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内容摘要]“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的建设方案已经得到国务院的批准。本公开信认为：“两型社会”建设的两个试验区，不能在原有“工业文明”模式与理念下建设，两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原有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在“新文明理论”的指导下，超越中国和世界原认为先进的工业文明，组织设计“第三文明”框架图，在更高层次上建设我们的城市群和城市圈，为中国开辟未来建设与发展的模式与理念。

[关 键 词] 城市群（圈） 工业文明   不可持续   生态文明 “第三文明”

 

2007年12月7日，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传出消息，“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是为了落实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针和中部崛起战略，推动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国务院近几年，先后批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成都、重庆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位于中部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和长株潭将被推向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最前端，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体目标，以长株潭和武汉等九市为主体，发挥武汉在城市圈中的龙头和辐射作用，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武汉城市圈，又称“1+8”城市圈，即以武汉为圆心，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周边8个城市。城市圈的建设，涉及工业、交通、教育、金融、旅游等诸多领域。湖北9市政府部门主动拆除市场壁垒，搭建合作平台。工商、人事、教育等部门承诺在市场准入、人才流动、子女入学、居民就业等方面，建立一体化的政策框架，提高城市圈的整体竞争力。

2007年武汉城市圈土地面积为6万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2987.6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399.17万人，城镇化水平为46.8%。

2008年，武汉城市圈地区生产总值达6430亿元，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602亿元。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４０公里，结构紧凑。是我国京广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区、长江经济带的接合部，区位和交通条件优越。通过资源整合和产业布局，长株潭城市群应该可以成为三个典范：一是成为多中心网络化的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的城市群；二是有条件打造成为全国区域科学发展典范；三是有能力打造成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典范。

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总面积2.8万平方公里，占湖南省土地总面积的13.2%；人口1298万，占全省的20.4%，2007年的GDP为3468.3亿元，经济总量占湖南全省四成多。

    2008年9月24日《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

2009年1月16日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准。

 

一、为什么？不可持续^[1]

为什么要建设两个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其本质就是工业现代化。但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已经呈现出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一是规模效应递减——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处于边际产出递减的范围。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9.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7%。匡算结果显示，每增加1单位的投入GDP增长0.385个单位。2006年匡算结果显示，每增加1单位的投入GDP增长0.46个单位。2007年是0.48个单位。实际上自2003年以来，单位投入的产出不到50%。算上通胀因素，也只是在50%左右徘徊。如果把劳动力投入匡算进去，单位GDP增长可能还要下降。所以中国经济处于规模效应递减的状态是很明显的，GDP增长靠要素投入推动的增长模式也比较明显。

在短期内，没有技术进步的推动，规模效应递减趋势只会加大不会减小，换句话说，要保持现在这样的高增长，单位产出的增加可能需要4倍、5倍甚至更高的投入。

二是资源约束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对资源与能源是耗竭式使用。

2003年，我国GDP总值虽不足世界的1/30，但原油消耗却达2.5亿吨，消耗量居世界第二位；煤消耗15.8亿吨，占世界消耗量的1/3；钢材消耗2.7亿吨，占世界消耗量的1/4，比美、日、英、法等国家总和还多；水泥消耗8.4亿吨，占世界消耗量的55%……。

如果我们有无限的资源，如果投入可以不受约束地增加，这种高投资下的规模效应递减的增长模式也不是不能持续下去。但是我们受到的资源约束越来越大。

根据统计局按照支出法计算的数据，中国的资本形成率2005年已经占到国民市场总值的44.2%。从定义上看，资本形成率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比固定资产投资更能准确衡量投资水平。

三是投资受储蓄水平制约——中国继续增加投资的空间不大。

经济学理论意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在完全就业的情况下，投资率等于储蓄率(在开放经济中，应该包括外汇储蓄)。这意味着投资来源于储蓄，也意味着投资水平受储蓄水平制约。

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全世界储蓄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也正是中国高投资增长能够持续多年的支持背景。一些估算结果显示，中国现在的储蓄率在40%左右。2005年的资本形成率已经达到44.2%，如果用2006年上半年的数据，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替代资本形成，则2006年上半年的资本形成率已经达到46.3%。我们注意到资本形成率已经超过估算的储蓄率，就算储蓄率的估算有误差，44%和46%的投资率也提醒我们一个严峻的事实，投资率与储蓄率已经非常接近，继续增加投资的空间已经不多。事实上，中国的储蓄率也不是一直在40%以上，2002年以前许多年份储蓄率一直在40%以下。

按照一些国家的经验，伴随经济高速发展的高储蓄率可能的持续期大约是25-30年的时间，然后储蓄率就开始下降。中国已经经历27年的高速增长，高储蓄率是否会发生变化不得而知，但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应该不大。高储蓄率会下降，甚至会变储蓄为支出。

