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招考：转轨政治？另类民主？
如今，在许多地方出现了高薪聘请村官引进外来智力进行村级管理的现象；而最近，长沙某乡开始大面积地招考“村官”欲“借梯上楼”寻找优秀“领路人”（《潇湘晨报》4月4日和17日相关报道），此举引起了实际部门工作者的称赞和褒扬，同时也引发了学者们的若干质疑：“考村官”到底是中国基层发展的过渡政治形态还是基层政治的另类民主呢？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由不发达走向发达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可能有两种路径选择——“常规式”或“跳跃式”。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往往希望能走一条便利捷径，尽快地融入现代化的滚滚潮流，于是各种被称之为“跳跃式”的、“转轨”的东西产生了，招考村官便被认为是实现农村社区发展的“转轨政治”之理性产物。赞同者认为，面向社会招考后备村官可以打破行政界线，使人才流动起来并使能者脱颖而出，且尽快地带领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我们不论此举“注意力（眼球）政治”的效果怎样，但必须承认此种招考方式确实是基层转轨政治生活中开源纳贤的好渠道，是基层公共管理者为解决“三农问题”寻求农村跳跃式发展的创新性思维。
然而，有三个问题必须要弄清楚：村官需不需要招考？经过招考的后备村官就一定能够被选拔为正式村官吗？招考的村官就一定能够胜任村级工作吗？我们知道村官的选择是按照《村民组织法》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和程序产生的，农村公共事务管理是通过公共意志和村民自治实现的，村庄政治是一种反映多数人意愿的、自治的政治形态，因而村官必须是“选”的而非“考”的。虽然目前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特别是村庄选举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如人意的问题，但这至多只能说民主土壤还不够丰沃、民主技术不太成熟、民主培育有一个过程，而不能把经过充分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基层民主制度弃置不用，也不能有违公民的基本民主意愿，去寻求一种“考”而非“选”的新型村治制度，否则只能是民主的另类。
在一个“熟人”或“半熟人”乡村社会中，村庄选举往往带有友情、族情、地缘、血缘的“裙带政治”色彩，这种所谓的“差序格局”能使经过招考的后备干部顺利地成为正式村官吗？我们只能希望如此！纵算经过招考而选拔为正式村官，这种方式产生的“带路人”除非上面“钦点”强制，否则恐怕有点“群众基础不牢”，他能处理好“上面”（上级领导）的关系却未能处理好“下面”（基层群众）的关系，工作又如何开展呢？再者，象“人大才女”那样的会考试者就一定能胜任村官工作吗？这就有点把陈景润强扭去做官，行吗？而面向社会为农村发展以聘请顾问和副职管理者的方式，或像桂阳县和岳麓区组织部门那样把乡村社区干部送到高等院校进行专门培训的方式，倒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撰写时间为4月17日，光明网、中国农村研究网6月11日发表）
农民的精神需求与公共供给的缺位
据长沙电视台新闻频道《真相调查》等媒体栏目报道，现在一些地方农村出现了“寺庙热”，且几乎到了村村皆有的地步，这是一个不得不令人忧虑的现象。虽说有的地方打着“旅游牌”号称接待外来游客、发展当地经济，但我们知道，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庙宇就能够引来八方来客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而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农民的精神虚托甚至封建迷信。联想到当下农村一些地方所出现的“麻将热”、“纸牌热”、“买码（地下私彩）热”，农民的精神空虚显现极致。可能很多人在埋怨农村文化的落后、农民素质的低下，但殊不知生活在城市话语霸权的今天，居住在文明城市中的我们又给予了农村、农民什么呢？
在器物层面，或许跨越了“温饱”，农民有了楼房、手机、家电、摩托车，农村开始了从日用品消费时代慢慢地过渡到耐用品消费时代的时候了。但是在形上层面，我们发现农民的精神生活依然单调、贫乏，特别在一些富裕的地方，有钱的农民也更加有了时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只有通过赌博、吸毒、色情等不良方式进行着无休止的消遣；一小部分失地农民则更加精神空虚、无所事事，他们不安心“城中村”逍遥的命运，从事着与文明城市不相协调的可怕勾当；有的城市农民工白天下班了以后，他们依靠乡情聚集起来的生活小圈子呆在工棚里面极尽所能找“乐子”，甚至争取深夜捞点“外快”；一些外出打工青年过完年之后，扔给父母冰冷冷的一句话“家里真不好玩”又踏上了城市务工的征程。
农村没有书店，没有书刊，没有有线电视，没有电影，没有歌舞……农村的精神真空得不到城市文化的填充，文化沙漠得不到精神雨露的滋养，农民的精神生活并没有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而丰富，这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内含于“三农问题”中急切重视的再生问题！许多老人仍然怀念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场景：扫盲班、农民夜校、露天电影、皮影戏、古装剧、县歌舞剧团的演出……那时物质生活尽管简单，可精神生活却不贫乏。虽然中老年人惯有怀旧情结，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已经故去的历史事实。比照今天，农民的精神文化世界似乎不如历史；比照城市，市民们尽管被金钱、权力制造着如哈贝马斯所谓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可国家的公共精神供给并不缺乏——文化基础设施比比皆是，而农民们却自己制造着“自娱自乐”，到今天“自娱自乐”的方式也在慢慢消融着。
