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政治的理性选择

自湖南澧县、江苏靖港、湖北黄陂、海南儋州成为WHO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试点地以来，中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已逐渐地与“国际接轨”了。今年伊始，另外两项“接轨”式的公共政策即向吸毒者免费发放用于静脉注射吸毒的清洁针具和向吸毒人员免费提供海洛因的替代品美沙酮，也在云南的个旧、湖南的洪江等地实施了。这些政策的试点和推广引发了人们的激烈争论，反对者认为这无异于将卖淫嫖娼和吸毒合法化以及对这些恶性行为的鼓励，进而认为“有伤风化”。其实，这是他们对此项理性公共政策的误读！
众所周知，政府的“艾滋政治”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政府的意图与公众一样：拒绝艾滋病！但艾滋病在现实中存在，而且正呈上升趋势，每个国家的治理者都不能坐视不管，因而“艾滋政治”便成为各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智慧选择。针对艾滋病，从目前来看无非有两种办法：一是“防”，二是“治”。但在社会成本的算计方面，“治”的成本要远大于“防”；如果不“防”，HIV的隐秘性将使感染人群进一步扩大，从而导致公共卫生与公共安全危机。“防”主要就是加强“源头”治理，而安全套推广、针具交换、美沙酮替代是阻断艾滋病传播的有效政策形式。当然，这些政策的试点和推广肯定带有某种道德风险，是对传统文化和固有道德形态的挑战。
但我们是否因为面子道德而遮掩现实中非道德事实的存在呢？在坚决反对和严厉打击卖淫嫖娼和吸毒现象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供需市场”的存在，此种陋习不可能一下子灭绝！相反，原先显露的“地上”行为有可能变得更加隐秘而转为“地下”，公共安全的治理成本无疑加大，社会对于艾滋病以及艾滋病人的恐惧心理只会有增无减。理性的公共政策就是“满足多数、保护少数”的政策，是节约社会成本、获取社会效益的政策。当我们的公共政策无法“最优”时，“次优”便成为可接受的选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治本不成而求治标”。
另外，安全套推广、针具交换、美沙酮替代等政策措施的实行，也反映社会的宽容与制度的文明，一个带有歧视的高度区隔化的社会更有可能埋下极度“罪恶的种子”，所以这种政策能够促使人们正确对待艾滋病人，使他们得到社会的关爱，不至于因受歧视而报复他人、报复社会。给他们以空间，给他们以宽容，给他们以关爱，社会治理成本无疑将大大降低，生活世界的公共安全将会更加牢靠！（根据CCTV新闻联播2004－04－07“世界卫生日”以及中国政府艾滋病防治会议而作评论，2004－04－07撰写）
 
                                        “问题奶粉”与“身体政治”

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已经造成了13名婴儿死亡和170余名“大头娃”的惊天事件，如今全国各地都在查找“问题奶粉”——“空壳奶粉”、“杀人奶粉”，一时间弄得消费者和婴儿家庭人心惶惶，目前有关制造假冒伪劣奶粉的不法商贩正在受到追查和严惩。从“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所表征的信息来看，假冒伪劣产品品种的食品化、消费对象的低龄化、销售区域的农村化特点值得当前质检部门、工商部门、卫生部门、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与警惕。
如果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提心吊胆谨小慎微地问询：蔬菜有没有农药？畜肉有没有注水？鸡肉是否有禽流感？医院药品是治病还是“治”人？婴儿奶粉放不放心……试想，人们身边是否充满了荆棘和陷阱，生活世界是不是失去了真实，人类生存成本是不是过于高昂？健康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收入与健康成正相关，贫困是影响健康的根源。特别是对于本来生活脆弱的农民和本来生命脆弱的婴儿来讲，“问题奶粉”及其他“黑心”产品无疑又加大了生命的风险！于是，“身体政治”或“生命政治”便成为了理性的政府选择。
“发展是硬道理”，但只有健康才是发展的底线，因为“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去年的SARS风雨已经让我们见识了生命的脆弱和健康的宝贵，难道我们愿意用身体和生命去充当社会经济发展的垫脚石？由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身体建设为中心”尤其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细细地掂量了。在很多国家大力推行“绿色政治”、“生态政治”之时，“身体政治”、“生命政治”、“健康政治”也成了重要的、基础性的公共议题。
我们反对给身体“短斤少两”，反对给生命以“折扣”！那种过分地追求GDP政治的行为不是政府的本旨，也不是食利者和政府寻求共生的利益合谋。人们的生存权、生命权乃自然权利，不得遭受任何强势者和自利者的剥夺。相反，公共权力机构应当充分保护和保障公民的身体／生命权利，不论该公民是否富有与贫困，不论其年迈或弱小。因此，那些为了维护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对“假冒伪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那些对“假冒伪劣”监管失察失职者，都必将受到严惩！
谁将生存？谁保障生存？任何人都是明白的！
（根据2004年4月所发生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而作评论，撰写时间为2004－04－23）
 