四是新增劳动逐步减少——中国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

按照生命周期理论，新增人口比例降低，劳动力“红利”将逐渐消失。在劳动力投入方面，也有供给的极限。关于劳动力“红利”即将结束的问题，有比较权威的研究。而且近几年沿海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和“劳工荒”的出现，已经开始证明，在目前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下，劳动力的供给已经发生变化。

大规模资本投入增长和劳动力投入增长都将遭遇储蓄率和劳动力“红利”的瓶颈。如果投入逼近基本资源的约束，如果没有其他的突破，靠不断加大投入规模支持的规模效应递减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

粗放型增长方式也增大了能源的制约条件。高投入的增长方式忽视高耗能高污染，能源使用效率大大低于国际水平，不但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也非常不利于应对当前的高油价危机。

五是发展模式与阶段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增长要开辟新模式。

中国经济已经完成高速起飞的经济发展阶段。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需要经历新的变迁。

在经济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开创中国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方向。“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价格体制的突破、国有企业的体制变革、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加强了竞争。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制度性的改革成为根本性的动力因素，并奠定了此后经济发展的基础。

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以制度进步为基础的。没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根本性制度变迁，就不能解释在没有巨大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如何能够实现改革开放初期的高速增长。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变成硬道理。发展被理解为增长速度。本来追求经济高增长的目标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的是长期可持续的增长，而不是心浮气躁的，不顾一切甚至牺牲子孙后代和国家未来发展的“高投入”的粗放式短期增长。特别严重的是，在大力推动GDP增长的同时，不但没有深入地解决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反而在某些方面扭曲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制度的变革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

国际的经验显示，发展模式要适应发展阶段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相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性进步推动了经济增长，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高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依靠投资推动的增长模式面临资源瓶颈，带来经济结构扭曲以及各种新的矛盾和不平衡。因此，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抛弃“粗放式”增长的发展模式，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移，进一步变革经济制度，创造经济持续发展的更好环境，就成了我们目前的必然选择。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证明，世界最先进工业文明，正在经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冲击，其发展还在继续。2009将是世界变革之年，创新之年，新文明的诞辰年。

 

二、两型社会？生态文明^[2]

“两型社会”，即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

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

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源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瓦特[James Watt]1768年制成了一台单动作蒸汽机为起点），这一阶段，人类拥有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开发资源和损失生态环境获得的。

生态文明始于1962年美国海洋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发表，使人类在近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的梦中惊醒。生态文明，工业文明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阻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态文明给陷入困境中的人类带来了曙光。

在众多的生态文明定义中，可以归纳为三种生态文明观：纯自然生态文明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文明观和广义生态文明观。

1、纯自然生态文明观。这是一种基于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的生态文明观，其内涵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客观世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这种生态文明定位于人类保护与恢复自然以实现自然生态平衡的基础上，是以保护与恢复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完整为奋斗目标的一切进步过程和积极成果。

2、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文明观。这是一种基于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与能动性和谐协调统一的生态文明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文明观将生态文明概括为人类以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与能动性和谐的协调统一为目标的一切进步过程与积极成果。即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人类保护与恢复自然和改造与变革自然的协调统一，是实现自然生态平衡与实现人类自身经济目标的协调统一，也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协调统一。不难发现，这种生态文明直接揭示了当代自然生态危机的主要成因，即是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与能动性和谐之间，或者说是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调与对立；同时也给我们指明了解决危机的必然途径，即必须实现它们之间的协调统一，这种生态文明概念自身涵盖了纯自然生态文明观。

3、广义生态文明观。这是一种基于既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又是人与人的和谐的生态文明观，其实质是将人类社会系统纳入自然生态系统而构成的广义生态系统的和谐。广义生态文明观认为，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和谐，进而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间并不属于并列关系，生态文明的概括性与层次性更高、外延更宽。

显然，第一种生态文明观旨在解决纯生态危机，第二种生态文明观旨在解决“生态•经济”恶性循环，第三种生态文明观旨在解决广义的生态危机（自然生态系统危机和社会系统危机）。因此，作为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生态文明观，应该采用广义的内涵，即：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观为指导，及时协调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生态因子矛盾和社会因子矛盾，实现“人·地”共荣。

 

三、综合试验？第三文明

ＧＤＰ的内在缺陷使得中国的ＧＤＰ承受着它本来不应该承受的压力，一个就是所谓外部的“国际压力”，另一个就是所谓内部的“行政压力”，这两者使得中国的ＧＤＰ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3]。

