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理及政策研究

阳立高，龚世豪，韩  峰  

     （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6）

摘  要： 人口结构转变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供给数量趋减，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提高，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转变，低端劳动力成本攀升，这将对我国制造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基于1952-2014年中国人口、劳动力和制造业发展相关数据，本文对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理深入展开探讨，认为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会倒逼制造业升级，知识型劳动力占比提速会顺推制造业升级，新生代劳动者择业行为转变会促进制造业升级。因此，我国应顺沿劳动力供给变化，既要通过技术技能双提升、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升级，又要政策促推制造业向和劳动力供给动态变化相协调的价值链高端和结构高端升级。

关键词：劳动力；供给变化；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 Mechanism of Labors Supply Change on Manufacturing Upgrade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YANG Li-gao, GONG Shi-hao, HAN Feng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llege of Changsha Science& Technology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6）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 graying of population of China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quickly, and the quantity of supplying labors has been decreasing quickly, and the education level of labors has been increasing fast, and the employment behavior of the new generation labors has been changing, and the cost of low-end labors is rising quickly, and all of the above factors will have far-reaching effectiveness on Chinese manufacturing upgrade. Based on the data of 1952-2013 years’ population, labo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of China, this paper has a deep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 mechanism of labors supply change on manufacturing upgrade, and holds the main ideas of that the decreasing quantity of supplying labors forces manufacturing to upgrade, and the increasing education level of labors improves manufacturing to upgrade, and the changing employment behavior of the new generation labors impels manufacturing to upgrade. As for the above reason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promote manufacturing to upgrade according to the labors supply change by carrying out some policies, such as by promoting labors’ technology and skill level, by innovating talents’ training mode, by promot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al level and by matching the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with the dynamic changing of labors supply.        

Key words: labor; supplying change; manufacturing upgrade; effective mechanism; policy recommendations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理及政策研究”（13CJL058）；湖南省软科学计划重点项目（2015ZK2006）；现代服务业发展与湖南新型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阳立高（1978-），男，湖南隆回人，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

一、引  言

人口结构转变和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突出表现为：一是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劳动力供给数量趋紧，总劳动人口数在2013年达到10亿的峰值后迅速回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低端劳动力供给曲线长期向下且成本迅速上升，数量型人口红利消退，制造业原有比较优势消减。二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提高，知识型劳动力占比提速，中高端劳动力供给曲线长期向上且成本相对较低，质量型人口红利日渐凸显，但当前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下创新型人才仍然短缺，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难以形成。三是家庭结构转变背景下，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观念与就业行为转变，呈现出明显的“去制造业化”新态势，将会对制造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在劳动力供给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条件下，我国制造业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又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机遇。如何因势利导，顺沿劳动力供给动态变化，顺势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从根本上夯实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显得极为重要而紧迫。  

本文根据制造业价值链低、中、高端和制造业细分行业对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需求异质性，对劳动力供给数量与质量及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变化影响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和结构升级的机理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深入地分析，并就如何促进制造业向和劳动力供给动态变化相协调的产业高端升级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劳动力供给数量趋紧，新生代劳动者择业偏好转变，呈“去制造业化”新态势，导致我国传统制造业长期依赖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日渐消减；而制造业升级落后于知识型劳动力占比提速，又导致招工与就业“两难”问题，质量型人口红利难以发挥。如何顺沿劳动力供给变化，顺势推进制造业升级，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劳动力供给是经济学的传统主题，包括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与结构等多个层面 ^[1]。和劳动力供给密切相关的是人口红利，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始于“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2]。人口红利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适龄劳动人口增速较快、占比较大，使劳动力供给丰裕、抚养比较低、储蓄率较高，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的额外效益^[3]。长期以来，多数学者主要关注人口数量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将人口增速较快、劳动力供给增多使经济增长获得的额外源泉称之为人口红利、数量型人口红利或一次人口红利^[4-5]。而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发展，劳动力质量及人口结构对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受重视，学者们将其称之为人力资本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或二次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6-7]。学者们一般认为，数量型人口红利发生于人口红利初期并在初期占主导地位，而质量型人口红利发生于人口红利中后期，且在数量型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后将不断加强，并逐步起主导作用^[8-9]。发挥数量型人口红利增长效应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充分就业，而挖掘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重要举措在于提高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和全民创新能力，如果开发得当，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增长效用将更持久、更稳健^[10]。

关于劳动力供给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国内外现有文献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从理论上释解劳动力供给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早在1776年，亚当. 斯密就强调，产业产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力数量。Arthur Lewis（1972）^[11]最早基于劳动力成本视角，就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导致发达国家将低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反向进口低端工业品的主要原因。Judith（2011）^[12]进一步指出，劳动力结构和质量层次只有和产业及技术结构相协调，才能更好地推进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近年来，新结构主义者又强调，要素禀赋结构和要素相对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升级的方向，只有在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中，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才可能会不断推动一国产业升级^[13-14]。张车伟（2014）^[15]则强调，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新生代整体素质与择业行为正发生根本性转变，就业呈“去制造业化”新态势。而劳动力供给变化更根本性的影响是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已成加速态势，劳动要素驱动型增长不再能保持制造业竞争力^[16]。然而，罗来军（2012）^[17]等却认为，劳动力成本上涨既降低了传统比较优势，又提高了消费水平，有利于产业升级。