                                        “氯气泄漏”拷问都市公共安全

重庆氯气泄漏事故造成了7死多伤和15万市民转移的可怕情形，最近南昌、衡阳也发生了同样的氯气泄漏事件，北京怀柔发生了氰化氢泄漏事故（据《三湘都市报》2004－04－22／23等报道）。从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故和未来可能将要发生的事件来看，城市公共安全显然存在着极大的隐患。
目前在许多城市的城区化工厂、橡胶厂、电池厂、油漆厂、制药厂等都有可能发生有毒气体泄漏，造纸厂、水泥厂等还在“制造”着城市的空气污染……而且，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原先地处郊区的边缘化的污染源如今已逐渐“中心化”。这些均给城市的居民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感，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性的社会，都市的公共安全无疑面临严峻考验。
以人为本、生命至高、安全至上已经成为社会与公众的价值共识，生命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值得后SARS时代每一个人的重视，“生命政治”仍然是一个值得省思的重要政策议题。作为公共物品的公共安全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点，于是政府便成为了公共安全的生产者和再生产者——有能力、有必要应对公共安全危机、建构防护性安全保障。因而，安全预警机制、隐患发现机制、快速救援机制和善后处置机制等必然是政府公共安全建设必不可少的环节。
从目前来看，快速救援与善后处置机制已经较为完善，但安全预警机制和隐患发现机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这是造成公共安全危机和人为重大事故的一般制度性因素。因此，政府必须建立公共安全的隐患查找、报告和登记制度，要求和鼓励个人或组织及早报告、及时发现，同时政府有关部门也要坚持不定期地巡查，使公共安全隐患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排查，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防患于未然”！
此外，公共安全机制的建设还需重新审视城市规划及其城市化过程中相应的制度安排。在规划失序的、盲目的大扩张、大建设的情形下，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是极有必要的，具有“危险性”的工厂必须搬迁甚至关、停、并、转。我们知道，自然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人类的生命意志和生存权利是不可剥多的。（根据《三湘都市报》等媒体报道而评论，撰写时间为2004－04－23）
 
                                               也说人、狗及其政策调适

最近，湖南省内媒体纷纷报道了长沙小孩遭遇狂犬而夭折事件，各家媒体也不断作出评论。我们感到：小孩是可怜的，家长是痛苦的，公众是无助的，政府部门是有责任的，此事确实令人痛首！我想起了自己十多年前的“犬袭事件”，时至今日一见到狗不免有点悸悸然。在我所居住的学术社区，常常见到狗来狗往的，看到羁熬不顺的生灵我不是欣赏而是害怕。在这个较为静谧的所谓的“高雅殿堂”之内，5月份已有3人报告遭遇犬袭了，可至今无人处理，而狗依然无人管理。我也想起了老家堂弟的儿子被狗咬而与小盛况一样匆匆地离开了这个刚刚熟悉的世界……
生命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因此每一个人都懂得保护和爱惜生命。同时，生命的存在也与环境息息相关，于是保护环境、保护动物、维护生态平衡也就顺理成章！但恰恰因为这些，也就成为了“动物论者”持养动物的理由。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时尚的追求，城市的养狗数量也随之增长，于是人狗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狗患”、“狗祸”也随之增多。因此，政府部门的限养政策是有必要的。试想，在人与动物的矛盾中，难道我们愿意牺牲人的生命而保留动物的生命吗？城市是人的文明居所，城市空间是有限的，难道城市是狗的天堂和动物的乐园吗？是人的生存优先还是狗的生存优先？这些道理稍有理性者都清楚。
我们并不排斥人们必要的消遣娱乐和时尚追求，豢养观赏狗以及其它宠物，但是必须保证在人的生存权优先的情况下。而有的人的豢养却是在获取利润的前提下开展的，其目的是养狗卖狗而赚钱，因为“狗市”还算火爆。但不论如何，豢养者都必须取得豢养证件和定期的免疫措施，只有如此公共政策才能保证人的安全，也才能明确狗的“监护人”及其监护责任。同时，城市的主人是人的而并非狗，因此限养是必需的。然而，政府部门又如何选择豢养者呢？理性公共政策的选择是增加豢养成本、提高限养门槛。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城市狗的数量和保障人的安全。
事实并非人愿！据长沙市有关部门统计，全市有狗15000余条，可持证免疫的只有5000左右。这是一个与城市文明发展多么不相协调的数字！本来养狗是私人行为，但当这种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他人行为发生尖锐冲突，影响绝大多数人的正常工作生活直至生命时，人们自然会想到应该由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来管理。我不清楚长沙市有不有限犬的公共政策具体规定，也不清楚出了问题该由哪个部门进行处理，反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吧？我想，在这方面的城市公共管理以后应该会好些！其实，前述的长沙小孩遭犬咬是在农村的外婆家发生的，历来农村的“狗患”甚于城市，因而我们更有理由把持证免疫限养政策推广到农村。由此看来，真乃“群众利益无小事”！（撰写于2004－05－19）
 
