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开放激活市场竞争，金融诈骗亦趋之而生，对国家金融秩序破坏力大，也阻碍金融经济发展，反金融诈骗关键要找准症结。金融诈骗的特征繁杂，集成原因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有客观缘由，又有主观问题，既有市场因素，又有管理弊病，既受环境影响，又未免操作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管理欠缺，监控乏力。金融诈骗实为“金融窃贼”，无疑酝酿预谋，事前了解金融机构，而进行踩点选定目标，主攻金融机构管理薄弱环节，实施骗技作案。大凡得逞者无不与金融机构监控管理欠缺乏力相关。一是内控制度不健全。有的金融机构不注重制度约束控案，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业务主管和临柜员工责任意识不强，防范和控制金融诈骗案件观念“短缺”，工作起来难免疏忽纰漏，给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前文中提及的贷款合同书中“贷货”之误便是例证。二是制度执行走过场。一些金融机构重制度建立，轻制度执行，把金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而没有落实到行动上，掉以轻心，麻痹大意，操作不按规定程序，制度形同虚设，给金融诈骗留下管理空档。三是队伍素质待提高。有的金融机构忽视素质教育，支持和引导员工爱岗敬业开拓创新不够，以致在岗员工对国际国内金融经济形势缺乏系统分析，不能深入市场或企业对产业项目、产品供销进行调查研究。对“客户就是上帝”的认识既肤浅又模糊，缺乏原则和度，以致监察鉴别金融诈骗能力差。四是部门配合不默契。国有商业银行、民营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邮政储蓄部门、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之间勾通流于应付，没有从本质上突破，一味注重相互竞争，缺乏信息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异地配合与协作不够，只认票证、不认人，携手反金融诈骗成为共同弱势。

   二、防诈技差，反骗有“假”。有些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对“金融诈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抑或为一知半解，似懂非懂，这种“怪圈”现象不可否认。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大都具有预谋性和团伙性，且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而实施，作案参与人多，过程曲折复杂。金融诈骗罪犯多为散弱企业单位、民间经济组织和一些国际“皮包”公司。一些金融机构办事员以为某些金融业务活动是与集体经济实体发生，或者以为是“名人”光临，而放松警惕，表现出了防诈技术弱化。归结为识辨力差，防范不慎。此为其一。二、疏忽蒙骗，技防不力。金融诈骗具有掩护性和蒙蔽性。通常情况下，金融诈骗案犯打着合法旗号，或借助社会关系，暗中设下圈套和陷阱，伪造或变造金融票据，欺骗企业单位和个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被蒙蔽，防诈骗技术应用不够，而使作案容易得手，破案难度增大。三、防伪失调，反诈失真。金融诈骗智能性强，反骗反映失真。由于金融诈骗犯运用智力扮装文明，依靠讹诈欺骗而排除武装暴力，加之金融机构服务项目公开，办事程序保密，以致会计出纳对金融诈骗犯的心理心态、公共关系、资金调剂与市场贸易等动态信息难以逐级反馈，或反映不全面，甚至失真。况且金融机构的电子金融业务、联行密押、印章使用处于封闭运行状态，而使反金融诈骗出现“假”的成分。四、内部牵连，反骗使假。鉴于金融诈骗参与作案人多，既有“老外”又有“同胞”，既有企业单位又有法人组织，既有所谓的“友邦”又有内部人员，这些人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一旦发生偏差则被利诱所惑，则被糖衣炮弹击中，或相互串通一气，或提供信息资料，或内外勾结作案。轻者明哲保身，怕得罪人，睁只眼闭只眼，置之不理，放任自流，反金融诈骗掺杂使假。

   三、环境欠佳，权大于法。社会环境特别是地方市场经济环境不优，给金融诈骗罪犯提供了土壤和温床，制约了经济良性循环，破坏了金融安全。一些社会团体及至党政和执法部门低估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对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多见不怪，听之任之，袖手旁观，甚至开绿灯，直接或间接庇护金融经济罪犯，给金融诈骗放行，暗中变相助长了金融诈骗嚣张气焰，给金融风险埋下了种子，主要有三个方面可谈。一是信用环境不佳，金融诈骗衍生。社会信用观念淡薄，视金融机构为唐僧肉，在市场经济法制健全的情势下，变着戏法曲线进行挖空心思隐形侵害金融权益，或偷梁换柱或瞒天过海实施金融诈骗活动。一些企业不靠技术创新、不靠产品开发、不靠市场竞争、不靠开拓拼搏求生存求发展，诚信观念和意识短缺，朝思暮想诈骗计策，假借企业“关停并转包租破卖”，设法拖逃赖废金融机构债务，直至以金融诈骗对金融机构进行“反哺”。二是行政干预严重，金融诈骗乘机。一些地方行政部门特别是地方党委、政府对金融机构重视、关心、引导、支持力度不够不说，当金融机构与其他部门发生利益冲突时，反而侧重偏向其他部门，即使操作政策杠杆左一点也在所不惜，顾此失彼，顾轻失重，护短克长，本末倒置。或者施权施压，行政命令，干预金融业务，强迫发放违章违纪违规违法贷款及高风险不良贷款，或软硬兼施，上门替金融诈骗行为说情开脱，或强行命令金融机构解冻“黑恶”客户账户资金，给金融诈骗“保驾护航”。三是司法环境松散，金融诈骗无恐。司法机关对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依法保护意识不强，自身执法水平不高，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严重，在处理银行、信用社与其他企业或个人的债权债务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倾向企业或个人，并自圆其说为“关注弱者”，真正体现了“情浓于法”、“权大于法”，处理争端明显不公正，猥亵了法律尊严，遗忘了“受害者”，以致金融机构“赢了官司输了钱”。此外，个别地方司法机关滥用法律，擅自冻结、扣划金融机构账户资金或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传讯、拘留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负面影响大，实际上助长了金融诈骗邪恶势力。“窃书非贼”成了借口和脱词，畸形中使金融诈骗行为有恃无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