一直以来，农民们的精神需求被物欲、生产压抑着，他们想方设法增收、建房、送子女读书，还要承担原有的各种赋税、提留、摊派。“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后果不但拉大了农民与市民的收入差距，而且也拉大了乡村与城市“文明”的距离。在取消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等许多公共政策到位以后，农村的物质生活条件、经济面貌毫无疑问将会发生崭新的变革，我们可以断言：未来城乡差别主要是文化的差别！城乡的冲突也主要体现在“文明的冲突”上！其实，农民有着与城市人一样的精神需求，农民也应该与城里人一样享受着国家公共精神供给方面同等的“国民待遇”！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就需要针对即时性公共物品的需求制定有效的回应型公共政策了，比如，加强农村文化事业的投入、增加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保存和恢复农村传统文化等等！
在“三农”问题越来越被公众关注的今天，关注农民的精神生活、“莫让农民久坐文化冷板凳”将会成为重要的公共政策议程。国家公共精神供给的目标是：让被城市化边缘化的农村精神富足起来！让“送文化下乡”成为“让文化驻乡”！让在市场化过程中失语的农民重新回到国家公共生活当中来！（根据长沙电视台的采访而评论，撰写时间为4月16日，《三湘都市报》5月24日“政策评论”发表）
“代管家长”制与“留守儿童”教育
据《光明日报》6月22日报道，湖南省新宁县白沙镇推行了“代管家长”制，即教师与“留守儿童”结对，教师代为其家长，从学习到生活实行全程负责。我们认为，此举系基层义务教育领域的重大制度创造，是对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新探索，是关心外出打工农民和实施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持续。因此，作为一个劳务输出大省，面对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湖南农村的“下一代”是需要重点关注和耐心培育的。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函数当中的重要变量。在“以农补工”和“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状态下，农村越来越置于边缘化境地；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困局中，农民于市场经济语境中表现得越来越失语。如此，以土地为生存技术和生活保障的农民只有选择外出逐利谋生，当然他们也把更多的梦想和希望留给了他们的下一代。实际上，很多外出务工者基本上是为他们的子女积攒学费而“投资未来”不断“流动”的。
可是，正是这些“留守儿童”成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的盲点，他们小小年纪便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家庭教育处于空白，“学习生态”失衡，一些学生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性事件”来，这是一个令教育家和教育行政管理者们不能不关注的事实！在广大农村，父母双双出去打工，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经愈来愈多，最新统计数字是近1000万。这些孩子的教育怎么办？确实是当前中国教育战略制定和实施中不能忽视的重要的政策问题，也是作为公共产品的义务教育所要着重考量的“义务性”的公共问题。
如今，新宁县白沙中学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他们的基层政策创造和人性化的制度管理，为中国“留守儿童”的未来作出了积极性的解答。他们变“救助式寄宿制”为“家庭教育管理制”，班主任为“留守儿童”的代管责任人，教师与“留守儿童”结对，义务“代管”；“代管”责任到人，学校每周进行一次检查和抽查，确保“问题摸准，代管称职，关爱彻底”；对表现突出的“代管家长”进行表彰，对进步较快的“留守学生”给予奖励。据悉，目前该校270多名农村“留守学生”都有了“代管家长”。
当我们为这一新生举措而欢呼的时候，却不得不冷静下来思考其“可持续”问题。我们担心这种善的基层政策试点恐怕是一时的“爱心冲动”，也担心“代管家长”制形式和内容的不一致，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小孩或是迫于政绩压力抑或新闻效应。只有注入制度激励的基因，由教育公共部门投入一点、受益家长支出一点、学校与教师奉献一点，变“义务代管”为“有偿代管”，“代管家长”制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如是，再辅之以定期的检查和监督制度、奖励和处罚制度，“留守儿童”才会成为真正的受益者。也只有不断地走向制度化，此项基层教育创造才有全国推广的政策意义。（撰写时间为6月22日，《三湘都市报》6月24日“政策评论”发表）
拆迁事件：公权越位与政治生态