                                          卷烟“低焦”：身体与责任

今年1月9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了《关于调整卷烟焦油限量要求》的政策文本，同时规定7月1日以后生产的盒标焦油含量在15毫克／支以上的卷烟，将被视为不合格产品不得进入卷烟市场。面对WHO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和WTO的市场承诺，中国烟草行业的标准规范已经慢慢地开始与国际接轨且逐渐并轨。由此，中国的烟草政策直指“高香气、低焦油、低危害”的目标。
香烟本不是个好东西，因含焦油、一氧化碳、胆固醇等有害成分，故能致病、致命，“吸烟有害健康”已成为世人皆知的公理。哈佛大学的两名经济学教授对4800名美国男性工人（其中约1／3为烟民）作了实际调查，发现烟民比较乐于接受高强度、高风险工作，但工伤率较高为5.8％，而非烟民只有3.2％，工作效率较低，吸烟上瘾大大影响工作效能和生产力，引起致命疾病的比率高达18～36％。作为一个10余年烟龄的烟民来说，这一连串真实数字和可靠的科学结论对于我者之流却无动于衷，非但不加退缩反而变本加厉——对香烟的口感、质地、香气等已形成了自己吸食“湘烟”的偏好，一直以来鄙人也常常阿Q式的自嘲为“冒着生命危险吸烟”！
此次国家“低焦”政策的出台无疑是为了应对WTO时代烟草市场的国际冲击，增大中国烟草行业的市场稳定率和烟草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对于一些顽固不化如我者之烟民来说，烟草的科研和技术的进步无疑降低了身体的损耗度，增大了生命的安全系数；对于烟草企业来说，“降焦减害”是世界烟草发展的方向，也能极大地彰显其作为“不良者”的社会责任。
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关于规定个体和集体选择集的制度安排结构。个体的行为必须服从集体的选择，个体的安排必须在公共政策的指导下开展。如果对烟草企业课以最重税乃至惩罚税的政策，对烟草消费者再追加奢侈消费税，全社会形成吸烟者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的爱惜身体和维护生命健康的“有效”氛围，“禁烟”才会变得“无烟”！但是，在存在需求者和消费者非零和博弈的市场当中，“低焦减害”无疑是理性的、次优的政府政策选择，“亚健康”的烟民身体与“亚道德”的企业责任总比“病态”和“缺德”为优！当然，“吸烟有害健康”的符号化政策更值得每一位“身体力行”的烟民和烟草企业珍惜和重视！
（根据CCTV的新闻而作政策评论，2004年6月29日作）
 
