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去逝时，还不到五十岁，那是1990年，我正在读高二。就如中国众多的贫苦百姓一样，她老人家日未出而作、日已落未息地辛苦了一辈子，但家里却依然贫穷。为了供几个子女上学，她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地整天忙碌着。离我家五公里左右远的地方，有一座山，叫“望云山”（由“望云”二字，可以想象得出山之高）。由于附近的山都是“国家和集体的”因而被禁止砍伐了，母亲只好远去望云山上砍柴。那时母亲经常带着姐姐，深夜的时候从家出发，走到望云山时正好赶上天蒙蒙亮，有时甚至天还没亮，就乘着月光砍柴，然后再挑回家吃早饭。那时的饭，是一小碗白米，伴着一大锅红薯或者干红薯丁煮成的。今天我跟人说起以前这样的日子时，有人说：红薯好吃呢，很甜的。但你天天吃吃看，就知道是什么滋味了。特别是伴着干红薯丁的饭（米饭与干红薯丁的比例大约是2：8），很难下咽。倘若你吃到一粒坏了的干红薯丁，就犹如磕瓜子时，吃到了一粒发霉变臭了的瓜子仁，难受死了。

    但就是这样的生活，母亲吃完早饭后（这时太阳刚刚升起不久，大约早上九、十点的样子），又拿起扁担，重上望云山，砍第二担柴去了。因了母亲的勤劳，那时家里经常三年前的陈柴都有。邻居们经常和母亲说：“家有陈柴，必有余粮”。但实际上我家的粮食是经常不够吃的：一家六口人，父亲母亲一年忙到头，每年生产大队（那时还搞集体）分给我家的稻谷就一千斤多一点，还要向国家交三百多斤“国家粮”，所以根本就不够吃，只能伴着红薯等杂粮一起，想方设法填填肚子——倘若能填饱，就算很好了。印象深刻地是每当我们姐弟几个过生日那天，母亲总要给我们准备好两个鸡蛋、一小碗没有伴其他杂粮的白米饭。尽管现在的我是要看菜吃饭的，菜不好宁愿饿肚子，但那时，有了白米饭，根本就不用菜，饭到嘴里，就滑溜溜地下去了。

    尽管生活相当艰苦，但要强的母亲，除了最大的姐姐外，很少让我们兄弟三个帮手干活，她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我们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想方设法去吃“国家粮”，也为家里争光。兄弟几个当中，由于我的成绩最好，母亲对我更是寄予了无限希望。每当她在外面辛勤劳作回来，看到我在家里看书时，就无限欣慰；而倘若看到我跟邻里的同龄人在打牌、玩耍，则会火冒三丈，十有八九会痛打我一顿，边打边骂，边骂边哭。不懂事的我，根本体会不到母亲的良苦用心，还很羡慕邻居家的小孩，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父母很少管束。母亲打我时，下手是很重的。记得有一次，我跟邻居家的小孩打架了，他妈妈向母亲告状——照惯例，我又要饱受一顿皮肉之苦了。于是躲在附近的草丛中，一直不敢回家。天黑后，母亲呼唤着我的名字，四处找我，我根本就不敢应声。时间过去了好久，或许是因为担心，喊着喊着母亲就哭起来了。听着母亲边哭边喊我的名字，要我回家。想着母亲平日的辛苦和对自己的好，我壮起胆子应了声：回家你要打我的。她说：我不打你就是了。这样过了好一阵子后，我战战兢兢地从草丛里爬了出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了家。没想到母亲还真说话算数，破天荒地没打我。自此以后，我总算更多地体会到了母亲的良苦用心。

    长期的艰辛劳作，又营养不良，母亲不时患病。但为了省下那看病的钱，母亲一直强忍着。日子一久，母亲终于一病不起。送去县医院时，已经回天乏术了。为了不多花钱，母亲吵着要回家。父亲无奈——更多的不是因为母亲坚持要回家无奈，而是因为没钱治疗而无奈，便把母亲带回了家。这意味着摆在我母亲面前的，就是两个字——等死。由于长期患病、过度透支体力、营养不良等诸多因素，此时的母亲已是骨瘦如柴了，但头脑却还依然清醒。她一再嘱咐我姐等人：讨米也要送建仁上大学！当我叔叔征求母亲的意见，是否要我回家跟她说几句话时，母亲说：反正我已经是这样了，回来也没有用，不要耽误他的学习吧。实际上那时候的我，或许是心灵感应吧，在学校只觉心神不灵，根本没办法集中精力去读书。这样等我赶回家时，已经未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了。

