《大公报》曾经是“中国最好的报纸”，胡适认为《大公报》之所以成功，无非是因为它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前者是新闻，后者是言论，它们共同构成了报纸的两翼，缺一不可。报纸的言论通常是以时评的形式出现的，包括社评和社外撰稿人执笔的个论等。自从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首创这一形式...
陈布雷日记中的浙大学潮
傅国涌
陈布雷由一位报人而受蒋介石的赏识，成为蒋最重要的幕僚之一，蒋对他信赖有加，他却从未利用这种信赖为个人谋取私利，因此赢得各方的敬重，而他总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在许多事情上，他给蒋的建议也总是善意的、建设性的。1936年初，他在杭州小莲庄休养时，浙江大学的学潮已蔓延多时，难以平息，连他自己的儿子也卷入了。
1933年4月出任浙大校长的郭任远是个心理学家，在管理上却完全不顾学生心理，所推行的军事化管理令许多学生不满，“衣冠不整”就可以着令学生退学，学生与老师...
我深知，对中国人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中国人缺乏宗教，缺少外在超越的信仰，可是，中国人不缺乏道德的坚守，不缺少人生意义的寻求，在其他国度或其他民族，用宗教提供的这一切，在我们这里是由历史提供的。换言之，当人家求助于宗教的时候，我们只有历史。我们不相信灵魂不朽，却把立言、立功、立德称为三不朽，就是相信在人类自身的历史中能够获得不朽。在我们的精神版图中没有末日审判，却有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头上有一个公正的上帝，却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没有天堂、地狱的概念，却有历史中的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绵延不绝的史家传统，保存了最完整的历史记载，秉笔直书成为后人尊敬的传统，包含道德褒贬的春秋笔法，...
“终信文章胜甲兵”
——读《吴宓日记续编》
傅国涌
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写日记的习惯，并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日记，这样的人屈指可数，其中，胡适、吴宓、竺可桢、顾颉刚日记无疑是史料价值最高的几种。《吴宓日记》包括1910年到1948年的部分，其重要性读书界早有定评。《吴宓日记续编》的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1974年，不仅是他后半生跌宕经历的真实记录，也是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完整个案。考虑到胡适1949年离开了大陆，竺可桢在1949年以后身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高位，吴宓以一个普 通大学教授的身份写下的日记，就拥有了独特而且更为珍贵的价值。在他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