马克思把经济增长分为外延式和内涵式，也就是对应于我们经常说的粗放型和集约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把经济机会分为外生的经济机会和内生的经济机会。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为了利用外生的经济机会而搞外延式的增长是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尽管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很大程度就是所谓的“拿资源换增长”。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这些外生的机会就会逐渐失去可持续利用的空间，再走外延之路就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了。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些局限条件已经成为了转型理论所说的“有效约束”或者激励理论所说的“紧约束”，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作用越来越大^[4]。

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不能囚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圈子，认为“资源节约”，就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仅从技术层面思考，只想到提高技术含量；“环境友好”，就是在生产、生活，向大自然排污量要减少，只想到加大投资，治理污染。加之，两湖地区主要矛盾还是经济社会发展不足的现实，“发展是硬道理”成为试验区的核心理念。这样理解，故然没有错，但视角太小，眼界太低，很有必要开拓新视野，把视角和眼界提升到“新文明”的高度。

我们两湖地区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轨的“现代化”任务虽然没有完成，但原有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再也进行不下去了，我们是否可以试探着，向更高层次的文明跳跃，超越原有工业文明模式，整体上向“后现代化”的“新文明”（或称“工业后文明”、“第三文明”、“未代化”等）跨越。从简单跟踪、追赶先进地区和先进国家的“运河路径”、“跑道竞技”中解放出来，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

人类第一次现代化，是指从刀耕火种与渔猎时代向农业时代、刀耕火种与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刀耕火种与渔猎社会向农业社会、刀耕火种与渔猎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和深刻变化。

人类第二次现代化，是指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和深刻变化。

人类第三次现代化（如把“后工业时代”称其为大家熟悉的知识经济的话，则：）是指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转变过程和深刻变化。

第一次现代化，我们称之为“农业文明”；第二次现代化，称为“工业文明”；下一次的第三次现代化，其标志暂时无法定论，只能用“第三文明”代之。原有“知识经济”概念，与“文明”不是同一层次概念，人类文化分为三种文化范畴：一是知识文化，二是技术文化，三是观念文化。“知识经济”不能概括现有经济特征，没有包含技术文化。所以，不能用“知识文明”作为未来文明的名称。

上述“第三次现代化”（或大家熟悉的“知识经济”）就是——“后现代化”的“新文明”，它包括生态文明、物质文明、文化文明和政治文明四个方面的内容，集中于人类生产、生活的经济基础之中。

其实，物质文明应该包括生态文明，文化文明也包括政治文明。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把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单列出来，与物质文明和文化文明并列为四大文明。

这四大文明，其内涵十分丰富。例如：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称作“大文化”。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共业”包含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等。广义的“文化”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立论，认为正是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因而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域。文化，一般包括物质文化、认知文化、规范文化、技术文化等。

文化文明，在实践上，我们就是要把工业文化、网络文化、生态文化、创新文化、和谐文化、文化产业和文化遗产保护，加速发展知识文化，提高文化创造力和竞争力，达到文化生活现代化。

如把生态文明、物质文明、文化文明和政治文明“四个文明”都展开来思考，那将是未来社会庞大的系统工程。因此，两湖地区为两个城市群（圈）所作的建设方案，没有从更高理念角度认识到工业现代化过程不可持续的矛盾，只是在原有思维模式下，在产业的延伸、集聚、规模上做文章。

当然，两湖地区省级党政机构，只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其自主权是有限的，中央没有受权的，我们不一定不能做。但是，“试验区”就是要为党和国家解决一些很难解决的难题而设立，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必然带来观念的变更，认识的加深，我们有了改革权，就要因时、因地、因事制宜。“自主权有限论”并不能制约我们的思想，制约我们的理念更新，制约我们从更高层次思考具体问题。其中，最让我们头痛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改革，不是不能做，而能不能下决心做，它不仅能和谐我们的社会，消除社会矛盾，更能激发人民群众的热情，并与我们党和党政干部同心同德。

例如：政治文明，我从政府收入和财政收入两项“公平、公正、公开”上入手，进行必要改革，就是政治文明的起点。

例如：政治文明，我们从统计项目和统计指标上创新，就像罗伯特·肯尼迪当年竞选总统时所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把GDP与干部考核彻底脱钩，新增居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统计指标。

例如：政治文明，我们可以适度提高公务员工资水平，同时，全面压缩公务消费，在较大程度上消除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等社会垢病。

例如：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新疆一个偏僻不市，都能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地区，为什么堂堂国家级试验区不能做呢？党中央绝不会反对地方反腐倡廉。

我们不仅要让城市群（圈）的人民，感受到城市群、城市圈建设带的实惠，更要感谢到城市群、城市圈建设带来的社会公平与公正。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公平、公正与公开，比金钱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