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钱有关的一些问题(6月7日)
关键词:金钱 历史 城市化 消费信贷 房地产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开放的逐渐广阔,中国民间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被越来越广泛地流传。前面半句来得很清高,后面半句来得很实在,理想终究被世俗所战胜。
——不错,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这句话遵循中国古代诗文抑扬顿挫的原则,可谓深得中国古诗文的精髓。就是这句话让每个人的安全感尽失,终日生活在惴惴不安之中。
人都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所以受贿也好,职务便利也罢,总之是为掏钱给鬼的人,大开绿灯。让其一路畅通。
还有一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意思大体是钱能通神。连鬼都要被钱驱使去做一些违背“鬼的原则与道义”的事情。
关于钱,我们有一些基本问题要问:
1、钱是什么?
钱是用来交换的带有公信力的物品。
关于钱是什么的问题?是个值得去追究源头的问题。
钱通常表现为货币,在货币没有诞生之前,人与人之间的资源与需求的相互交换,靠的是以物易物。当市场由于人的需求而得到越来越精细的细分,以物易物越来越不方便,就出现了大家共同认定的货币。
在起初是龟甲贝壳、黄金白银之类的东西,随后布帛也成为可以用来交换的金钱。然后由于金银之类的东西不仅携带不方便,而且携带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更重要的是并不是时刻都需要拿出来的,所以就倾向于寄存在某个名字叫钱庄的地方,钱庄给开据收据。持有收据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支取不超过相应数额的金银等货币,那个收据通常都有一定的含金量的,从对等到含金量的逐渐减少,最终演变成为单纯的纸币。
最早的纸币当属北宋时代的“交子”。发行于北宋1023年的成都。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比交子更早的是唐朝的飞钱。所谓“交钞之制,始于唐之飞钱”。“飞钱”是一种汇票,也称“飞子”。其后买飞子者不复支钱,转相授受,乃渐成一种习惯上的通用货币。
当然,还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
汉武帝时期因长年与匈奴作战,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困难,在铸行“三铢钱”和“白金币”(用银和锡铸成的合金币)的同时,又发行了“白鹿皮币”。所谓“白鹿皮币”,是用宫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每张一方尺,周边彩绘,每张皮币定值40万钱。
由于其价值远远脱离皮币的自身价值,因此“白鹿皮币”只是作为王侯之间贡赠之用,并没有用于流通领域,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只能说是纸币的先驱。
从这种角度而言,中国并不缺乏金融业的基础与基因。甚至与任何其他的国家相比都有更悠久的货币历史。
随着时代的变迁,政府逐渐把资产资源以及所有的话语权都收回来,比如盐铁、比如矿产资源,比如兵工武器等等关乎安全与国计民生的,都是国之重器,不可示人的。
在收回资源与话语权之后,政府发行出金钱,让老百姓通过各种形式的付出,得到那些钱,再用那些钱换取所需要的权利与资源,并让百姓使用那些钱来各取所需,一方面向政府相关部门购买,另外也向那些供应商购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死刑犯也可以交付一定的“议罪银”换取自身的生命,这不单纯是中国,在西方国家也是有“保释”这种做法的,而当前某人犯了罪,其至亲挚友纷纷竭尽全力把其“捞出来”,更是有历史传承的做法。这就跟被绑架之后绑匪索要的“赎金”有差不多的含义。
人的生存与发达需要得到授权,而政府则牢牢地把持着政策,就是说你可以买卖什么,不可以买卖什么,并不是由你自己来说了算的,你可以有需求,但能否得到相应的权利,却是需要政府来说了算的。
钱一直是政府发行的货币,那些货币在国内国外流通,上面有政府的背书,随着政府信用的提升与降低,而发生着升值与贬值。当然通常,货币是只有贬值而不会有升值的,所谓升值也不过是从横向的比较之中升值,或者是通向贬值的盘整,从纵向看,贬值是必然趋势。
这主要体现在于金钱的流动性泛滥以及通货膨胀率,通胀率高则贬值的快,通胀率低则贬值的慢,比如中国长期在4%左右的通胀率,就说明货币在国内的购买力,每年都要缩水4%左右。而类似中国这样开放的、与国际社会有强烈的依赖关系的国家,金钱来自三个渠道“央行发行的”“民间持有的”以及“国际资本”,货币政策早已失去了对通货膨胀率的调控作用。
所以从绝对意义上看,钱无非是一种赋有特定含义的符号印刷在纸片上,归根结底是纸片,从统计学与政策制订的角度而言,不过是一些没有任何生命力的统计数字。而在虚拟世界中,数字是随时可以被修改甚至被删除的。
2、钱多少才够用?