二是实证检验劳动力供给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多数学者的实证结果表明，低成本劳动力资源是一国或地区吸引FDI的核心因素，一旦受资国劳动力供给减少、成本上升，FDI和产业都将发生转移，这将倒迫受资国产业升级^{[18, 12]}。但也有实证结论显示，一国或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技术进步及产业升级显著负相关^[19]。还有检验结果表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往往对应于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反之亦然，因此低劳动力成本并不能形成竞争优势，相反，高劳动力成本更容易促进产业升级^[20]。都阳（2013）^[21]的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企业产出的冲击很大，系数高达0.75-0.78。王炜（2014）^[22]则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劳动力供需影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长的效应，表明劳动力供给数量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现仅为0.16%。韩民春（2015）^[23]基于实证结论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只有微小的促进作用，但对服务业却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即说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产业升级。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或产业发展的影响，多数认为廉价劳动力对经济增长或产业发展有促推作用，但并不一定有利于产业升级；还有较多学者认为低劳动力成本会阻碍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针对中国的研究，大多认为丰廉的劳动力曾长期支撑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但近年来劳动力供给持续、快速减少，人口红利消减，制造业原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但总体而言，现有文献较少考虑我国阶段性人口、教育与经济政策导致的劳动力数量、质量与择业行为的代际差异；而基于分行业、分地区数据，对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转变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理展开研究，并探讨和劳动力供给动态变化相协调的制造业升级路径的文献尚未发现。

三、人口结构转变视角下的劳动力供给变化

（一）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数量型人口红利消退

建国以来，适应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我国人口与计生政策相应地做了几次大的调整，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供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见表1。

表1  1953-2014中国主要年份分年龄段人口数、比重和老年抚养比

年份	人口数(亿人：年末)							老年抚养比
	总人 口数	0-14岁		15-64岁		65岁及以上
		人口数	比重(%)	人口数	比重(%)	人口数	比重(%)
1953	5.88	2.13	36.3	3.49	59.3	0.26	4.4	7.4
1964	7.05	2.87	40.7	3.93	55.8	0.25	3.6	6.4
1982	10.17	3.41	33.6	6.25	61.5	0.50	4.9	8.0
1990	11.43	3.17	27.7	7.63	66.7	0.64	5.6	8.3
2000	12.67	2.90	22.9	8.89	70.1	0.88	7.0	9.9
2010	13.41	2.23	16.6	9.99	74.5	1.19	8.9	11.9
2013	13.61	2.23	16.4	10.06	73.9	1.32	9.7	13.1
2014	13.68	2.26	16.5	10.04	73.4	1.38	10.1	13.7

数据来源：1953-2014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1. 人口与计生政策变化引致人口老龄化加速，消弱人口红利

（1）计生政策变化导致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人口老龄化加速。新中国成立以来，受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资源与生态环境等综合影响，我国计生政策依次经历了从鼓励到限制，从宽到严再到逐步放宽的曲折历程。从表1可以看出，和不同计生政策相对应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人口老龄化加速，主要表现为：一是50-60年代鼓励或宽松生育政策下出现了“婴儿潮”，0-14岁人口在1953和1964年比重分别高达36.3%、40.7%，可谓典型的“少年中国”。二是70尤其是80、90年代严格的计生政策，导致该时期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0-14岁人口数比重依次下降到了1982、1990年的33.6%、27.7%，且该比重一直下降到2013年的16.4%。但与此同时，50-70后却依次成为劳动力主体，15-64岁人口无论是数量还是占比都迅速提高，且以青壮年为主，成为典型的“壮年中国”。三是自2013年逐步放宽计生政策以来，2014年人口出生率略有提升。但受生育观念、教育水平等影响，回升幅度较小。四是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加速。2014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及比重分别高达1.38亿、10.1%，分别比2010年高出1900万、1.2个百分点，分别是1953年的5.3、2.3倍，且正以年均新增600万的速度老化。更严重的是，在未来近50年的时期内，65岁及以上人口数及比重将一直呈上升趋势，将于2060年达到4.5亿、29.9%的峰值^[24]。未富先老，从此跑步进入“银发中国”。

（2）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老年抚养比上升，消弱人口红利。表1数据显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年抚养比也迅速攀升，从1964年的6.4%增加到了2014年的13.7%，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呈加速态势。根据郑伟（2014）的测算结果，在其设计的低、中、高三种生育率方案下，我国老年抚养比将分别于2088、2060、2064年达到80.71%、54%、44.76%的峰值，且其后仍然稳定在一个很高的水平^[24]。跑步前进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和急剧上升、居高不下的老年抚养比，不但严重地消弱了人口红利，且将成为巨大的人口负债。