近段时间，一系列因拆迁引发社会问题的“拆迁事件”不断发生、屡见报端，例如北京市民黄振氵云 持宪法抵制强制拆迁案，四川峨嵋山市拆迁农民“下岗”失地、居无着落事件，嘉禾县拆迁工作中的“株连”政策与“人质化”操作，等等。透过这些事件，我们嗅到了一些地方政府行为当中公权滥用的气息，我们的“政治生态”正遭到这些行为的破坏。
拆旧房建新房本是大快人心之事，为什么在一些政府官员手中一“折腾”，都成了一幕慕“圈地运动”的悲剧？症结在于地方政府为了片面追求经济绩效，忽视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合法利益，把公权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没有把公民的利益归还于民。
在一些“父母官”的眼里，发展经济是大局，牺牲一点老百姓的利益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时候采取一些强制方法也无可厚非。依照这一逻辑，公民利益是小事，影响经济发展是大事，于是“谁影响××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喊得底气十足了，公权执行者本末倒置、“为民作主”强制拆迁理由充分了。然而，这种以牺牲公民权益换来的“经济发展”真正的收益者是谁？地方负责人的“位置”上去了，拆迁农户还住在“窝棚”中，新的边缘群体不断扩大……
既然公权可以打着“发展经济”的幌子“越位行事”，公权行使也就变了味。异化的商业运作、变相的招商引资、权力设租、寻租，腐败在拆迁的“温床”上滋生。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建高尔夫球场热也一浪高一浪。在持续增长的“政绩簿”背后，是环境恶化、能源紧缺，“地荒”、“电荒”、“水荒”泛滥成灾。在这无异于“吃祖宗饭，砸子孙碗”的“败家子”行为下，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和政治生态恶化！
“拆迁事件”背后的公权滥用，凸现出当前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决策监督机制、拆迁补偿制度与政绩考核制度的不足。 因此建立透明、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与听证制度，尽快出台和完善符合公众利益的拆迁补偿标准，推行“绿色GDP制度”，提升政绩考核中“民意票”的份量，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是杜绝诸类事件再发生的根本之策。
我们期待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更呼唤绿色、和谐的自然生态和尊重人权、以人为本的政治生态。（撰写时间为5月28日，《三湘都市报》“政策评论”6月8日发表）
反哺“三农”与政策归位
国家主席胡锦涛4月9日至13日在陕西考察工作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发展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始终坚持农业的地位不动摇，始终坚持加强、支持、保护农业不动摇，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在考察过程中，胡锦涛要求“把政策交给群众，把措施落到实处”。这是中央“一号文件”颁布以来、宣布减免及五年内停止农业税之后，中国高层的又一“最强音”。至此，官方与民间达成了一致的共识，那就是：该到反哺“三农”的时候了！
中国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是建立在农业、农村、农民的巨大支持基础上的，“三农”的慷慨支援使我们建设成了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欣欣向荣的准小康型国家。但是，徜若我们仍然固守原有的“以农补工”式带有剥夺性质的政策观去看待农村、农业、农民，那么持续边缘化的后果将会殃及国家大厦的基石，政治合法性将会动摇！无疑，“三农”问题始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瓶颈”，是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函数中的重要变量。为农业松绑、对农村投入、给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已经成了“社会公平工程”中的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由原先的“以农补工”也应该到今天的“以工补农”时代了，反哺“三农”是中国公共政策必须面对的重要议程。
但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对中央政策并没有认真地贯彻落实，虽“坑农”、“害农”的现象少了，而“骗农”的现象却出现了。极少数地方违反规定，尽可能地让农民不知道具体的政策措施；一些地方把农补资金挪作它用，而不直接发放到农民头上；有的先把农补资金发放下去，而从其他的渠道又加重农民的负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执行失范现象仍然严重地存在，政策缺位、政策扭曲、政策不力致使“三农问题”仍是问题。由此，政策的归位与落实在当前显得特别重要。于是，胡锦涛同志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迅速组织广大干部深入农村、深入基层，走村入户、宣讲政策，帮助农民释疑解难，检查中央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真正做到把政策交给群众、把措施落到实处。
2004－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