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件] 
    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沿海地区“民工荒”最早是从福建省晋江市开始的。5月中旬,福建省劳动保障厅发布的一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报告显示,该省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晋江、福州、泉州、莆田等地,劳动力市场普遍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晋江市在全国百强县中,经济实力排在前几位,该市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有1万多家,每年吸纳农民工70万人左右。自2004年春节过后,该市工业企业开工率只有80%-85%,其中陶瓷业开工率不足50%。另外,该省仅泉州市一地,即缺工达20万以上。 
    在长三角地区的浙江,根据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统计,今年初进场求职民工流量比去年减少11%-20%。劳务输出大省湖南、江西、农业大省山东也都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在长沙,今年3月以来进城当保姆的农村妇女减少了70%,几乎出现断档。在江西,无论是赣南还是赣北,无论是边远的宜春、上饶,还是省会城市南昌,招工难也已成为不少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深圳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刘秋声说:“今年缺工的问题特别严重。人不知都到哪里去了,几乎每个台资厂都在喊‘缺工’,普遍缺工在30%到40%左右,一些企业生产线开工不足,订单也不敢接了。” 
    自东南沿海蔓延至内陆地区的“缺工”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那么,“缺工”到底是劳工短缺还是有一技之长的工人缺乏? 

“民工荒”缺的是普通工人

    深圳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董事刘开明博士认为,珠三角劳工缺口200万,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数字。据他了解,像东莞、虎门这样的工业镇,劳工缺口在一二十万以上的,相当普遍。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徐林清说,所谓“民工荒”实际上仅仅表明了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并不是说整个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供给短缺,是在既定工资水平下低级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根据已掌握的信息,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确实出现了普通操作工人招工难的问题。 
    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张丽宾认为,“民工荒”反映的是整体短缺而非仅熟练工短缺,是全面而非局部地区和行业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技工几年前就“喊缺”了,今年的情况是普通工人也少,因此“民工荒”这个说法可以成立。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认为,劳动力在中国其实并不存在“无限供给”这样的事实,或者“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尽管中国人数很多,农民剩余劳动力也很多,但是,能够满足城市用工需要主要是年青力壮的劳力,而青壮并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劳工并不是无限供给的。 
    劳动保障部课题组日前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中说,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女工相对短缺,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企业缺工尤为严重。
 
“民工荒”实质是“技工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李佐军说,从需求角度看,不排除部分地方、部分行业和部分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增加了对民工的需求,但从总体来看,在技术不断进步、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经济结构逐步高度化的大背景下,对低素质民工的需求不可能有大幅度增加。而且,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也会抑制企业对民工的需求。因此,对民工的需求过多难以成立。 
    从供给角度看,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我国仍然是农村人口占主体的发展中国家,人地矛盾仍然很尖锐,农业和农村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仍然很低,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所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在我国还远未过时。虽然,随着计划生育的持续推行,农村新生劳动力的供给趋缓,但这并未改变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事实。因此,民工供给不足也难以成立。 
    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潭认为,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一直就是个“老大难”问题。有道是: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撩开“民工荒”背后的面纱发现,民工是不“荒”的,真正“荒”的是有一技之长的技能型民工。 
    针对不断传出的珠三角企业招工难,出现“民工荒”的信息,广东省副省长谢强华明确表示,广东省不存在“招工难”、“民工荒”的问题,但确实缺乏高级技师这样的人才。据了解,到2005年,全省高技能人才缺口将达到180万。 
    劳动保障部的另一课题组《关于技术工人短缺的调研报告》指出,目前全国技术工人供不应求的局面普遍存在,尤其是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在制造业发达的地区,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能人才的短缺状况更加严重。 