2. 劳动力成本上升且区域差异明显，数量型人口红利消退，“招工难”问题凸显

然而，在劳动力供给数量趋紧的同时，我国产业规模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却迅速上升，使劳动力供给日益短缺，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但区域差异也很明显，见表2。

表2  2005与2013年全国及分地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成本[①][②]

                                              单位：劳动力数量/百万人；劳动力成本/元

数据来源：2006、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1）劳动力供给数量趋减，劳动力成本上升，数量型人口红利消退。从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地区，自2005年以来，劳动力供给增速均明显放缓，且2013年成为拐点，此后劳动力供给数量曲线将长期向下，进入加速负增长状态。预计在低、中、高生育率方案下，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将从2013年的10.06亿一直分别降到2089年的7.03、8.31，8.92亿，且之后虽略有回升但速度很慢^[24]。但是，我国制造业的大规模扩张对劳动力尤其是低端及技术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量却快速上升，导致始于东南沿海，并迅速蔓延至全国的“民工荒”、“招工难”问题愈演愈烈，继而造成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分别依次从2005年的18364、22258、14737、17077元上涨至2013年的51483、58752、43157、48240元，8年间均增长近3倍。

（2）劳动力供给数量和成本区域差异大，沿海“招工难”和内陆“留守”问题并存。从表2中2013年的数据可以看出，一是劳动力供给数量区域差异大。全国劳动力数量超过四千万的人口大省有10个，分别为广东、山东、河南、江苏、四川、河北、湖南、湖北、浙江、安徽；而低于一千万的也有4个，分别为西藏、青海、宁夏和海南；排名前四的劳动力数量大省是排名后四的近16倍。二是劳动力成本区域差异大。如北京、上海的年平均工资高，分别为93006、90908元，将近全国的两倍；东南沿海的天津、江苏、浙江、广东也很高，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很多；而最低的则是中部工业不发达的人口大省，如河南以年均38301元排全国倒数第一，分别仅为北京、上海的41%、42%；其他工业欠发达但劳动力供给相对丰裕的省份，如河北、湖南、江西、广西等，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低；而西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因享受西部及少数民族等多重优惠政策，且本身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平均工资水平反而高出中部地区很多。三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远大于自身供给，在导致“招工难”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内陆尤其是中部地区工业欠发达人口大省的低成本劳动力大规模、候鸟迁徙式外出务工，并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媳妇问题。

（3）劳动力技术技能水平不高进一步消弱数量型人口红利。高技术技能人才是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和产业升级的核心因素。然而，受传统观念和教育体制等因素影响，我国劳动力尤其是低端劳动力的技术技能水平普遍不高。一是我国社会普遍存在学而优则仕、官本位、重学历轻技能、白领优于蓝领、重面子等传统观念，难已形成高技术技能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氛围。二是长期以来，我国教育重知识轻技能、重理论轻实践、重普遍教育轻技术技能教育，导致技术技能教育普遍存在投入低、硬件软件差、师资弱等诸多问题，不利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三是企业普遍存在“拿来主义”人才观，重人才使用而轻培养，校企合作流于形式，使高技术技能人才缺乏成长的环境和土壤。因此，在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曲线长期不可逆向下的情况下，劳动力技术技能水平低导致生产效率不高进一步消弱了数量型人口红利。

（二）质量型人口红利凸显但创新能力不足

相对建国和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尤其是大学生数增长迅速，但受产业升级滞后等因素影响，大学生初次就业平均工资却很低，见表3。

表3  1952-2013中国主要年份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主要指标

数据来源：1953-2014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1.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质量型人口红利凸显

（1）高等教育呈大众化发展新态势，知识型劳动力占比提速。从表3可以看出，一是高等教育呈大众化发展新态势。2013年我国无论是高校数、高校专任教师数，还是大学生数，相对1952、1978、2000年都增长迅速。其中大学生数自2003年首超美国以来，已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二是知识型劳动力占比提速。2013年中国受高等教育人数占总劳动力比重高达2.45%，相对1985、2000年分别提高了10倍与4倍，且自2000年以来增速为最快。

（2）产业低端化导致市场对知识型劳动力需求不足，质量型人口红利凸显。然而，在低成本劳动力支撑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却对资本尤其是技术造成了“挤占效应”，导致高端制造业发展缓慢，占比提速滞后于高端劳动力增速，使高端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继而造成日益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大学生相对价格较低。近几年，我国大学生初次就业率一跌再跌，2013年仅为71.9%，较2011年下降5.9%，且大学生月平均工资仅为3378元，低于蓝领平均薪酬水平[③]。这表明，我国潜在的质量型人口红利巨大，如果开发得当，将成为促进产业升级及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推手。

