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在不同场合都着重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收入分配已经成为不得不关注、解决的一个问题。现在实际是新一轮改革的启动期。值此关键时刻，我们特别应当像邓小平当年所要求的那样，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措施再得力一点，允许改革中有失误，但不允许犯不改革的大错误，在深化改革方面杀出一条血路来

　　改革分配制度势在必行

　　在全国两会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说，这段时间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在不同场合都着重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收入分配已经成为不得不关注、解决的一个问题。“中国社会发展到目前这一步，已经不仅仅是做大蛋糕的问题。前30年追求的是增加经济总量，现在要做的是怎么分蛋糕，怎么走向共同发展，让公平和效率兼顾。”

　　《香港商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蔡继明教授讨论政府报告时表示，一个国家GDP只有靠消费拉动，居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惠，而这更需要政府的良知，必须少切一块蛋糕给自己，减少政府行政支出，扩大居民消费比重。他还指出，更必要的是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进入不该由政府垄断的行业，通过行业之间的竞争，工资水平自然会逐渐趋于平衡合理。

　　台湾《联合报》报道，温家宝被称为“平民总理”，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最出色的还是民生议题，有人总结为“篇幅更长、政策更实、提法更新、标准更高、速度更快”。其中在大陆社会引起较大反响的，是房价问题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知易行难，改革方案还在敲定中，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也会更激烈，这项改革能否落实还有待观察。

　　从抓生产建设转向抓分配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登载王占阳的文章说，现在应当特别重视邓小平“南巡”后提出的重要思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从这些重要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在这里开始出现新的重大飞跃，就是要在适当的时机从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转向强调“分配是硬道理”，从政府职能的角度看，这种转变的实质就是政府的经济职能应当适时地从主要抓生产建设转向主要抓分配，即以建立和实施公共财政制度作为自己的主要经济职能。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内涵在于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的主要内容就是搞生产建设。改革开放初期和以后一个时期，这种主张是对的。因为当时的首要任务是搞生产建设，而在计划经济及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相当时期內，从事和推动生产建设的主要资源和权限都是掌握在政府手里的，这就使政府的主要职能必须是搞经济建设，

　　从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后，生产建设的主要职责就应由市场经济自身来承担，同时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也应当从抓建设、抓发展转向抓分配了，即以建立和实施公共财政制度作为政府的重点工作，这是符合市场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

　　深化改革的核心是分配制度改革

　　王占阳在文章中说，邓小平曾讲过三个“压倒一切”，一个是“现代化压倒一切”，一个是“改革压倒一切”，一个是“稳定压倒一切”。当前中国深化改革的核心就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和实施公共财政制度。这个既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核心内容，也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稳定都将取决于这一条。“以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稳定求稳定则稳定亡”。这才是政治发展的根本逻辑。

　　党和政府的重点工作现在应当尽快地转向狠抓分配制度改革、特别是建立和实施公共财政制度上来，我们也己注意到了这方面的最新可喜变化。现在实际是新一轮改革的启动期。值此关键时刻，我们特别应当像邓小平当年所要求的那样，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措施再得力一点，允许改革中有失误，但不允许犯不改革的大错误，在深化改革方面杀出一条血路来！

　　抓住收入分配这个“牛鼻子”

　　崔伟华在《北京日报》刊文说，今天的社会上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改革方面的病症：有关部门的“改革疲劳症”、基层单位的“改革厌烦症”、民众中的“改革恐惧症”、行业里的“改革垄断症”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掠夺症”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是一味地泛泛提出“深化改革”，就难以唤起整个社会的改革热情，也不易破解民众的诸多疑惑，无法形成推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的新共识。就当前来说，应该抓住收入分配问题这个社会矛盾突出和集中的“牛鼻子”，进行一场收入分配领域的重大改革，以缓解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