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匡忠先生《吴仁宝你该把真经告诉给大家》一文引起我注意的地方，不在于华西村和吴仁宝，而在于王先生在该文中称：华西的真经就是严格的“家长制”的优秀典范，有个严格的“家长”。我当时留言道：“家长制不过是另一种专制制——吴仁宝是个好人，天知道今后的李仁宝、张仁宝……是什么样的人？希特勒也是家长制，只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家长。倘若因为华西村的家长制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而欲在全国推广家长制，那是相当可怕的。”王匡忠先生回复说：“我从来不相信制度、法律、办法。制度、法律、办法是人定的，也是人破坏的。我历来相信人，同样的制度、法律、办法，掌握在你手里你是一种用法，掌握在别人手里又是一种用法，这就是制度、法律、办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法律、办法掌握好人手里，就会为人民服务，制度、法律、办法掌握坏人手里，就会滥用……”。
这里有两个有待商榷之处，特提出来与王匡忠先生及读者们交流。
第一问题是制度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匡忠先生的前述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但从根本上来说，制度、法律、办法（不妨统称为“游戏规则”）更为重要。所谓“橘生淮北则为橘,生淮南则为枳”；“蓬生麻中，不扶而植，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虽然从字面上看，说的是环境，但倘若将“淮北”、“淮南”、“麻”、“涅”之类，理解为“制度”或“游戏规则”，那么这些话，客观说明了制度的重要性。邓小平谈到这一问题时曾十分深刻而又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制度变迁》一书，对此有深刻的论述（该书的主要内容见本人将逐渐上传的读书笔记系列）。
第二个问题是吴仁宝的真经究竟是什么。王匡忠先生认为是“家长制”。但我今日看了一篇题为《吴仁宝的成功秘诀："有福民享 有难官当"》文章，发现王匡忠先生的观点或许有误。现将记者与吴仁宝的一段对话摘录如下，供王先生和读者们参考（见《南方日报》2006年1月14日05版，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tszk/nfrb/dhdc/200601140149.asp）
记者:我们听说，这些年政府发给了您一大笔奖金，一共五千多万元，但您全留给了集体。为什么不要？
吴仁宝:照规定，我可以要，但我不要。一名共产党员，一定要想通。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如果一个人活在世上，有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而另一个人只有几百块、几千块、几万块，但到了马克思那里报到，都是一样。我今年78岁了，现在我有工资，拿那么多有什么用？
记者:但按农村的传统观念，可以留给子孙后代。
吴仁宝:我的子孙要自力更生，指望着我的财产可不行。我走的时候，如果分家不均匀，肯定闹翻天。没有了，我看更太平。
记者:会不会有人说，您这是在“作秀”？
吴仁宝:我哪怕拿了，老百姓一样拥护我。搞假的，我能当48年书记吗？我只要明富，不要暗富；明的少拿，暗的不拿。我始终做到“三不”: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拿全村最高奖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
记者:还有人说，您在搞“家族制”，5个子女全是“官”。
吴仁宝:华西31个正副书记，其中5个是我的子女。但这些岗位，他们是通过数十年的工作得来的，是群众公认的，上级党委信得过的。现在社会上的确有舆论说我吴仁宝搞“家族制”。但从历史到现在，华西有过6任主办会计，我们一家没有谁担任过主办会计。华西的账，是从1961年开始的，都可以翻出来查。可以这么说，我这个家族的人，都是为了老百姓，而不是为个人牟利的。要求老百姓做到的，我一家首先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我一家首先不做。如果都像我吴仁宝一家，这样的家庭还是多搞的好。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家这5个书记，现在解决了3万人就业，有的人还比我们富。所以，我不在乎人家讲，而且不是哪个讲了，我就改变。如果哪个讲了，我就改变了，那就改变了我的意志，也就改变了华西走的这条路。
……
记者:当前，部分农村地区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往往是“百呼不应”。但在华西，党组织却能“一呼百应”，诀窍在哪里？
吴仁宝:啥叫有权？廉洁才有权；啥叫威？懂行内行才有威。2003年，有一个外村的支部书记问我:“你们的老百姓这么听话，我那里的老百姓怎么不听话？”我对他说:“我是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自己不听群众的话。我听了老百姓的话，老百姓也会听我的话；我是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自己说错话。所以，我的负担就比较大，怕说错，因为老百姓相信我。你比较‘自由’，负担也轻，你讲什么话都可以。因此你说对了，他们也不会听。”当好一个村干部，我们要始终做到“两手抓”，一手抓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要同各级组织保持一致，一手抓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做一名干部，只要“两头”保持一致，就是一个不太差的干部。我们做干部，不一定做最好的，做不太差的就行了。这个“两头”一致，就可以健康长寿了，如果同上面不保持一致，单单同老百姓保持一致，上面不要你了，把你撤掉了，你没有办法为老百姓服务。
记者:上面和下面的意见“闹”不一致的时候，你的结合点在哪？
吴仁宝:我们华西提倡的是“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过去，人们讲“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是对的。但作为党员干部也这样讲，我就觉得不够分量，体现不出来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既能共患难，又能共富贵，党员干部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始终是“一面为民谋利益的旗帜”。要求老百姓做到的，干部首先要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凡是“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的，就有战斗力，经济就能发展，老百姓也能得到实惠，较快地富起来，官和他的家庭，也能富在其中，老百姓也不会让官受穷。事实上，只要我们做到“有福民享”，老百姓就没有理由去上访、告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