2. 知识型人才创新能力不强削弱质量型人口红利

（1）当前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下知识型人才创新能力不强。我国教育体制具有典型的“计划”特征，缺乏市场敏感度。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被绑架于高考的“战车”之上，而高等教育又为官本位管理体制和“统一框架下的评价机制”所束缚，使从小学到大学，从专科生到博士生教育，普遍存在教育发展的急功近利和人才培养要求的整齐划一问题，导致人才培养过程的“千篇一律”和培养结果的“千人一面”。使得当前所培养大学生尽管数量众多，但创新能力却普遍不强，和市场需求相去甚远。

（2）知识型人才创新能力不强削弱质量型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效用的发挥取决于人力资本提升及其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只有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本开发和积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知识型人才的增长效用才能有效发挥。但我国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学非所用”及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应有的增长效用，削弱了质量型人口红利。2013年我国每万人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仍然很低，分别仅为14、4件，远低于美、德、日、韩等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知识型人才创新能力不强成为制约制造业升级的瓶颈。

（三）家庭结构转变背景下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转变

新生代劳动力主要是指在人口政策转变、经济与教育快速发展、收入水平较快提高的情况下，受核心家庭子女独生化、高等教育大众化、家庭负责轻量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代际差异明显的“80、90”后劳动力。新生代劳动力和80年代以前的劳动力相比，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较高、物质与精神享受要求较高、工作耐受能力较低和个性化强等特点^[25]。

1. 严格计生政策下独生子女数及占比上升

严格的计生政策使我国80尤其是90后的新生代劳动力中，独生子女人口数及占比迅速上升。80、90、00后出生人口中，城镇人口大多为独生子女，东、中部农村地区也以独生子女居多。2014年我国独生子女数多达2.25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6.5%；其中0-14岁少儿独生子女占44.6%，15-39岁青壮年独生子女占53.8%，40岁以下独生子女占98.4%。这表明，当前独生子女以80年代以后出生人口为主。且据测算，即便是在我国逐步放开二胎政策的新条件下，独生子女数及其占比仍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上升，分别将于2020、2030、2050年达到25031、26661、30322万人和17.7%、18.2%、21.1%^[26]。

2. 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呈“去制造业化”新态势

（1）核心家庭结构转变导致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去制造业化”。新生代中以独生子女居多，而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独生子女往往缺乏小玩伴，成为家庭呵护的焦点，他们更容易出现自利、孤僻的心理，更可能缺乏团队合作、吃苦耐劳的精神。加之独生子女平均受教育程度相比偏高，在就业上更偏向于工作条件与待遇好的行业与岗位。然而，当前我国制造业在结构上仍以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为主，在价值链上以制造与加工的生产环节为主，工作性质往往简单重复、枯燥乏味，工作条件与环境“脏、乱、差”。这和新生代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工作期望相去甚远，从而导致他们选择去制造业企业工作的越来越少，呈明显的“去制造业化”发展趋势。

（2）收入与生活水平提高使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去制造业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生活水平都较快提高，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955、8896元，相对1978年分别增长了79、66倍。一般情况下，人均收入越高，对工作岗位、条件、环境与待遇的期望就会越高，对子女尤其是独生子女的期望也会越高，人们会越偏好相对轻松、环境与条件较好的工作岗位。尤其是经历了较多苦难与挫折后条件较好的家庭，大多更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从事加工制造岗位的工作。

（3）高等教育大众化促进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去制造业化”。从表3可以看出，新生代劳动者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明显上升，无论是本专科生还是研究生人数都迅速增加。新生代劳动者中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比高达49.16%，接近总人数的一半。当然，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的择业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大多将职业定位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大型企业，很少考虑去一般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这也是导致制造业企业“招工难”的重要原因。

四、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理

制造业升级主要表现为价值链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方面。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是指制造业从全球价值链加工与组装的低端，依次向核心零部件生产及营销的中端，再向研发和品牌服务的高端不断升级的动态过程；制造业结构升级是指制造业三大类产业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属细分行业总产值占比不断下降，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所属细分行业总产值占比不断上升，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所属细分行业总产值占比先升后降的动态过程^[27]。由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和制造业细分行业存在劳动力需求异质性，即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低、中、高端和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低、中、高端劳动力的需求强度各不一样，且分别对应低、中、高端劳动力。因此，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与成本等变化会对制造业升级产生深远影响，见表4。

（一）数量型人口红利消退倒逼制造业升级

1. 数量型人口红利丰裕引致制造业低端化发展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不同环节，如以加工与组装为主的低端、核心零部件生产与营销服务为主的中端、研发与品牌建设为主的高端，和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三大类制造业，对劳动力数量、质量、成本、资本与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需求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表现为：一是制造业价值链的加工与组装为主的低端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属企业，其产品生产过程已经完全流程化、标准化，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是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一旦劳动力供给减少、成本上升，这类企业的利润和发展空间就会缩减、归零甚至为负；二是制造业价值链研发与品牌建设为主的高端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所属企业，主要进行新产品研发、生产和打造一流品牌，最需要的生产要素为R&D人才和经费，通过开发新产品获得巨额垄断利润；三是制造业价值链的核心零部件生产与营销服务为主的中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所属企业，产品生产技术已经成

