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整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罗善兴
意识形态给人类历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影响了各个时代的人。当人们企图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各自解释时,为了达到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逐步创立了各种主义各种学说,以此联合各利益集团的力量。人类社会的不断联合使人与人之间在广泛的协作基础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这种社会化协作劳动在一定的范围内必须具备统一的意识形态。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各地区文化冲击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妨碍了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局部战争时有暴发、恐怖事件不断发生、自然资源日趋匮乏、人口与贫穷等一系列问题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正确的思想路线引导下,社会经济已经取得了非凡成就,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可是,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还面临着产业结构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解决“三农”问题等艰巨的任务,处理好这些问题的关键是统一全国各民族的意志,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妥善解决国际争端。只有掌握科学宇宙观,才能顺利地实现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意识形态的整合已成为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学术界在统一世界意识中肩负着伟大而神圣的职责。
当今社会面临着新的困惑,各国学者一直在寻找解决问题的症结。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见效甚微。可是人类的智慧并没有穷尽;由国际联合论科学院院长
随着现代后工业经济的发展,高技术产业集中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充分利用自身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不断拓展海外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国际惯例和外交准则是实现各国共同利益的行为标准,可是强权政治往往利用本国的经济优势欺压其它国家的事件还时有发生。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动荡还没有完全结束,中东和平进展任重道远,恐怖活动危害不能有效地得到遏制,这说明意识形态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旦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科学技术的力量将不能被用于人类的进步事业。9.11恐怖事件给美国人民带来的阴影没有消除,随后发生在西班牙、英国和印度等类似的恐怖事件给人们造成的灾难也十分惨重,我们不得不反思人的罪恶根源,设法平衡各种矛盾与冲突,归还人类一个安宁的环境。中东和平进展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见效甚微,强制措施更会引起激烈的民族矛盾。两国应该建立一种稳定的联合机制,找到它们共同的目标是解决双方冲突的核心问题,它们需要联合理论来指导。世界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国经济;而历史遗留的问题使民族之间处于长期的隔阂和纷争之中。由于岛内台独势力和国际少数分裂中国的政治图谋干预,中国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台湾问题需要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促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最终实现“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我们肩负的历史任务是繁重的,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两岸“三通”只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开始,我们必须在国内外新的形势下,应用理论创新实现意识形态的整合。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腾飞,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并在向全面实现小康生活的目标前进,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均可能导致的两极分化趋势仍然存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可能激发社会矛盾。在社会财富还不充足的条件下,各族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稳定的环境下建设美好的家园,这就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应顺历史潮流,是得民心、顺民意的重大战略。要真正地落实这一政治理念必须认清中国国情和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不断提高国民的思想觉悟,统一认识,整合意识心态领域的分歧,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体系。学术界一直在探索人类的出路,各国学者设法通过世界观的改造解决人类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困惑和社会危机,继西方学者罗索和霍金之后,中国学者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繁荣中国科学文化事业,为使学术成果走向世界为祖国争得荣誉,在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于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学术界面临着思想文化理论创新的重要任务,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迫切需要理论的支持。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只依靠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是有限的,人类智慧和认识能力具有无穷的潜力,“知识经济”取代传统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繁荣与稳定的重要保证就是要求不断地进行思想文化的理论创新,从而借助优越的环境和科技手段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当今世界面临着许多问题:自然资源不断匮乏,环境逐步恶化、人口急剧膨胀、恐怖主义盛行、南北差距继续拉大、局部的战争时有发生;要使这个“大系统”稳定、协调、持续发展,必须借助于人类的智慧,在管理社会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有更多的理论创新,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创新,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世界上一系列的主要的学术观点在解释最新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时困难重重;二十一世纪,全人类进入“联合时代”将成为历史的必然,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作者简介:罗善兴,经济学博士,教授,发表大量的经济学术文章;作为新华通讯社记者,曾发表大量的经济分析、调查报告和经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