经常有朋友问别人都无法回答的话“我想去北京,请告诉我带多少钱才能生活下去”。
这个问题在不同人身上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且不说年轻人的生活,就连退休之后的养老,著名教授钟伟说,“2027年退休的职工,在京、沪、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预备1000万元养老也未必够。”而且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都计算得貌似无懈可击。
本人认为,这有中国自身政策的倾向性问题,更多的是在国际社会中生存的一种无奈。单纯这币值的不稳定就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钱一方面是用来购买生存空间的,另一方面是用来买发展的机会的,牵涉到安全感与虚荣感,每个人所要求的生活品质与物质条件是不同的。
所以钱多少才够用的问题,是永远都没有统一答案的。
3、我们何以拥有这么多的钱?
陈志武教授说,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8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买卖东西的自由,他们有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或说“钱化”阶段。
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金融资本。
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
1998年的房地产改革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为中国的土地、资源以及老百姓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开了大门。1997年时的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是190亿元,2006年底升到2.2万亿元,也就是说,所有住房按揭贷款票据所代表的资本总值为2.2万亿元,这是许多家庭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所以,那次改革为今天提供了至少2.2万亿的金融资本,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人们未来的收入照样会有,但却无法变成今天的资本了。
房地产商品化带出的不只是住房交易这种实物市场,而且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下,房产又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
从契约理论的角度讲,财富往往是物、是“东西”,货币是把“东西”卖掉之后的价值载体,而资本更多是“东西”的“产权证”,它是广义的货币所购买到的权利,是与具体的“东西”相对应的产权。
最能区分这三者的“东西”要算土地,土地是财富,但它不一定是资本,更不一定是钱。首先,土地必须能买卖交易,否则它既不是钱,又不能转换成资本。土地的“产权证”最重要,“产权证”的流动性使土地权成为资本,以资本的形式让土地所承载的财富赚更多的钱。
但这个产权证却很滑稽。因为将产权约定期限,相当于使用权或者是小产权。其实使用权无非是时间短一点,小产权所受到的保护也少一点,以商品房的产权去嘲笑通过租赁所得到的使用权以及处于民间私下交易的“小产权”,更多的是以五十步笑百步。
当我们看到墓地都会给规定出仅仅拥有20年的使用权的时候,我们就理性而深切地感觉到:从中国的特殊人口与政策环境而言,要得到永久性的产权,大概是不能指望了。
所以,从繁荣经济的角度,我们要感谢那个倡导把房地产变成商品的人,虽然仅仅是临时性的产权,却给了人炒作的空间,那个人说,农村的土地和房子都不值钱,人口密度越多的地方,商业越发达,刚性需求越旺盛,土地和房子价格越高,所以倡导中国大力发展城市化进程。
到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时候,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占总人口49.68%;居住在乡村的67415万人,占50.32%。同2000年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出于自愿或者被迫,被聚拢到都市里的人,不得不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而支付更高的成本,终日奔波,并赚取足以让自己有立足之地的金钱。
所谓房子,是预支了自己未来20~30年的财务数字,在房子本身售价的基础上,加上了其他一些成本,比如银行的利息、房产税、契税以及装修、家具等费用。所有东西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价钱去购买的,当然不可避免的还有投资炒作的心理,而这些就支撑了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更成为压在中国人身上的巨大石头。
陈志武的文章中说,现在A股市值达到17万亿元,境外上市公司市值近1.5万亿美元,相当于11万多亿元,境内外股市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超过28万亿元的资本!上市后的公司股票本身就是新的资本供给,新资本供给量等于股票价格。
这28万亿元的金融资本代表的是什么呢?其中一部分是这些公司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厂房、设备等等,相当于公司的账面值或说净资产,反映公司过去的投入,但这只是公司市值很小的一部分,更大部分是公司未来收入的折现,是对未来收入的资本化。
以无锡尚德为例,它的市值是53亿美元,但其净资产只有6.6亿美元,是公司总市值的八分之一,所以,有46.4亿美元是无锡尚德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今天这46.4亿美元的资本供给是没有的,中国的“钱”就会少46.4亿美元!中国银行A股价格是每股净资产的3.8倍,其中2.8倍是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因此中国银行近四分之三的市值是未来收入资本化的结果!从另一种角度而言,难道不是未来收益的提前购买吗?
