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迄今长达25年、总额达4000亿美元的引入外资过程中，由于政策差异，使不同行业的外资利用成效大为不同。这可能直接导致跨国公司在某些中国行业成为最大赢家。”麦肯锡合伙人、董事徐浩洵博士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说。
他举例，中国的汽车业迄今外资投入40亿美元，最大赢家只是跨国公司及其中方合作伙伴。他们获得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4倍的超额利润；中国自己的汽车行业竞争力并未明显提高，国内消费者仍要支付高于全球70%的市场价格。
“但是，在消费电子行业等领域，中国本土企业和消费者则成为最大赢家，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国内价格大大降低”。
导致如此反差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即政府实行的是放宽行业准入，还是限制性政策。徐浩洵博士分析，汽车和消费电子两个行业不同的利用外资经验，对于正在加快开放的中国保险业和银行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即“竞争性是关键”。
换言之，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其对内保护、对外限制，不如尽早着手“创造性破坏”——扶优汰劣。因为创新和风险才是经济进步的核心所在。
“保护”的结果
2003年，通用汽车在中国的产量只占其全球产量的3%，占其全球盈利的25%。也就是说，通用仅用了3%的产能，获得了25%的利润。原因很简单，通用在中国的单车销售（税前）利润是2300美元，而在美国这一数字只有145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汽车行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市场新车销售2003年约200万辆，销售收入增长率达到破纪录的50%。
但对中国本土汽车工业而言，他们只在低端产品上具有竞争力，合资生产的“国产汽车”基本是外国品牌。对于即将在2007年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市场的中国来说，只有跨国公司和本土合作，方才是最大赢家，它们鲜有竞争对手，获利丰厚。
“造成这一发展态势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徐浩洵的研究表明，从某种意义上，政府政策决定了在中国市场上谁是最大赢家。
在汽车业，“市场换技术”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初衷。直到2004年5月，汽车产业政策修订后，对本土企业仍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该产业政策的目的很明确也很简单，就是政府希望借此让几大国有老牌汽车企业吸收消化外方的先进技术，最终“做大做强”。
“但是，政府扶植本土汽车企业成长的愿望并没有实现。”麦肯锡与中国汽车企业管理高层的访谈结果表明，由于处于“被保护”的地位，几大汽车集团中，并没有谁能将合资企业的先进经验转移到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因为没有必要”。
“因此，中国的消费者要为政府的保护政策买单”。目前，国产车售价比欧美国家高出30%~40%；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税前销售利润超过了20%（世界平均水平只有5%）。而据高盛公司估计，在中国领先的外资汽车制造商大众公司，2003年每股收益的70%~80%来自中国。
充分竞争才是出路
消费电子行业是中国利用外资的另一主要领域。但与汽车业不同，在中国政府采取“不干预的监管”政策下，本土企业已成为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年产值达6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消费电子市场；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绝大多数实现了本土销售与出口销量的基本持平，国内消费者更从低廉的产品价格中得到实惠。
“中国政府对消费电子行业的外来投资，采取不干预的监管政策，主要原因是，该行业几乎没有政治敏感度高、人员庞大的国有企业。”麦肯锡的一份分析报告判断，“不干预”体现在外资可以以独资进入、不强制本地采购；不限制私营企业或其他行业的老牌骨干企业进入消费电子行业。包括海尔、TCL等在内的国内优秀的消费电子企业，尽管政府仍持有部分股份，但仍按照民营企业的管理模式运作，政府不参与日常经营。
这种监管模式带来了充分竞争。如联想通过分销国外产品，掌握了国际一流的销售和营销技能，在与惠普、诺基亚、三星和惠普等的竞争中，不但没有遭到重创，反而提高了自身竞争能力。
竞争还推动了中国本土供应链的发展，如LG、飞利浦、三星都与本土供应商建立了合资企业；在戴尔的推动下，其计算机塑料机箱配套供应商，也在戴尔厦门工厂附近建立了生产厂；摩托罗拉为700家中国供应商提供培训和管理课程。
跨国企业在中国消费电子行业的情形则喜忧参半。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等盈利骄人，但在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下，两家企业的市场份额正在下降；戴尔等虽然盈利，但市场份额已降到1位数；LG和三星则将中国视为它们的“本土市场”。
中国的消费者是消费电子行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之一。1996~2003年，消费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的价格指数下降了33%，部分产品价格跌幅更大。
“创造性破坏”
中国需要更多的竞争。徐博士指出，外资可以给予中国经济带来三轮增长动力：一是通过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提高本土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二是质量的提高、品种的丰富和价格的大幅下降；第三轮是价格下降大大刺激国内需求，从而使中国确立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与消费电子产业相比，中国汽车业由于政府的严格管制和竞争不足，其第二轮和第三轮发展已严重滞后。”而面对中国正日益加快开放步伐的保险业和银行业，中国政府是否会出于同样的心态，采取“限制外资，保护本土”的非竞争性投资和经营环境?
