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全国物价水平呈总体上升趋势。近几个月，在实施宏观控制的情况下，中国国内物价仍然上升。国家统计局刚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5.3%，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4%。中央的方针政策是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宏观调控，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然而，导致这轮因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造成的经济过热与前四次有所不同，调控的对象应该首先是政府，必须通过宏观调控而把改革推向更深的层次。
首先，这轮经济过热的始作俑者是地方投资增长过快。
先看看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资料搜集并计算的两组数据（2004年为1-7月份数据）。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及中央与地方投入完成情况（亿元）：
年度 总额/增幅 中央项目/占总额/增幅 地方项目/占总额/增幅
2001 27826.62/13.7% 6548.30/23.5%/3.7% 21278.32/76.5%/17.1%
2002 32941.76/17.4% 6374.29/19.4%/-4.6% 26567.47/80.6%/23.4%
2003 42643.42/28.4% 6079.22/14.2%/-2.7% 36564.21/85.3%/36.2%
2004 27115.80/31.1% 4273.86/15.8%/5.7% 22841.94/84.2%/37.2%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和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例：
年度 房地产开发投资 增长率 占固定投资总额比例
1999 4103.20 13.53% 13.74%
2000 4984.05 21.5% 14.86%
2001 6245.48 25.3% 22.4%
2002 7736.42 21.9% 23.5%
2003 10106. 12 29.7% 23.6%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连续几年在增长，但中央项目是有下降趋势，而地方项目无论是投资总额或占总额比例还是增长幅度而不断上升。房地产的投资也在快速增长，2003年的增长率占固定资金投资比例是1999年的两倍多，近30%的增长率，连续三年占固定投资总额比例超过20%。地方占的比例将是更大。
地方投资的快速膨胀，继而引起信贷和土地占用失控，并导致煤电油运钢材紧张，最后物价上涨。国家信息中心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说：地方政府投资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是这轮投资过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地方政府为何如此热衷于过度投资呢？这与我国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有根本的关系。
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从财政包干体制变为分税制，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增值税划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作为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按七五、二五比例中央和地方共享，而正是这部分税款，对于地方的财政开支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如果争取到更多的投资项目，当地的财政收入自然扩大，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就能得到较大的改观，同时也突现出政府的政绩。
各地方政府为了确保财源，自然是想方设法加大投资上项目，甚至想方设法争取大项目，造成各地在招商引资方面引发竞争，如土地价格的优惠、税收的优惠（可以在二五分帐之中和地方税之中减免）等等。因为其他方有项目而自己没有，或有项目而自己竞争不过其他地方，最终损失的还是自己当地的财源。例如，当地增加一个年纳税一千万的企业，当地就增加250万的财政收入，还有属于地方税的收入和带动当地的其它产业和就业等间接的地方收益。有些政府官员说，“不讲GDP的就是傻瓜”，这是最好的写照。创造政绩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上项目或上大项目，只要项目多了或一个大项目上去了，GDP就上去了，地方财政收入也上去了，政绩也就出来了。
在现有的财政税收体制下，地方必然着迷于GDP的增长追求，也就必然导致重复建设（其它地方上马的项目我们也上）、地方保护主义（不让其它地方的商品进入当地参与竞争）、农民在土地上的利益受损（降低征用土地价格来降低投资者成本）、政绩工程的泛滥（也可以增加GDP）、银行坏帐的增多（用行政干预等方法取得贷款来进行政府的投资或当地企业的投资）等一系列的问题。而更严重的还是导致地方政府的权利与资本结合在一起，导致腐败现象的不断发生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受损。
铁本事件就是一个实例。铁本自有资金只有10多亿元，却要上投资一百多亿元、占地６０００多亩的项目，没有地方政府的从中将项目化整为零办理审批手续，没有地方政府动用行政资源来参与征用土地，没有地方政府协助获得项目所需银行贷款，这一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和“经营城市”的问题。
按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大部分地方政府其实只是吃饭财政，要加速当地经济发展和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突显政绩却很难有巨额资金来源，在现有政策下，土地无疑成为了唯一最快捷获得的资源和财源。因此，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一直快速增长（200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近1/4），使土地开发和“经营城市”的过度造成了因钢材、水泥的供应紧张而变得“虚热”，更引发其它行业的通货膨胀。例如大量的农田被征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的减少是造成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涨价的原因之一。