    奇怪的是，我当时竟然没哭。直到我姑妈提醒我，你怎么不哭？眼泪才像断了线的珠子，哗啦啦地流过不停。这样匆匆草草送别母亲赶回学校后，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拼命读书，只要头脑清醒，就在想着书本上的知识，一天二十四小时，估计至少有十四小时是在看课本。或许是因了高中最后一年的努力，或许是因了母亲的庇佑，平时成绩在班上十几名的我，高考时居然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上了重点线（九一年时，竞争还相当激烈，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是最好的写照，我们班上七十多位同学，包括大专在类，上线人数也才十人左右）。

    那时读大学，一年的学费才二百多块钱，而且国家每个月有30斤米、17块钱的补贴（还真是吃“国家粮”了），加上吃菜的钱以及其他日常开支，一学年下来，不会超过两千块。但即使如此，由于家庭实在贫困，我仍然感到十分困难。直到1992年我姐姐南下广东打工后，因了姐姐的资助，我才得以顺利读完大学。这里，也要对我的母校——湘潭大学表示感激之情。那时学校将我列为贫困生来资助，并在学校图书馆申请到了一个勤工俭学的岗位，使得我有机会“博览群书”——对比起来，现在的大学生不光学费贵得多，毕业后找工作也困难得多，找到工作后的待遇恐怕普遍也要低得多——却不知道这种背景下的大学毕业生，会否还会像我一样对母校充满感激？

    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直到现在，可能是我泪腺实在不发达吧，我几乎没有流过泪。但每当想起劳作了一生，没过上一天轻松的日子，甚至没吃过一顿饱的白米饭的母亲，想起“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古语，胸口就隐隐作痛，欲哭无泪。年小不懂事的时候，弄不明白为什么父亲母亲这么辛苦，却仍然吃不饱饭；为什么我考上大学后变成城里人，就有“国家粮”吃。时至今日，因了所学的知识，我才懂得，原来“穷人不是命里穷”。

    张五常先生曾说：“多年以来，我就有这样一个信念：中国人的竞争力非同小可，只要给他们一个自由竞争的机会，大杀三方应该没有问题。”我是相信这一点的：

  中国人不笨甚至还很聪明——在美国，似乎流行这么一个说法，“金钱在犹太人的口袋里，智慧在华人的脑袋里”，在硅谷的科学家中，华人所占的比例相当高；

中国人节俭——典型的例证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人，经常是赚1000要花2000（哪怕贷款也要消费），而中国人呢，更多的是赚1000只花500的，要把剩下的500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中国人高度重视子女的教育——这一点不用多说，虽然方法上大有问题，但所谓“父愿子成龙”，中国人在这一方面是出了名的。

    所以中国人一出国，发财致富如李嘉诚霍英东、成名成家如获诺贝尔奖的人相当多。唯独在大陆，由于“气候土壤”的原因，建国三十年后，却仍要饿肚子。改革开放以来，捆在老百姓身上的道道绳索逐渐松绑了，发财致富的人也多起来了，尽管这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中，在我看来，有相当大一部分的人，是通过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和吸“民旨民膏而富起来的，但仍有不少人，是通过“做大蛋糕”、创造更多的财富富起来的，如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氏兄弟、新时代的网络英雄等，在短短的几年或十几年里，就创造和积累下了几亿、几十亿的财富。我们的电视机、纺织品、鞋类等，打遍天下无敌手，杀到哪里，哪里的类似产业就要抗议，寻求保护，都很好地验证了张五常先生所说的话（大陆在国际上成名成家的大师级专家学者甚少，获诺贝尔奖的至今无一人，这是中国百病缠身、走火入魔、以“听话服从”为“标准”的奴隶式教育所必然导致的恶果，这里不多说）。

    那么，究竟是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的贫穷？痛定思痛，我们有必要去反思、检讨，一以纪念先人，二以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