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死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蒋经国续任行政院院长，并被推举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到了1978年3月，严家淦总统任期届满，蒋经国接任总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经国主政台湾，其家族统治虽为美国不悦，但对确保台湾在中国利大于弊，就像毛泽东生前所说的，宁可让台湾掌握在蒋氏父子手里。
中美建交后，台湾问题有了新的变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台湾却开始走下坡。蒋经国掌控局势，努力化险为夷。当时连台湾的香烟盒上，都印上了蒋介石父子喜爱的警句：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这时大陆由邓小平主政。对台湾问题，邓小平决心乘势而上，发起新一轮的和平统一攻势。毛泽东说过，对蒋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来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应逐步地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成熟。这是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交待。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觉得应该把台湾问题解决掉。
邓小平与蒋经国结识于1925年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蒋经国去苏联那年只有15岁，邓小平21岁，他们是同班同学，学习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因为邓小平个子小，排队什么的常跟蒋经国在一块，于是就常在一起游玩交谈，结下个人情义。这年底，蒋经国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小组长就是邓小平，当时邓小平的名字叫邓希贤。想不到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分别成了国共两党的领袖。
邓小平与蒋经国在主政风格上，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务实。蒋经国禁止称他领袖，呼他万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替代了反攻大陆的口号。邓小平结束了长达30年的对金门的炮击，结束了解放台湾的提法，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国共第三次合作。
海峡两岸由军事对抗进入和平对峙。
邓小平对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说：“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对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邓小平又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蒋经国当然听到了邓小平的声音，更感受到了大陆活跃的和平攻势。《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行和通讯。叶剑英的九条原则，更是宽厚具体地照顾到台湾的利益，体现了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身为对台办负责人的廖承志，还以长兄之情和同学之谊致信蒋经国，呼吁两岸修好，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廖承志这封以私人名义的通信，可谓情真意切。信中说：“祖国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免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
处于守势的蒋经国，在和谈攻势面前，虽然表面上坚持以内部团结和稳定为最优先要务，固守“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但内心不能不为之所动。蒋经国觉得，两岸的和谈有利提升台湾在全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能够鼓励大陆正在生长的民主运动，因此谈判几乎可以考虑。
在这一时期，行政院长孙运璇放出试探性的气球。孙运璇公开说，台湾当局对于与北京的谈判立场，就像甘乃迪当美国总统时表示的：美国绝对不怕谈判，但是也绝对不因害怕而谈判。孙运璇还说，统一应该以全体中国人民的自由意志为基础，如果中国大陆与自由中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差距继续缩小，和平统一的条件就会水到渠成。这当然是蒋经国的思想。
整个80年代，在邓小平与蒋经国之间，在公开和谈攻守局势之下，秘密渠道的联络仍在活跃进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与邓小平和蒋经国都有交往，与蒋经国更是能够推心置腹的至交。李光耀领导的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建设成就令世人瞩目。2002年出版的《蒋经国传》，透露了李光耀穿梭于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秘密。该书作者陶涵通晓汉语，是美国前国务院的资深官员，是中国及亚洲事务专家，在北京当过美国大使馆的政治参事。书中引用了一些尚未解密的文件资料，这些资料来自莫斯科和美国国家档案局。
李光耀于1976年5月初次访问北京，曾于病中的毛泽东短暂一晤。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起步，邓小平到新加坡访问考察，其经济发展、政治安定的经验受到赞誉和关注。1980年李光耀再度访问中国后，邓小平又派出考察团，考察新加坡治国经验。邓小平和李光耀都看到中国的出路在改革开放，但对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不一样的。邓小平是想通过改革，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李光耀十分赞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但对改革开放中终结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也持乐观态度。
李光耀对台湾的访问是不公开的，邓小平让李光耀向莫斯科同学蒋经国致候。蒋经国从来不到机场迎接外国来宾，但对李光耀以朋友相待，数次亲自到机场迎接。李光耀每次到台北，都要与蒋经国单独谈上几个小时，交换对中国大陆和两岸关系的看法。在谈这些看法中，李光耀将邓小平的看法，准确地传达给了蒋经国。