“橄榄型”的缺工特点

    广州市劳动力市场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宝颖分析认为,今年的劳动力市场呈“橄榄型”缺工特点:即两头需求大,中间基本饱和。一方面,有一定经验的高级技术工人缺乏,很多企业开出了较高的工酬,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另一方面,大量需要手工操作、需要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岗位需求量更大,广州市皮鞋厂连续几周在劳动力市场设摊招工,开出了月薪700元、包吃包住的条件,但也只能满足20%的需求。 
    广东省社科院宏观经济所副所长成建三认为,现在紧缺的是两类人:一是装配线上的工人,一般要求是年轻的女工,但农村出来打工的年轻女子不多,远远无法满足需求。二是技工,比如车工、电镀工、钳工和焊工等,珠三角技工的缺口在几十万人。 
    较大范围的“缺工”现象是否将长期存在?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分析预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这一现象是暂时的。就我国总体而言,农村劳动力绝对过剩,乃至于造成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这个基本规律是长期存在的。有朝一日,等民工又觉得城市打工比在农村挣得多的时候,再回到城市,这是必然的趋势。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赵长保处长认为,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4年6月份的村一级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长3.8%,和去年相比,基本上保持了平衡增长态势。调查同时显示,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打工的数量有所上升,而到东南部沿海地区打工的数量,则有所下降。因此,目前中国出现的“民工荒”应该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即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一带的暂时性问题。 
    劳动保障部课题组指出,从目前趋势分析,民工短缺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较旺,企业一时又难以大幅提高工资,因此东南沿海部分地区用工短缺的状况短期内可能还会持续。但由于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国情并未改变,没有迹象显示这一问题会扩展为全国性的、影响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 
    赵晓根据一些新闻报道得出结论:劳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只是轻微的程度已成为全国性现象,席卷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劳工输入与输出地区。因此,认为当前劳工的短缺只是结构性的判断可能不太妥当,也不能在这个角度上来思考问题。 
    张丽宾认为,“民工荒”揭示出我国经济发展正趋于面临劳动力资源瓶颈,现在开始出现普通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下一步会出现全面的有效劳动力短缺。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75年为我国人口出生率的转折点,1975年以后出生的劳动年龄人口远远少于30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数。而新增劳动力需求大多数只适合年轻劳动力。因此,即使在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继续增加的10年中,我国都将面临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当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减少后,劳动力供给问题会更加突出。 
    专家学者认为,工资待遇低、权益得不到保障、农业收益的变化、制造业长期低水平发展、农民理性的回归等,是“民工荒”的直接原因。
 
民工的工资待遇过低

    目前对“民工荒”产生的原因有许多种观点,但是声音最集中的就是企业给民工提供的工资待遇过低。 
    温铁军认为,其实在2001年、2002年民工实际收入下降的问题就已经初露端倪。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整整十年,东西南北中,民工工资基本维持不变,当年他爹来打工是什么工价,现在儿子来打工还是什么工价,但是整体的物价水平已上涨很多,因此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 
    中山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教授表示,目前民工工资是太低了,几百块钱连生活费都够不上,低工资曾经帮助制造业取得了飞速发展,也制约了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他指出,近年来随着珠三角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价上涨等影响因素,企业固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已经让珠三角对本身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而眼下的“民工荒”无疑让那些无法承受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压力而招不到人的企业面临转型或者向周边城市或省区等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方转移。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杨永华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原因是他们的工资增长缓慢且打工成本高。没有技术的农民工收入多年来徘徊不前,与在家的农民收入的差距迅速接近。据广东省总工会7月初公布的调查报告,广东外来民工中有一半人的工资在800元以下,很多外来民工的工资仅仅三四百元,只能维持简单的生活。 

民工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李佐军认为,“民工荒”的根源在“权利荒”。与刘易斯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舒尔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坚定地指出,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他们之所以选择从工厂回家或不去工厂打工,是因为他们经过精心计算后发现,去工厂打工所获得的净收益,还不如呆在家里务农或创业所获得的净收益高。 
    为什么去工厂打工所获得的净收益偏低?原因是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君不见,虽然经济发展了,城里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民工的人力资本提高了,但民工的工资水平却是20年一贯制。民工虽然进城了但绝难享有同等的福利保障待遇,甚至连基本的劳动保护也没有。许多民工辛辛苦苦工作一年,结果到年头连基本的工资都拿不到,回家过年的钱都没有。有的还遇到各种处罚、克扣、歧视甚至体罚和遣返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和尊严的事。更不用说在出来打工的过程中会遇到一时找不到工作、贫病交加、被骗、子女上学难、与亲人分离等等难题。 

农业收益变化的结果

    党国英认为,今年粮食涨价了,再加上政府的一些补贴和减免税费等措施,一个农民家庭可多收入几百块钱。一算账,有的农民索性回家种地去了。农民打工的净收入实在太低了,扣除掉在城市里的消费,所剩不多。如果遇到黑心老板拖欠工资,农民工终年辛苦劳作也捞不了几个钱。再考虑到如工作时间过长、工作环境恶劣,甚至还要吃“民工粮”。农民回家去挣那一年才几百元的新增收入,实在理性得很! 

