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是否作为、能否全面履行公共责任的质量和获得公众认同的指数。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公信力是其执政的依仗，如果缺少了公信力，政府就缺乏民意而丧失行政能力。

    公信力要体现出对民意的尊重、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和信息的透明度。

    “国六条”和九部委新政让我们欣喜地看到完善房地产统计和信息披露制度的推行，且不说实施成效如何，这一政策的出台本身就有着进步意义，尽管这一进步还具有相当的“保留性”。由封闭走向透明是对国民权利的尊重和对民智资源的尊重。政府毕竟不是全能的，也永远不可能会是全能的，提高政策的能见度，丰富且无成本的民智资源对政府行政执政都可谓百利无害，“非典”危机处理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九部委新政中合理控制城市房屋拆迁规模和进度的规定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控制拆迁规模既可抑制被动需求的增长，同时也可降低拆迁问题的异化程度。如何使地方政府明白他们应尽快适应由权力政府向法制政府、“任性”政府向责任政府的革新，中央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

    几千年来的社会制度，使部分不法官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对辖下民众进行合法伤害而获取利益，因为这种伤害几乎没有成本。这种制度和思维具有一定的惯性，再加上我们现行的制度还有不尽完善之处，这就给个别不法官员留下了空间。

    另外现行的官员任免制度促成了干部的“走读制”，这就易使官员间的责任衔接掉链，透支未来甚至成为官员们维持现状和“政绩工程”的基本手段和规则，寅吃卯粮基本成了地方的惯例，使在任官员疲于应付上任官员留下的黑洞。因为严重透支，在任官员往往无力去填补上任的黑洞，自然无法履约和兑现，所以诚信就无从得到保障。更令人不安的是，有些地方为了不履约，往往采取拖赖的办法，甚至动用公共资源和行政力量去对付守约方，采用明暗两手，使得部分职能部门有灰社会化的倾向。这样造成部分地方政府诚信的缺失，公信力的衰弱，使得政府与民众缺乏有效的沟通，自然会造成信息不对称或者是信息的衰竭和异化。往往地方官员的个人行为，民众却常常把其理解为政府的意志，而政府常莫名背了黑锅。

    政府信用对整个社会信用具有引导作用和示范效应。中国已经完成了革命政府的历史使命而走向法制和民意时代，作为法制政府，承担行政责任是政府的第一要义，政府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应连带着一份责任感。

    房地产政策因为涉及国计民生，它的制定和推行，应当有战略性、全局性，还要有很强的宽容度。不应当是为了个别问题，就要动用全部资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从根本上进行医治，激活免疫系统，通过社会、政府的自身体系进行有效的自动调节。彼德·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提出组织运行的最高境界，即系统思考。系统思考具有自主性和有效性，同时可以把问题解决在萌芽和初始状态，实现处理成本最低化，处理效果最优化。

    系统思考要求变以往习惯就事论事、视野狭窄的思维方式为全视角、全方位地系统思考问题。在观察、分析、控制、管理、协调某一事物时，要把该事物放在一个系统内，要看到影响事物的各方因素的相互关联作用，通过调整各因素的状态和处理、协调系统中的人、物、能量和信息，从而改变弊端，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并使系统始终处于自动生成状态，遇到问题后自动激活各必要功能进行处理。　

    政府要实现系统思考，就目前的状况看，还是一个遥远的期待，但任何改良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公信力的重要性，并全面启动了诚信工程的建设，由诚信、公信到系统思考，这虽不是起点与终点的演进公式，但却是彼此相牵的链条。

    通过房地产新政的推行进而推动政府诚信度、公信力的提升，政府须对以往行为负起责任，不抛包袱，不回避，也不掩盖。面对公信、诚信的政府，老百姓是愿意倾听和沟通的，对于政府的难处自然也就理解和体谅了。老百姓很容易满足，几句慰籍的话语，一斛干瘪的谷穗，都让他们心满意足，政府主动拉一下他们的手，他们就会感激涕零。因为民众不怕吃苦受罪，就怕得不到认同和尊重。公平和尊严是千年不灭的诉求，而这一并不奢侈的诉求，却让他们等得漫长而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