邓小平总的看法是：北京绝不派官员或部队到台湾；不干预台湾的政治与人事问题；统一协定可以维持一百年，北京绝不会去更动它。两岸的关系是“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你不要烦我，我也不烦你，各行其是”的性质。邓小平强调，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大陆方面没有其他绝对条件，所有的其他条件、方式，都可以谈判、调整。邓小平还再次强调，在签订统一协定前，排除放弃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但在统一协定里，则未尝不可把放弃使用武力列入，未来在执行协定上发生争端，则由协商解决。
这是台湾从北京获得的最有弹性的谈判起点。
李光耀在与蒋经国的交谈中，都认为大陆与台湾、新加坡的接触，将可引导中国往民主与自由方向演变。但蒋经国还是认为，大陆和台湾展开统一谈判的条件尚不充分，台湾岛内还未凝聚共识，难以获得民众支持两岸谈判。
到了1985年，75岁的蒋经国既忙于规划台湾的政治改革，又相当关注中国大陆的发展变化。李光耀在11月首次公开访问台湾，又从台北进入中国大陆，回程时又在台北停留，然后才回新加坡。这年9月，81岁的邓小平宣布退休，不再管日常行政事务，但台湾问题总挂在心头。
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到台湾访问了3天，与蒋经国私下讨论了大陆发展形势，讨论了大陆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蒋经国重病缠身，只能卧床或坐轮椅行动。蒋经国决定加速台湾的政治改革，让李焕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跟李焕长清楚地交谈了要实现的3个改革目标。第一，彻底改造国民党，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第二推动全面政治民主，取消“戒严”，解除“党禁”、“报禁”，“国会”全面改选；第三，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岸获得名义上的统一。蒋经国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蒋经国下令取消了前往大陆旅行的长达40年的禁令，他说：“不需要担心，到大陆看看，可以让台湾人民了解大陆的情势，大陆人民也可以了解台湾的情形。”在取消禁令后的2个月的时间里，数万台湾人民申请到大陆探亲。成百上千的台商在大陆厦门等沿海城市登陆，台资小工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1987年12月16日，李光耀夫妇到台北访问5天。李光耀见老朋友蒋经国身体衰弱，十分伤感。两个人还是私下密谈了几个小时，讨论对大陆局势的看法。这年初，邓小平还托人带话给李焕，愿意派杨尚昆和李焕晤谈，时间、地点都可以由李焕指定。李焕接到话后，立刻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听后没有表态，两天后告诉李焕：时机还不对。蒋经国看到中国有伟大的前途，关键是如何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架构。李光耀认为，中国会过渡到新加坡式的政体，一种控制型的民主。
在李光耀为国共两党领导传递和谈信息的同时，香港新闻人士沈诚积极活动在北京与台北之间。沈诚当时是《新香港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与蒋经国渊源很深。沈诚是蒋经国的同乡，抗战时期曾在蒋经国亲手建立起来的青年军中任少将师长，到台湾后担任过蒋经国的机要秘书，退职后到香港办报纸。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81年10月9日，北京召开了规模宏大的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及台湾其他各界人士参加纪念大会，回大陆和家乡看看。同时表示：蒋经国等先生来大陆和故乡游览时，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欢迎。沈诚也在受邀嘉宾之列，犹豫之中专程去台湾面呈蒋经国，得到既不鼓励也不禁止的默许，并受托到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现场照片。沈诚到北京后，被安排到溪口一游，拍了许多蒋氏故居和祖宗墓地的照片。在北京逗留期间，沈诚受到了叶剑英、邓颖超的会见，探讨了国共和谈的可能性，并向蒋经国转达中共和谈的诚意。沈诚也传达了蒋经国对国共和谈的态度。蒋经国的态度是：“今天台北的气候，还不是谈判时机”。
从中可以看出蒋经国的心思，谈判是有可能的，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但邓小平的心里很着急，两岸的实现容不得台湾问题久拖不决。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将来我们这边的老一辈不在了，接我们班的人仍然会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并能够坚持下去。但他们那边的老人不在时，接他们班的人是否会坚持这个立场？如果坚持，客观上是否能坚持住，这些就很难说。因此，要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在的时候，早做打算，果断决心，先把国家统一起来。
沈诚继续来往大陆、香港、台湾三地，传达着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和态度。在国共和谈问题上，蒋经国比蒋介石的历史包袱轻一些，但也总是迈不出步子。直到1986年，蒋经国看到“不与中共谈判”的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证明与中共谈判逐步形成共识。也许感到自己健康的恶化，认为最多只能活一年或二年，开始考虑与中共接触和谈。蒋经国吩咐沈诚，根据中共的态度和建议，拟出一个国共和谈的方案。
这年夏天，沈诚在台北拟定“国是建言”方案，呈交蒋经国，并在方案基础上形成“国是建议备忘录”，主要内容有：一是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二是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和互相执着；三是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四是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五是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六是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
备忘录于8月送到北京，引起高度重视。
邓小平为蒋经国的主动回应而高兴，只要邓小平和蒋经国力主和谈，统一就希望在前。中共中央对“国是建议备忘录”充分商议后，于1987年3月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沈诚到台湾请示蒋经国，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蒋经国的这一态度，实际表示两岸接触的解冻。