麦肯锡全球研究学院做出如此判断：如果中国政府希望造就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必须从现在起着手“创造性破坏”——淘汰弱势企业，扶优扶强。毕竟，创新和风险才是经济进步的核心所在。
至于给予外资税收等方面的优惠，麦肯锡给以否定回答。
据统计，目前新兴市场对于外商创造的每一个工作岗位，所有奖励加起来可能高达每年数万美元，甚至其净现值已超过了20万美元。然而，麦肯锡最新研究表明，这些优惠措施除了“会令政府每年损失数百万美元”，其他方面收效甚微。
更糟糕的是，在地方利益驱使下，一些省市的政府之间常常为了赢得某一项目陷于投资争夺战中。“这样做的结果是，惟一的获益者是外国投资者，而非中国”。
中国咨询市场 面临外来压力
国内各类咨询公司数以万计，他们有一种普遍看法：“国内咨询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现状差别太大”
就在国内咨询业因市场难做而纷纷叫苦时，麦肯锡公司正在宣布加大在中国的业务，并将在今年底前首次推出核心读物“麦肯锡季刊（The
Mckinsey Quarterly）”的中国专辑——《今日中国》。
《今日中国》内容定位于企业高管和需要关注的中国话题。如中国正经历大规模经济转型的迹象分析；外资银行业参与中国个人消费者争夺战已经开始；外国保险公司在错失进入中国的最佳时机之后，如何寻找机会；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有效采购等。
过去10年，麦肯锡在中国完成了500多个项目；近年来，其在中国的项目70%多是为本土企业服务，并就一些经济发展项目向中国的政府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目前国内咨询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各类咨询公司数以万计。但他们有一种普遍看法，就是“国内咨询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现状差别太大”。国内某咨询公司负责人甚至向麦肯锡直言：中国企业不需要“高层次”的咨询服务，而是低层次的具体问题，如财务问题——一个不懂财务的总经理如何掌控财务决策?
麦肯锡合伙人、董事徐浩洵答曰：麦肯锡的咨询服务既有“季刊”（包括“中国专辑”）提供最新的经营管理理念和价值、展示最合理的实践路径和解决方案，更有具体的诸如成本分析等业务层面的服务。
他举例，麦肯锡曾为中国某国有商业银行的广东分行做过成本分析的咨询服务，结果发现，银行既不了解哪一类客户和哪一种渠道是赚钱的，也不清楚哪一类贷款更容易产生不良资产。实际上，最容易形成不良贷款的是当地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带有合资背景的民营企业；不能还款的原因常常是人为造成的，如贷款建厂，建好后房子人为烧掉。因为已经购买保险，贷款人获得赔偿，但银行贷款却因火灾而不能偿还。“对此，麦肯锡给予的建议是，砍掉1/10的现有贷款客户。”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