宏观经济波动所致

    赵晓说,宏观经济波动可以最完美地解释当前的“民工荒”,不是因为劳工不足,而是因为当前价格水平上的劳工不足。当前“民工荒”主要就是因为总需求上升太快,而工资的调整相对滞后,体现为粘性,没有伴随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而相应调整,这样,在短期内,劳动力供应曲线并未发生变化,但在真实劳工价格下,供给将出现增长不足,而需求会放量上升,劳动力市场也就自然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制度本身及其导向问题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认为,事实上,在种种构成民工短缺现象的缘由中,大多数是制度本身问题及其导向问题。而导致这些有缺陷和不合时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的长期存在与实施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观念和理念的陈旧。造成人口迁移流动“推拉力”弱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民工流入地和接受地的广东没有因形势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仍然固守20多年基本没有更新的民工就业、安置和待遇模式。该模式最大的弊端是以服从经济发展为主导,忽略了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导向;它注重的是廉价民工资源的索取与利用,没有同等关注民工的切身利益、生活质量和人力资本的培育提升。如果说它过去曾行之有效,但今天它已不适应“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新环境的要求。 

职业培训的投入不足

    陈潭认为,由于缺乏相应的技能培训及其相关技术教育,他们所从事低报酬的脏活、累活以及连工钱都无法保障的情形已经使他们产生了对打工生活的厌倦。而高风险的工种、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频发以及防护知识的匮乏也促使他们开始顾念生命的成本。以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的企业却又不愿意对松散的、极具流动性的甚至文化程度极低的民工们进行任何教育上的投资,更妄谈如日本企业般的“终身教育”了! 
    由于对“民工荒”产生的原因看法不同,专家学者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不同办法。 

改善民工待遇

    李佐军说,要想缓解“民工荒”,可行的办法是增加或改善民工的待遇,即通过权益的改善将民工吸引回来。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当前民工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要想缓解之,就得让民工的价格(工资、身价、权利)上涨,然后引致供给增加,需求下降,使供求趋于均衡。 

依靠政府调节劳资关系

    党国英说,农民不去工厂做工,既是农业收益变化的结果,也是他们消极保护自己权利的结果。劳动的廉价是因为农民工的劳动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护。而劳资关系的调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话题。不道德的劳资关系不可能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 
    调节劳资关系,必须依靠政府行为。因为单个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高强度地剥夺工人利益所产生的后果,虽然最终会给它们自己出难题,但单个资本不会联合起来纠正自己的行为;而资本的集合一定会陷入非理性状态,它们会破坏自己的长期赢利前景,破坏自己的市场。 

确立“准产业工人”地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郑英隆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确立农民工的“准产业工人”地位。准产业工人,顾名思义,还不是产业工人,它是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的“中介”或“中间环节”。他认为,首先要打破农民工所进入的产业的限制,让他们逐步进入可同城镇居民一样自由择业的时空,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在这个过渡期中,通过在工矿企业的“干中学”和产业工人的学习制度安排,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增强他们对一些重要产业的“进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创新民工就业制度与模式

    郑梓桢认为,应该把制定广东人口发展战略迅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保证广东人口发展的平稳、健康与安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正视区域利益格局调整后劳动力流动的现实,政府能做的是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最终让市场充分有效地发挥配置人力资源的作用,并利用这一事件使之成为增强珠三角企业竞争力的契机。
 
让市场发挥配置作用

    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所教授谌新民认为,目前的“缺工”现象是市场的正常反映,不可忽视也不必惊慌,更没有必要回到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的老路上去。为了预防再出现类似情况及减少对广东省经济的影响,必须加速建立人力资源供求预警系统。 
    从市场运行角度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说明,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缺工”的出现正是市场供求规律作用的结果,解决这一问题最终还是应该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通过完善市场运行体系,尊重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来解决劳动力市场中出现的问题。 
    从企业角度来说,应提高对人力资源供求的预测意识。着力改善企业劳资关系,改善工作环境,随着企业效益的提高而改善民工的待遇,留住企业所需的员工。 