                                              “儿童村丑闻”与慈善监督盲区

一个曾被公认为充满爱心的“阳光儿童村”竟然暴出丑闻：“慈善”的村长付妈妈涉嫌利用儿童敛财(6月10日南方周末报 )。当儿童的痛苦经历成了商品，当慈善成了牟利的工具，谁来为我们的爱心找条出路？
惊闻这则消息，我们在愤怒与痛苦之余，也开始怀疑我们的同情和慈善之举背后的结局。爱心阳光下隐藏着多少不可见人的黑幕 ？有一个“慈善”的付妈妈，又有多少个“爱心”的李妈妈、张妈妈？在媒体披露付妈妈的“慈善”面具后，面对孩子们对记者的仇恨与说谎行为，我们不得不追问爱心付出之后的社会价值：爱心没有错，但爱心的结果有了对错。我们的爱心，是不是摧毁了一个孩子将来作为一个完整人格的人的精神价值？当那些曾经捐赠善款的人知道自己的爱心被人利用时，当那些正准备献爱心的人却要花费巨大的成本保证爱心的正确结果时，我们的爱心之路已越来越窄。
一个正态的社会，不可缺少对弱者的同情与帮助。一个发展的社会，更需要“儿童村”、“福利院”等非牟利组织，来填补在社会救助中“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空白。美国把非牟利体系和宪法看成是启动美利坚的两个车轮。美国人自己也说，假如没有政府，他们照样活得好，但如果没有非牟利机构，美国就完了。 
没有约束的人性不可信赖，对道德的完美要求往往潜伏崩溃的前景。付广荣的阳光儿童村仅仅因为收养的是“不是孤儿的孤儿”，无法注册而成为非法组织，已经凸显出我国立法的滞后。儿童村财务状况混乱也透露出慈善监督的盲区。退一步说，即便儿童村合法注册，在没有完善的制度监督下，类似沈阳阳光儿童村的合法慈善组织，也难免出现赢利经营的“逆向选择”。在一些“希望工程”、慈善捐助、爱心活动中，我们已感觉到越来越浓的商业色彩。
在媒体对付妈妈的“慈善”行径一片谴责声中，我们更应反思我国慈善事业立法保障和制度监督的空位。只有建立完善的慈善监督制度，保证让善款“装在玻璃做的口袋里”，真正做到善款善用，我们的爱心才能善始善终。（撰写于6月11日）
 
                               “公地悲剧”、“卫生死角”与公共治理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曾经断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犹如一句谶语，长沙市银盆岭老鸦冲“一座垃圾山，十年搬不走”（湘声报2004年4月22日第4版）的“公地悲剧”的上演恰不幸被言中。十年，一道山青水秀的天然谷地被堆积成臭气扑天的垃圾山，直至影响周边居民日常生活与身体健康；十年，相关管理部门推诿扯皮的“责任死角”在政府与市民心理之间又活生生开辟出一道“天然谷地”。
英国科学家哈丁用“公地悲剧”描述了理性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体行为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恶果。在老鸦冲谷地这块产权不明的公共用地上，社区居民乱倒垃圾，不缴费用的“搭便车”行为，企业、街道办事处、环卫部门责任划分不清相互推诿的行为，使诸如垃圾清运之类简单的公共管理工作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之中：“我不做总有人去做”，社区居民将垃圾随手一扔，方便省事还不失动作潇洒；“别人出钱我不出照样能办好”，拖欠乃至不缴卫生费用或期冀政府买单，每个理性居民的最优选择均是“不缴费”；“我不管总有人去管”，企业盼着社区管，社区盼着环卫部门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是费力又费钱的公共事务。每个人都被困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纳什均衡”中，“尽管各方都有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但却始终没能明确各方的责任，无法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结果正如哈丁设想的一样，发生的是一场无人缴费、无人管理、垃圾成山的“公地悲剧”。勿庸置疑，垃圾堆积的不仅仅是一座臭气难闻的“卫生死角”，也堆积出相关部门在卫生管理中“踢皮球”的一块“责任死角”，更透露出政府在城市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弊病与危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政策配置或制度安排来达到目的：
第一，产权明晰，责任明确。公共资源的使用必然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性，并确定负责任的提取方式，以使公共资源可持续发展。边界的不清晰和非确定性，只能使公用资源过分提取直至耗竭（天然谷地环境的恶化）。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也要落实到事，责任到人，否则无人负责，一片混乱，公共产品供给势必短缺，公共组织效率势必缺失，公共秩序无法安排（“公地悲剧”发生）。因此，应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受益，谁交费”的原则，合理界定居民、企业、街道办事处和环卫部门四者的责、权、利关系，化“责任死角”为产权明晰、职责明确、自主经营的“责任田”。银太纺织公司是土地代理所有者，享有土地的处分、收益权利，环卫部门、街道办事处分别为城市公共卫生的主管部门和协管部门，在社区公共卫生设施（垃圾站）和垃圾清运工作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社区居民作为直接受益人，也应为垃圾清运工作买单付费，积极缴纳卫生费用。
第二，市场交易，降低外部性。公共物品的消费是非排他的和不可分割的，我消费，你也消费，我付出成本进行消费，你不付出成本也可得到同样的消费。这表明正外部性的存在。“公用地”过度使用，我要得到最大利益，你也要满足最大利益，于是资源耗竭――负外部性出现了。为降低外部性，使收益与成本对称，必然要对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引入市场交易的办法，垃圾有偿处理制度正体现了这一点。在垃圾山治理工作中，也可引入市场运作的办法，如通过让渡老鸦冲谷地部分使用权解决垃圾清运中经费不足的问题，通过企业外包方式破解社区公共卫生管理难题。
第三，沟通协调，自主治理。无论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还是公共政策的执行都少不了协调机制和契约机制。没有协商就无法达成公共事务管理的契约，也就无法形成公共管理的秩序安排。同时，有了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契约和规则，就建构了公共组织，就可以开展“多中心治道”和进行集体公共选择。垃圾成山的“公地悲剧”的发生，凸现出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协商服务不到位和作为不够问题。发挥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沟通协商职能，引导企业、社区和居民建立自主治理的非政府组织（NGO），如成立社区卫生管理委员会，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完善社区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和居民公约等契约机制，规范居民卫生行为，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
第四，理性激励，合理监督。要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使行动个体所在的集团具有越来越强的相容性，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目的，必须解决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即通过建立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和明察秋毫的监督机制，克服个体“搭便车”行为，最大实现公共利益和公众福祉。如对乱扔垃圾和拖欠费用的单位或个人课以罚款，对推诿扯皮的管理部门深究其责，乃至曝光批评等。
“群众利益无小事”，何况公共卫生关乎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同时，城市卫生也是城市形象与城市文明的标志。惊闻类似老鸦冲垃圾山的“卫生死角”，长沙市区还有数处，愿当地政府与相关部门能真正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愿“公地悲剧”从此不再发生。根据《湘声报》04－04－22的新闻报道而评论，撰写于4月23日）
 