杨尚昆于3月14日会晤沈诚，当询问到蒋经国的态度时，沈诚说：“经国先生对于两岸、两党问题，深信必定能够在理念认同下求得解决。因此，他希望在求实、求同原则下能够突破。所以，他虽然看了‘国是建议备忘录’后，还没有正面表示什么意见，从他那次找我谈话中，略约可以看到还是认可的。”杨尚昆说：“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看来，合则两利、国家兴旺，分则两败俱伤、国家衰败。经国先生秉承蒋老先生之民族大义，坚定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十分钦佩，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第三次合作，共创光明的前途。”
为便于向蒋经国汇报，沈诚希望中共有个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腹案。有关中共中央对谈判的基本原则，杨尚昆说：第一，双方谈判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对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对党谈起来就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一是中央层次；二是对等地位。这两点，以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两岸人民能由互相交流而团结起来，而各取所长，共同合作，如利用台湾财源、科技、智能等来配合大陆资源、人力、市场，共同振兴实业，发展国家经济，慢慢再求政治上达成国家统一。
会晤的当晚，沈诚就通过香港将谈话内容呈报蒋经国。两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的模式。蒋经国在同意的同时，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
同意两党谈判实属不易，因为蒋经国仍对中共抱有极大戒心。蒋经国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去我们曾与中共有过多次和谈，得到了惨重的教训，所以1949年以后绝不再与中共和谈。”这是实情，也是实话。国民党在政人员还有一种普遍的心态：大陆大，台湾小，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中共主导谈判，谈判的结果将是台湾被中共统一掉。
邓小平会晤沈诚，对蒋经国希望的具体表达作了完整的阐述。邓小平说：“由于历史原因，台湾、香港、澳门一直没有回到祖国怀抱中来。实现祖国统一，本着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事实，我们出了一个恰当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就是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在祖国统一后，台湾、香港、澳门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他们可以搞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国家是一个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沈诚满怀信心地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通报给了蒋经国。
3月25日，中共领导人研究决定，以杨尚昆的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沈诚秘密转送台湾。沈诚拿到密函后，急忙至台北面呈蒋经国。蒋经国握着沈诚的手，满脸笑容地说：“则明弟，你辛苦了。”
待沈诚告退后，蒋经国独自细看了密函。全文如下：“经国先生大鉴：近闻先生身体健康，不胜欣慰！沈君数次来访，道及先生于国家统一的设想，昆等印象良深。祖国统一，民族振兴，诚我中华民族之崇高愿望，亦历史赋予国共两党之神圣使命。对此，我党主张通过两党平等谈判而谋其实现。今自沈君得悉先生高瞻远瞩，吾人深为赞叹！唯愿能早付诸实施，使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为早日实现双方领导人的直接谈判计，昆谨代表中共中央邀请贵党派出负责代表进行初步协商。望早日决断，书不尽意，临颖神驰，伫候佳音。”
静思过后，蒋经国于4月4日约见沈诚，表明了对密函的态度。蒋经国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党对党谈判是准确的，最重要的是大家认同大家的‘党中央’，能以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才不使双方有尊卑的感觉。”蒋经国还表示：以后要谈判，也要在我们自己党内求得共识，因为党内一部分人还持着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党对党谈，台湾人民会不赞成。在党对党谈判原则下，一定要保密，在双方没有取得一定的协议前，尽量不要赴会。以视形势发展，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动作。
蒋经国于7月14日宣布结束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对两岸民间往来进行有限度的开放。
沈诚于9月又一次赴台北，主要是探视病情日重的蒋经国。在病榻上，蒋经国说：“我正研究他们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宋美龄）看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作决策。”沈诚建议先给中共方面捎个信，然后再作具体规划。蒋经国说：“今天的一切，主动在他们，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应如何开展。”蒋经国表示，要考虑赴大陆谈判的人选问题。
不久，李焕在公开场合宣布，国民党的政策不再是寻求在大陆取代共产党，而是推动政治改革、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化。国民党的元老中右派居多，愤怒指责国民党当家的中央党部秘书长，竟然放弃本党推翻共产党的历史责任，还到蒋经国住的七海新村告李焕的状。蒋经国宽慰他们不要指责和抱怨，并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这时的蒋经国，力图政治革新，实现民主政治，开始开放党禁、报禁。
表面上，国民党的两大政策始终坚持着，一是坚决不和共党接触，二是坚决反对台独分离意识。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蒋经国还是勉励全体同志将两大政策贯彻到底。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超越了国共两党政治分歧的鸿沟，蒋经国也认真面对与思考，着手国共谈判从幕后走向台前，从秘密走向公开。
12月7日，蒋经国约见沈诚时告知：“下一步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中常会上做决定。”不幸的是，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下午午睡中，突然发生胃肠道大出血，未及送医院就撒手人寰。
对于蒋经国的死，邓小平很悲痛，预想到台湾问题可能由此变得更加复杂。邓小平和蒋经国及两岸的有识之士都知道，他们两人若是携手，还是有可能实现国共谈判，就两岸和平统一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