增加培训投入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有长远战略眼光的企业家必须注重劳动力成本的支出,除了要增加薪酬外,还有增加员工知识和技能培训支出。 
    张丽宾认为,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协助用人单位积极承担起培训农民工基本就业技能的任务,提高外出务工农民的持续就业能力。同时,必须承担起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任务;当地政府要承担起对未外出务工劳动力基本就业技能培训的任务,增强他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能力;各级政府都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农民接受合格教育的权利。 
    透视“民工荒”现象,人们不仅看到了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也分析了它对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将产生的深远影响。 

“民工荒”有助产业升级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刘茂松教授则指出,“民工荒”可以促使广东向更高水平产业结构升级,而泛珠三角的广深腹地为广东那些需要转移的产业提供了去处,这种区域性的产业转移能够寻求到更大的市场空间。他推测说,广东倡导的泛珠三角合作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民工荒”是投资过热所致

    赵长保认为,在农民工供给总量没有大幅下滑的情况下,东南部沿海地区出现了如此大面积的“民工荒”,肯定与该地区对农民工的需求出现“井喷式”增长有关。这一分析,与中国上半年宏观经济的整体走势不谋而合,即上半年中国制造业出现投资过热的现象。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底,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达到9800万人,并且这一数字与往年同期相比,一直保持5%的增幅;劳动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个城市2600多家企业的调查显示,2004年企业招用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增加13%。 

“民工荒”凸现经济结构调整任重道远

    党国英认为,“民工荒”反映了中国经济目前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其一,像中国这样,城市经济部门中一半左右的劳动力不是居住在就业点附近,而是不稳定地在大的地域范围里流动,真的是举世罕见。这种情形会给企业的发展增加风险,也不利于公正的劳资关系的建立,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当然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是相去甚远。其二,农民工进城就业,本来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农民工占有了城市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带来了消费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存在农民工与城里人抢饭碗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农民工往往在城里扮演生产者角色,而在乡里扮演消费者角色。其三,目前的体制还造成了中国经济极高的“外贸依存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因为劳动者利益保护的困难而造成中国廉价工业品包含了体制性因素产生的成本“节约”,为国外市场保护主义者所诟病。同时,我们还不熟悉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又在低工资之下变得狭小,这就造成了中国当前“资本过剩”与“劳动过剩”并存的结构问题。 

政府管理要到位

    中南财经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出现的“民工荒”不是因为政策不到位,而是因为管理不到位造成的。如今,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动已经越来越理性化,内地农民宁愿到工资不高、但政府社会保障比较健全的地区,也不愿意到就业岗位虽然较多,但工作极不稳定的地区。对待这些问题,需要反思的固然是相关的企业,但也应包括当地政府。 
    这几年,人们争论珠三角和长三角谁的发展速度更快,讨论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比较优势问题。现在看来,人们过多地把目光集中在企业的身上,而没有看到政府的竞争力问题。在当今社会,政府的管理是一个地方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过分依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功能,而没有看到政府管理的重要作用,那么,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出现问题。由于我们的GDP计算不包括政府的管制内容,也不统计外来人口为当地增加财富的数量,因此,导致了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期实行低成本扩张的战略。所以,在民工荒的背后,需要检讨的是当地的政府管理模式以及传统的发展观。 

经济发达地区需要考虑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张丽宾认为,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20多年的经济增长,是在对人力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的前提下实现的。由于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这样的发展战略得以持续至今。“民工荒”则警示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增长所倚赖的资源转型,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从地区情况看,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也在发生转移,表现为农民工从“珠三角”向“长三角”的流向转移上。一项调查显示,全国24个城市企业新员工工资平均每月660元,“长三角”6城市比平均数高8.5%深圳高5.4%东莞却低了16.8%。此外,这里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也远远好于“珠三角”。可以说,“长三角”比“珠三角”更倾向于注重人力资本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经济重心在地区之间的转移,实际上也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应加快经济战略转换和推进体制改革

    杨永华认为,阻滞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实际上很复杂。比如,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实际上涉及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把农民工的低工资看作我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一种比较优势。如果普遍地较大幅度地提高工资,很可能使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丧失竞争力。但是,需要考虑的是,中国企业依靠低工资获得的竞争优势能长久吗?不少国家毫无根据地说我国企业搞倾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低工资造成的低价格。他主张要调整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从主要依靠低工资逐步调整到依靠科技、品牌上来。这种战略调整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战略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且现在就应该着手进行,否则中国企业是没有希望的。 

        (稿件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