表4  1992-2013中国主要年份劳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主要经济指标[④]

数据来源：1993-2014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熟，但又已失去新产品所能带来的垄断利润，主要通过大量的资本投入与规模扩张来实现获利，因此，最需要的是资本要素，同时需要依靠R&D投入和技术进步获得更大的利润与发展空间。

我国长期存在的低成本劳动力，曾成为支撑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关键要素。从表1可以看出，自上世纪80年代伊始，在其后近30多年的较长时期里，50-60年代“婴儿潮”期出生人口恰好成为80-00年代劳动力主力军。在这个黄金30年里，劳动力供给数量将近翻番，几乎呈“无限供给”状态。此外，50-60年代出生的人，受当时经济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几乎都能吃苦耐劳，对薪酬待遇、工作条件等要求不高，成为黄金30年里巨大的数量型人口红利。2001年中国在岗职工小时劳动报酬仅为0.68美元，远低于美、德、日、韩等各主要发达国家36.23、25.29、22.7、9.11美元的小时劳动报酬，也低于墨西哥、南非、巴西等各主要发展中大国5.41、3.68、3.63美元的小时劳动报酬，甚至低于菲律宾、泰国0.97、0.86的报酬水平^[28]。因此，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我国凭借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使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获得了持续、快速发展。

制造业低端化主要包括一国或地区的制造业处于“微笑曲线”上加工组装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比过高的产业结构低端两个方面。正是因为我国劳动力成本过于低廉，数量型人口红利过于丰裕，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就能获得巨额利润。这就使劳动力要素对资本与技术要素造成了巨大的“挤占效应”，导致企业缺乏进行R&D活动的动力，使我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和产业结构低端。从表4可以看出，1992年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属企业个数和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243302个、9761亿元，远大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前者分别比后两类多出164690个、1343亿元和186082个、4229亿元。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制造业全部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41.17%、35.5%、23.33%，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比很高。由此可见，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制造业低端化的问题仍非常突出，且该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尚未得到有效解决。2013年我国劳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重分别为32.95%、36.34%、30.71%，相比2010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升1.1%，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下降0.63%，新时期制造业低端化问题进一步凸显。

2. 数量型人口红利消退倒逼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升级

制造业低端化对低成本劳动力资源依赖程度很高。然而，随着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几乎呈“无限需求”状态。但与此同时，人口结构转变背景下我国劳动力供给却出现了拐点，劳动力供给曲线将长期向下，尤其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低端劳动力供给曲线呈不可逆快速下降趋势，使劳动力成本迅速上涨，数量型人口红利消退。根据蔡昉（2011）^[29]的测算结果，我国劳动力成本每上升20%，制造业利润将下降20-65%不等。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负向冲击更大，阳立高（2014）的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每上涨1%，将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比下降1.38%^[27]。尽管李晓华（2013）^[30]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速度快于劳动力成本提速，不但消除了成本上升对制造业利润的负向影响，而且使制造业企业利润近年来有所上升。但随着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可逆下降，尤其是新生代不可逆的“去制造业化”择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将很快超过劳动生产率，这将使本来就微利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面临巨大的成本冲击，综合国际竞争力也将迅速下降。

因此，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在劳动力成本相对更高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如果不能赢得足够的时空来调整产品结构和发展模式，不能适时转移或转型升级，则很多企业都将面临负债经营甚至猝死倒闭。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我国原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而技术创新能力又没有得到提升，新的竞争优势未能形成，则大量的资本将流出中国，国内产业将面临空心化的严重后果。

（二）质量型人口红利凸显顺推制造业升级

1. 质量型人口红利通过影响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业升级

科技创新是推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继而驱动制造业升级的源动力，而高端劳动力，尤其是高、精、尖的创新型人才是进行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学生，尤其是硕士、博士生人数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从表3可以看出，国内专利申请量从1985年的3.18万件上升至2013年的122.84万件，28年间增长39倍，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从1985年的4500件增至2013年的143535件，28年间增长32倍。而根据《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2013年中国无论是高校在校学生数、专利申请量还是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均位居世界第一；专利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二；国际科学论文质量也大幅提升，高被引论文数居全球第四位^[31]。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及由此带来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制造业升级的主要特征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占比不断提高，而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所需的关键资源是科学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因此，随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创新要素将不断驱动制造业升级。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指数较2000年增长2.2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2%，较2003年提高11.3%^[31]。而随着我国科技创新要素经济增长效应和利润创造效应的不断提高，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本、人才、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流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表4可以看出，2013年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个数、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分别达到74349个、277193亿元、18937.9亿元，分别是1992年的1.3、50、64.4倍。此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明显呈规模化、高新化发展，2013年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利润率也比1992年高出1.5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制造业结构明显得到改善，劳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三大类制造业比重分别从1992年的41.17%、35.5%、23.33%优化到了2013年的32.95%、36.34%、30.71%，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比下降8.22%，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比上升7.38%。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国质量型人口红利将取代数量型人口红利，推进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继而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2. 质量型人口红利通过影响市场需求推进制造业升级