市盈率也是以20~30倍之间为相对安全合理,没有被高估也没有被低估的,一次性地给你未来20~30年所能赚到的钱,这样的诱惑几乎无人能抵,所以为了得到那样的机会,所有的投资人,所有的创业者都不惜投入重金,把那作为任重道远的目标,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证券公司、交易所以及其他服务机构,自然都会乐此不疲的去做事赚钱。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未来收入,比如,个人的未来收入是财富,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把未来收入做票据化、证券化变现,那也顶多是可以感觉到但不能花的财富,也不是资本。通过将部分未来收入以“产权证”(抵押)形式流动起来,未来收入流也能成为资本。由此,我们创造性地完善了消费信贷的概念,信用卡的概念,以及市盈率(PE)的概念,住房的抵押按揭,基本是在20~30年之间的。
最为恐怖的是消费信贷。
中国银监会2009年8月13日宣布,正式发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启动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审批工作。银监会将对此类机构采取先试点、后逐步放开的方式,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成都四地各批准一家机构进行试点,成功后再进行推广。
本人当时就撰文提出,任何信用消费都是逐渐压在骆驼身上的稻草。不知道哪根稻草会把骆驼压垮。虽然短期或许会拉动内需,刺激经济,但消费金融的举措无疑是饮鸩止渴的决策。这个详细见2009年8月19日文章《消费金融,是饮鸩止渴还是被绑架的决策》,在此不再赘述。
所以大约可以认定,中国当前所消费的,是未来20~30年之内的钱。
4、得到尊崇感怎能缺少金钱的支撑?
人所受到的接待规格,都要从人所展现出来的形象上形成差异。所谓形象也是多层次的。
第一层就是身体发肤,天生丽质的美女帅哥都可以得到更多的吸引力,并成为收人追捧的人,所以塑身减肥,吸脂隆胸之类的事情,才会形成巨大的市场。
其次是往身上涂抹的化妆品的价位与品牌档次,香水的味道,都会给人不同的感觉。据说也会给自己营造吸引不同人群的气质。
第三层是穿衣服的品牌与档次,所携带的背包与所戴的眼镜,都会形成差异化接待的原因。这让名牌仿制的行业呈现供需两旺之势,并如雨后春笋一般难以抑制。
第四层是身边的伴侣形象所给别人的感觉,所以,人总是会习惯性地妆扮自己的伴侣与最亲近的人,不被身边的人比下去,不管是生活上的配偶还是幼小的子女,甚至是年迈的高堂,都是用金钱堆砌起来的感情与虚荣。
第五层面是名片上的企业品牌,职位称呼以及手机号码是否吉利,都会形成不同的印象,用以判断你这个人所拥有和可支配资金与资源的数量级,是否值得别人给予特别款待。
第六层面,看你所开的汽车的档次以及所居住的小区的层次,都可能会给予你不同规格的接待。经常与达官显贵在一起交往,也是需要花费不同规格的金钱的。
坦率地说,当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可以购买到一切的时候,金钱就已经泛滥了。虽然受到高规格的礼遇,会让人得到尊崇感,会得到很多额外的机会,但实际上还是难以掩盖自身在安全感方面的缺失,并以追逐金钱为唯一目标,用以提高安全感。
5、是哪些因素让我们的钱泛滥成为灾难了?