                                    谨防黑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的西西里化

2004年7月20日上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邵阳市对姚志宏等60名被告人进行终身宣判，姚志宏（外号小红宝）等4人被判死刑，另外56人分别获刑，至此备受社会关注的“小红宝”黑社会犯罪团伙终于伏法（《三湘都市报》7月21日A1版与A4版）。联系到这些年来轰动全国的沈阳刘涌黑社会团伙违法案、齐齐哈尔“大地主”“小地主”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国青年报》7月19日报道）等等，我们发现了除权贵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毒瘤黑社会资本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龌龊存在。黑恶势力积累和渗透资本所形成的黑社会资本主义以及资本攀附黑社会组织导致的“西西里”倾向都是市场经济抑或法治经济的最大敌人，它们与权贵资本主义或资本的权贵化都是我们社会的不稳定因子，是需要当局者必须严加防范的社会乱象！
过去几年来，湖南出现了震惊全国的常德张军案、益阳阳文案、衡阳唐少华案，这是一个必须加以研究的地域现象，以至于外人对如此“湘军”竟有点颤颤然，投资环境出现了被这些“老鼠屎”打坏了“一锅汤”的苗头。难道就如一些人的评价“战争年代出将领，和平年代出土匪”吗？其实，张军、阳文、唐少华这些人都是重大刑事犯罪分子，他们窥觑资本、抢劫资本，但还没有到以黑恶势力营造资本、积累资本的地步，而邵阳的“小红宝”却制造了黑社会资本主义的种种劣迹和犯罪事实。在邵阳，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红黑白道道道得逞，与“权贵”的勾结也自不可少（2002年6月6日姚儿子生日宴上就有43名党政要员赴宴），“小红宝”还与沈阳刘涌、齐齐哈尔张执文一样“荣任”为某区政协常委，既获得了政治符号，又获得了政治庇护。而社会资本也不断地拉拢他们，从而又为一些资本们提供“保护伞”和势力范围，于是资本“西西里化”也不可避免。
通过对“小红宝案”主要犯罪事实的解读，我们发现金钱、权力、女色仍然是黑恶势力张罗实力所追逐的目标，同时也是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利器。金钱、权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勾结是任何国家都必须严厉打击的对象和老百姓所痛斥的敌人。我们不想重演20世纪早期上海滩的怪景，我们所祈求的是法律和制度的完备，希望不要出现杜月笙式的人物，也希望黑恶者不被蒙混进一些“常委”。我们知道，资本的黑社会性质和黑金势力的膨胀都会导致国家的西西里化——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绝对不容许的。（撰写于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