市场需求的容量与潜力是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命脉，是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劳动力质量的不断上升，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日渐凸显，会通过影响劳动力成本、人均收入水平及消费偏好，继而作用于消费或需求结构升级，最终推进制造业升级。

教育水平是影响个人收入的重要因素。长期来看，随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收入水平也会不断上升。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都基于不同视角验证了这一观点。李春玲（2003）^[32]的实证结果表明，受教育年限越长的个体，月收入越高，教育的经济收益率高达6%，且城镇就业人员的收益率远高于农村。从表2和表3也可看出，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从业人员人均收入呈较快上升态势。2013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为51483元，相对2005年而言，8年间增长近3倍。

根据林德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影响一国或地区需求或消费结构的核心因素是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对消费品的质和量的要求也会越高。因此，随着我国人民受教育程度、收入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的消费偏好、消费习惯、消费行为、消费结构都会随之改变，突出表现为：一是对科技含量低、粗加工、功能单一的低端工业品的需求量会减少；二是对高新科技、精深加工、品质优良、设计美观、功能齐全、多样化的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量会增长；三是对质好价优的中档产品的需求量也会不断上升。这就将导致低端产品市场的日渐萎缩和中、高端产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从而推动制造业不断从低端向中、高端升级。

（三）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转变促推制造业升级

1. 新生代劳动力“去制造业化”择业行为迫使制造业升级

随着“婴儿潮”出生人口依次大规模地老龄化，新生代将很快成为主体劳动力。他们大多为独生子女，多数受教育程度较高，且大多无较大的生活压力。他们对职业的期望值偏高，对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要求高，大多不愿意去工作条件相对较差的制造业企业工作，呈明显的“去制造业化”发展态势。这使得原本就微利甚至负债经营的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一些小微企业，不得不通过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和改善工作条件来吸引和留住这些新生代。然而，即便新生代“蓝领”的薪酬待遇已远高于新生代“白领”，也难以让他们在没有生机的机器和枯燥乏味的流水线上安心工作。因此，随着50、60后慢慢退出生产线的舞台，我国东南沿海低端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将不复存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如果不能适时转型升级，必将退出历史的舞台。

2. 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高端化”促推制造业升级

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在呈现出“去制造业化”趋势的同时，也呈现出“高端化、服务化”的新态势。新生代因受教育程度高，受家庭期盼、社会舆论，尤其是自身梦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工作岗位有着“天然”的美好愿景，对“体面”的工作趋之若鹜。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也证实了大学生的这种就业观和价值观，即大学生普遍存在高于现实的就业预期，当现实岗位和就业预期存在差距尤其是差距较大时，就会选择待业甚至无业可就。此外，大学生往往存在学历越高，就业预期越高，和现实差距越大的问题。王颖（2014）^[33]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和大学生就业的关联性，也发现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大学生就业呈显著正相关性，服务业增加值每上升1%，将带动大学生就业增加8%；而第二产业和大学生就业之间却不存在明显的影响机制。这说明新生代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偏向于选择处于产业高端的服务业，服务业不仅成为一般劳动力的“蓄水池”，更越来越成为受高等教育劳动者的主要就业渠道。新生代就业“高端化、服务化”趋势不可逆转。当然，也正是新生代对创新创业梦想的奋力追逐，形成了巨大的潜在的质量型人口红利，并将随着我国的产业升级和科学开发，取代数量型人口红利，成为推动制造业升级的中坚力量。

五、协同劳动力供给变化顺推制造业升级的政策建议

在我国劳动力供给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条件下，要有序有效推进制造业升级，必须以人为本，既要通过技术技能培训，培养一大批高技术技能的产业大军，挖掘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效用；又要创新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一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全面提高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能力，开发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效用；更要基于制造业细分行业劳动力需求异质性和区域劳动力供给差异，发挥政策的杠杆效用，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梯度转移与优化布局。