陈志武教授说,人口流动的增加、异地贸易的上升也反过来增加对“钱”的需求,又刺激中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升。
当一个村、一个镇、一个社会的人哪里也不远游、不外出的时候,他们对“钱”的需要会很少,金融在经济中的份量会很低。可是,一旦远游盛行,一旦异地就业日益普遍,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钱”相对于经济产出的比例就越多。
导致我们的钱泛滥成灾的原因有很多。
综合来看,主要来自央行的货币政策、国际资本的倾斜以及民间资本。在财富、资产、未来收入被资本化之前,它们首先必须被产权化,产权的范围和归属要清晰,而且这些产权必须可以通过票据化形式自由交易、流通起来才变成资本。
市场化改革只是缩短了“财富”跟“钱”之间的距离,而“资本化”改革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钱”越来越多的更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第二阶段改革的直接效果是将四大类(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第四是政府未来财政收入)“财富”转换成“资本”,使中国的金融资本大增。
中国的资本化根源就是被国际资本的指教,把所有的一切都作为标的,挂出来销售,并变成钱,不管是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土地、房子、商誉;历史的、现在的、未来的;地上的、地下的,活着的东西,死后的东西,以及没有出生的东西,似乎只要是可以换来金钱的东西,都被我们挂出来卖了。
追逐的人多了,自然就会升值,同时竞争自然越来越激烈,所以钱才会越来越难赚;追逐财富与资本的人多了,自然会将其从地摊转变为精品店,从推销转变为拍卖,需要耗费的金钱更多了,所以就更加强了对金钱的需求迫切程度。
相对应的,所有东西都是需要花钱才能得到,而且是放在拍卖会上拍卖的,往往是价高者得;在价高者以非理性的价格得到之后,再通过炒作用更高的价格传递给下一个人。当所有的因素不足以支撑其溢价部分,就会有人赔钱,而且非理性的比例越高,就越容易造成恐慌,恐慌之后,是侥幸出逃,享受别人的艳羡;没有逃脱的,则承担亏损的后果。
所以,本人认为,国际化、商品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社会“钱化”的催化剂。功与过还是盘点得失之后再评说。
6、我们得到了钱,失去了什么?
出来混是要还的!
金钱的本质就是交换,金钱的本能就是换取超值回报。
那或者是买的时候相对廉价,或者是在卖出的时候价格相对丰厚。
遗憾的是,在换回金钱的时候,我们那些被换走的东西,都那么超值,比如资产资源,话语权决策权,比如历史传统,未来收益,比如主观意愿,良知道德;比如情感人伦,忠诚使命。即使这些都可以忽略掉,我们失去的还有自由。
这就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裴多菲的那首著名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金钱的泛滥,让我们走向了相反的境界:为了追逐金钱,而抛弃了金钱之外的一切,包括自由、爱情甚至生命。
从某种角度而言,我们现在的金钱越泛滥,我们的现状与未来就越是堪忧。
7、谁是幕后老板?
从农业化到工业化,从工业化到第三产业,从传统经济到虚拟经济,中国经济在一片喧嚣之中热血沸腾,卖力气地表演,票房以及相关的衍生收益都被幕后老板随时提走了。
那幕后老板是谁呢?
这个问题回到了谁更迫切的问题上,到底是中国自身需要发展,还是世界需要蓬勃发展的中国。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如果是世界需要蓬勃发展的中国,那么国际社会的一切都可以被认定是恶意的,不管是贸易还是投资,不管是教育还是文化宗教的侵入,都是有其特定目的的。从责任感与使命感,从民族利益到自身良心的安宁与墓志铭的内容,我们没有理由不殊死抵抗,并进行自我保护。
如果中国自身需要发展,那么我们将不能不重新书写我们的历史。
国际社会提供的都是支持,不管是经验、模式还是真金白银,不管是善意的建议顾问还是严厉的敲打,都是恨铁不成钢。
假如再推向上个世纪,日本人试图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及再上个世纪,列强对中国的轮番战争、传道;以及更久远的倭寇在东南沿海的侵扰,我们都可以认为其实都是善意地要给予中国一些东西,让中国尽快醒来,不要落后挨打。当然还可以再往更久远的历史推。相反,那些阻碍民族融合,抵抗外来力量的,都是抱残守缺、夜郎自大的行为。
那将颠覆我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历史观,重新对待祖先以及历代先贤英烈。是对祖先的背叛,是真切的数典忘祖行为。
是继续还是回头?
一个口子放开,要想关闭,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一旦一个方向确定,要想转身,也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除非把感性的发展观变成理性的发展观,把短暂的发展观变成可持续性的发展观,把头脑发热的发展观变成科学成熟的发展观,否则我们就将被资本裹挟着,犹如从山顶滚下的雪球,将会承载越来越多的殷切期待,不能回头也无法回头了。
贾春宝
2011年6月7日星期二
电话:13269258122,8958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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