从国家统计局网站获得的数据，2003年全年建设占用耕地22.9万公顷，灾毁耕地5.0万公顷。生态退耕223.7万公顷，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33.2万公顷。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31.1万公顷。全年净减少耕地253.7万公顷。也就是说，一年共有22.9万公顷（340多万亩）的耕地被占用于城市建设、开发区建设和其它用途。按照目前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我国今后每年的建设用地需要增加250万亩至300万亩。
不少地区在“加快城镇化”、“经营城市”等口号下，一方面使失地农民数以千万计，另一方面有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不法房地产商则从中渔利。而土地出让获得的资金，成了这些年不少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报告土地管理法执法检查情况时表示的说，以地生财已经成为一些地方征用农田、经营土地的重要驱动力。土地出让金的纯收入，过去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对改善城市环境、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地方出让土地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大。这些收入并未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成为一些地方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和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主要资金来源。据调查了解，有的省、市土地出让金收入超过了同级同期的财政收入，而对这部分资金使用又缺乏严格的监督管理。
地方政府利用开发土地和经营城市这条捷径来追求地方经济增长和政绩，通过交易不透明的协议出让方式出让土地，出现地产商“圈地”“造城”令人咋舌的现象。在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正式生效后，仍凭借着“历史遗留问题”这一理由以协议出让方式的“圈地”运动仍在继续，甚至所谓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只是一个牌子，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同样有暗箱操作。地产商们以低廉的价格取得大片的土地后，通过地方政府的政府行为又成为国内商业银行重点扶持的对象，银行资金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房地产市场。正是这些资金支撑起整个气势磅礴的“造城运动”，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楼盘达到了１０余万居民的规模，在北方，广东一家开发公司在一个城市一次就圈地１８０００亩……但统计过全国２万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却高达７０％以上。
这些现象均再一次说明宏观控制首先应该是地方政府。
另外，宏观控制也牵涉到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问题。
据世界金融机构测算，按购买力平价算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约为3元人民币兑1美元，大多数人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有升值前景。而且美元、日元、港元等的利率与人民币最少有几倍的利率差，导致大量的外汇“热钱”通过某些途径流入国内。由于人民币存在强劲的升值预期，2003年上半年就有200多亿美元“热钱”流入境内换成人民币，等人民币升值后再进行兑换。
国家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网上公布的数据，2004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增加673亿美元，但1-6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5229.7亿美元，进出口逆差68.2亿美元，而公布的1-2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才83.19亿美元。也就是说六个月就有741亿美元的余额进入境内，其中有近500亿美元（4000亿人民币）是通过其他渠道流入。中国的银行平均每天要用投放30多亿人民币来买进4亿多美元（按此算一年要投放过万亿元人民币）。
为了减低人民币升值压力，央行投放巨额资金买进“热钱”，造成货币投放量（供应量）加大，则会形成人民币在国内贬值压力。这些资金可能有部分是存在银行吃利息，但相信更多的是成为了投资的资金。
现在，政府用宏观调控控制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现象，一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控制信贷规模。然而控制国内信贷规模却控制不了境外的投资，而且境内外银行存在较大的利率差，境外的银根非常宽松，加上地方政府对GDP着迷般的追求，在境内投资资金被压缩的情况下，地方会将重点放在吸引境外的投资上，以稳定并提高地方的GDP增长。另外，国内企业因缺乏资金而被抑制增长，竞争力进一步被削弱，而外资企业却在同时在扩张，差距进一步在拉大。如不良贷款率不到0.5%的个人购房按揭贷款，国内银行受行政命令规定而收缩，外资银行却趁机进入，并以不同方式快速接近这块令人垂涎的“蛋糕”；还有跨国外资汽车公司也在国内大幅度增加投资扩大产能，二是提高利率（正在争议中）。近期美元加息，有减少热钱流入的作用，如我国用加息的办法控制经济过热，实质是间接将人民币升值，境外资金因获利前景看好流入速度不会降低，国内信贷规模压缩和因利率提高造成国内投资成本增加，地方政府对GDP的追求和境外资金刚好一拍即合，投资冲动也难控制。而且，利率提高，也会对当前股市引起不少的震荡，使国内企业受到一定打击。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过快（或过热）引起通货膨胀，是市场需求畅旺及其预期而造成的，更加是货币投放量过大的问题，提高利率只是人为抑制市场的需求。如果货币流通量不变，社会商品越多，其价格会越低，只会通货紧缩。
因此，现有的汇率稳定政策和宏观控制一起执行会相互抵触和相互化解效果的，这次的宏观控制也必需考虑到政府的汇率和利率政策，更要考虑要用何种行政手段来指导或控制某些重复过度过热的投资，特别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如授权银监会采取对某些重复过度过热的投资项目不予或少予融资等，不必要提高利率而影响到大部分行业。
所以，这次的宏观调控首先是要解决政府行政主导性投资的问题，并非只是通过控制信贷规模和利率等金融杠杆这些经济手段能起到实质性的效果，而应该从更深的层次上着手，以宏观控制为契机，将政府的各种体制性障碍进一步加快改革，如财政、税收、金融和投资等方面，并改革政绩考核制度，逐步转变政府的职能。因此，这次的宏观调控，对象应该首先是地方政府，也可以说应该通过这次的宏观调控，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开始。
孔善广 2004/09/02于佛山。Email: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