（一）基于技术技能双提升促推制造业升级

1.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培养高技术技能人才

要建立完善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加速培养高技术技能人才。一是强化财政和人才扶持力度，建立起从“职业高中或中专－职业专科－职业本科－专业硕士－专业博士”的完善的立体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并逐年增加培养学校的招生指标及扶持力度。二是加大财政对职业高中、职业院校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引进、师资建设的财政投入，降低学生学费和相关负担，以优惠政策吸引学生就读高职院校。三是紧扣市场需求，基于未来5-8年市场对各层各类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预测，科学规划和建设高职院校，合理设置相关专业与招生指标，使各层次、各类别高校培养的各层次、各专业的学生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和企业招工的“两难”问题。四是深化校企合作，融合双方优势资源，培养高技术技能人才。既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领作用，促推高职院校和相关企业深度合作；又要财政资助和扶持企业办对口高职院校，发挥企业市场敏感度高和实践能力强的优势，培养高技术技能人才。

2. 财政扶持建设公共实训基地，提高职工技术技能水平

要运用财政资助建设一大批技术技能公共实训基地，为社会提供免费、高效、务实的技术技能培训。一是各级政府要成立本级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全力推进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并设立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财政专项资金，全面落实并逐年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二是合理规划、科学布局、有序建设职工技术技能公共实训基地，建成的公共实训基地要面向全社会开放，为所有在职或非在职人员提供免费、高效、务实的技术技能培训。三是公共实训基地的功能定位要兼顾技术技能培训、开发、鉴定、竞赛、测评和工程训练及实训标准制订等。四是举办多层次、多种类的职业技术技能竞赛，并加大对竞赛的财政资助与奖励力度。五是加强公共实训基地与企业的合作，提高公共实训基地效能，同时开拓多种融资渠道。六是深化公共实训基地和相关高校、企业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合作，扩大实训基地的服务范围，更好地发挥其实际效用。

3. 引领新生代劳动力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念和择业行为

针对新生代劳动力的“去制造业化”，一是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全社会形成浓郁的尊重产业工人、技术技能、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尤其是要加强对技术技能竞赛及获奖者的宣传力度，树立高技术技能人才的学习楷模和标杆，强化务实和奉献的精神，引导新生代形成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建立技术技能人才职称与职务晋升通道。根据技术技能人才的经济社会效用、人数、结构及层次，设置对等的职称和职务晋升标准及通道，在同等情况下可优先考虑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称与职务晋升，让技术技能型人才获得同等甚至更多的发展与晋升空间。要在领导岗位中增设技术技能型领导或在同等情况下优先考虑优秀技术技能人才的职务晋升，让高技术技能型领导管理技术技能型人才，引领新生代进行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三是构建“重实效、重贡献”的分配制度，推进技术、技能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的改革，引入协议年薪制、技术技能入股、期权等激励方式，引领新生代形成更加务实的就业观。

（二）基于人力资本提升和技术创新驱动制造业升级

1. 基于市场需求导向创新高校教育体制机制

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创新高校教育体制机制，一是政策推进教育结构和产业结构相吻合。要彻底解决校企人才的供需矛盾，就必须改革高校办学体制，政策强力推进高校教育结构和产业结构相吻合，使普高、职高及各层次的教育机构数量、层次、专业和市场需求相协调。既要大幅压缩普通高校数量及招生指标，将较大一批普通高校转化为职业高等院校，加快发展职高院校并增加其招生指标；又要将普通高校中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的低就业及难就业型专业的招生指标大幅减少，将其中部分不适合普高办学模式的专业转为职高模式；同时增加部分专业型硕士与博士招生指标，为高职院校培养一批高素质、高技术技能的师资队伍。二是要创新高校招生制度。要根据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新动向和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对未来5-8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市场对各层次、各类别人才的需求数量做出科学预测，基于市场需求导向指导各层次、各类别高校的专业设置与招生指标，使各级各类高校培养的各层次、各类别的人才和市场需求精准对接，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问题。三是创新高校教育评估和领导及教师绩效考评制度。要大幅降低“量”在高校评估中所占比重，提高集中反映大学生培养质量的指标，如学生满意度、知识与技术技能掌握程度、创新创业能力、高档次论文、专利尤其是发明专利申请量、各级各类获奖等具体量化为可考评指标，将其做为考评高校、高校领导及教师的重要评价体系，引领高校走“高、精、专”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让高校成为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摇篮，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动力之源。

2. 校企深度合作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既需要深厚的科学知识与理论功底，又需要高度的市场敏感性和实践能力，还需要宽阔的国际视野、很强的团队精神和坚强的意志等。因此，只有推进校企深度合作，融合双方优势资源才可能有效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一是科学把握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和培养规律，根据未来较长时期内市场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需求类别，由政府从国家战略高度，制定和实施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综合计划。二是政策强力推进校企协同创新和人才培养，不但要将相关高校和企业有机协同起来，更要将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有机协同起来。要发挥科技项目的纽带作用，既激励企业聘请高校教授、博士到企业任职，增强高校的市场敏感度和实践能力，又激励高校引进企业高管和高级工程师到高校担任兼职教授，提高企业高层的知识视野和理论水平。要引领高校和企业走出自己的“圈子”，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三是推行“杰出人才培养计划”，培养世界顶尖科研人才。既要秉承“三公”原则，精选具有超常创新潜能的“天才苗子”，一对一制定个性化、中长期整体培养方案；又要根据“财政资助大部分、企业与学校资助小部分”的原则，定期聘请大师级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为“苗子”传道授业，并适时让他们到一流的科研基地和企业中去，参与大师们的科学实验和经营管理，培养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强烈的创新意识和高超的创新能力；还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对所选“苗子”既要推进优胜劣汰制，适时淘汰潜力不大的苗子；更要让有创新能力或潜能的苗子不受传统约束。只要是大师们相中的苗子，采取“谁相中、谁担责、谁跟踪、谁培养”的原则，让他们有机会到国内外顶尖学府、科研基地、企业中去学习深造。只有这样，才可能培养出世界顶尖的创新型人才，使我国能在部分领域取得突破性、跨越式创新成果。

3. 基于人力资本提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制造业升级

推进制造业升级，人才培养是根本，技术创新是关键。一是要创新顶层设计和领导绩效评价体系。要从国家最高战略的全局利益和抢占新一轮科技制高点、技术主导权与国际话语权的长远利益出发，制定国家最高科技创新目标体系，并自上而下，逐个逐层规划、设计与落实创新目标。要将影响科技创新的各主要因素纳入各级政府及相关单位一把手及相关领导的绩效评价体系，作为衡量其绩效及决定去留升降的主要依据。二是紧扣“中国制造2025”、创新驱动和“一带一路”三个国家重大战略，推进实施国家制造业自主创新工程。即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产业、经济、管理与文化创新，由国务院统一领导（国务院总理任组长），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相关高校与科研院所为两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整合跨部门、跨地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优势资源进行制造业共性、关键技术创新，并协同推进创新成果转化，以推进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三是建立健全科研监管机制。按照“谁牵头、谁主管、谁提供、谁主持、谁负责”的原则，对科研项目进行全过程管理痕迹录入与保存。四是创新科技成果商业化模式。要推进校企科研成果的供需精准对接，推行“市场需求导向明确技术创新目标+协同创新突破共性关键技术+财政扶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产品租赁转变消费观念+政府采购引领消费潮流+财政补贴降低使用成本”的高新技术产品商业化模式，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三）政策促推制造业向和劳动力供给动态变化相协调的高端升级

1. 顺应劳动力高端化趋势，政策顺推制造业升级

要顺应劳动力不可逆的高端化趋势，政策促推制造业向和劳动力供给动态变化相协调的价值链与结构高端升级。一是从低端劳动力供给曲线长期不可逆向下，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数量型人口红利消退的最大实际出发，运用财政、税收、信贷、金融、资源使用、行政等手段，逐步提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成本，政策倒逼其转型升级或退出市场。二是顺应中高端劳动力供给曲线长期不可逆向上，价格相对便宜，质量型人口红利凸显的新趋势，通过财政扶持、税费与资源使用优惠、信贷与金融支持等手段，降低高端制造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属企业的运营成本，政策促推制造业向产业价值链和结构高端升级。三是顺应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变化，政策引领制造业高新化、服务化发展。新生代劳动力就业理念和择业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去低端制造业化”和就业“高端化、服务化”不可逆发展新趋势。因此，要顺应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转变，政策推进制造业企业向研发型和服务型企业发展。

2. 顺应区域劳动力供给变化，政策顺推制造业梯度转移与布局优化

在我国区域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与成本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要顺应区域劳动力供给变化，政策顺推制造业依次、有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优化全国产业布局。一方面，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既要发挥自身资本丰裕和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比较优势，通过财政资助、税费减免、资源优惠、信贷支持等举措，政策支持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成长潜力大、市场前景广、产业拉动作用强、经济社会效益好的产业发展；又要规避劳动力供给短缺、成本不断上涨的短板，通过提高经营成本倒逼劳动、资源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或国外转移，并可限期让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企业退出市场或转型升级或往国外转移。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既要继续发挥其劳动力数量与成本优势，政策吸引产业转移过来，通过发展自身具有优势的产业积累资本与技术；又要加大R&D投入和自主创新力度，大幅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跨越发展和后发赶超。

3. “一带一路”战略下发挥国外劳动力比较优势推进制造业“走出去”和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战略将是影响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区域性经济合作战略。“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劳动力供给丰裕、成本相对较低，资源丰富但工业化与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因此，要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较优势，根据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依次将国内比较优势渐弱的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为国内产业升级腾出发展空间。一是借助沿线国家丰富且相对便宜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及市场需求，将国内劳动、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逐步转移出去。要政策引导、扶持和激励劳动、资源密集型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这些企业可将研发、核心零部件生产、售后与品牌等环节主要放在国内，而将生产、组装与制造的环节转移到沿线国家去，加快国内制造业的价值链升级。二是借助沿线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市场需求量大的优势，在出口产品和积累资本的过程中，加大R&D投入和自主创新力度，促进国内制造业升级和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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