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军宁，摘自《南方都市报》
对统治者的驯服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乔治．W．布什
【时政评论】让统治者自己走进笼子
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这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述。只有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人民群众才能避免被统治者伤害，所以人民群众一直都盼望能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可怎样才能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呢？
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另一种是让统治者自己走进笼子。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统治者是不愿意的，这就要强迫。强迫得有力量才行，这种力量要么来自于内部要么来自于外部。这种力量还必须足够大，否则就不能成功。由于是对抗，必然有暴力和混乱，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让统治者自己走进笼子，统治者是自愿的，不需要强迫，也就不需要力量，不需要对抗，也就是和平的有秩序的，代价也就很小。
让统治者自己走进笼子，这可能吗？可能。美国国父华盛顿就是自己走进笼子的。
美国国父华盛顿在君主制盛行的时代，在拥立他当君主呼声很高的情况下，自愿选择当民主制下的总统，开民主制先河。在可以当终身总统的情况下，自愿选择只当两任总统，开任期制先河。
华盛顿开创了民主政体，开创了“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的先例。同时华盛顿开创民主政体又不是被迫的，而是完全自愿主动选择的，因此华盛顿也开创了统治者主动民主自愿民主的先例，开创了“统治者自己走进笼子”的先例。
华盛顿为什么要自己走进笼子？可能是华盛顿品德高，为人民利益而自愿走进笼子，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可能是华盛顿智慧高，知道作为民主政体的开创者可以获得十分崇高的历史地位。也可能是华盛顿的经济条件起作用，作为大庄园主不再需要升官发财。还有可能是华盛顿比较懒散，厌烦政务崇尚田园。凡事都有利有弊，华盛顿自己走进笼子应该是权衡利弊理性选择的结果。
华盛顿
别的统治者为什么不象华盛顿那样走进笼子？可能是品德不高，为一己之私而负天下。可能是智慧不高，不知道只有实行民主政体才能获得较高的历史地位。也可能是经济条件差，需要升官发财。还有可能是勤于政务，事必躬亲闲不住。也不排除有施政问题担心失去权力后遭受清算。等等。凡事都有利有弊，别的统治者不肯走进笼子也应该是权衡利弊理性选择的结果。
能不能让别的统治者也象华盛顿那样自己走进笼子呢？能。华盛顿自己走进笼子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走进笼子对他自己是最有利的，只要我们让别的统治者也知道自己走进笼子是最有利的那么他们就会自己走进笼子。
怎样才能让别的统治者知道自己走进笼子是最有利的呢？首先要让自己走进笼子确实成为最有利的事情，然后告诉他们。
怎样才能让自己走进笼子成为最有利的事情呢？这就要给予利益。对于自己走进笼子的给予奖励，比如物质精神奖励、赦免罪过免予清算等，这是绝对利益的给予。对于不肯走进笼子导致施政灾难的独裁者予以严惩，剥夺生命财产降低历史地位的评价等等，这对于自己走进笼子的统治者而言就是相对利益的给予。
为了增大自己走进笼子的有利程度，在给予绝对利益的同时，还要增大相对利益的给予，也就是说要增大对呆在笼子外面因而肇事的统治者惩处的严厉程度。对呆在笼子外面因而肇事的统治者惩处越严厉，自己走进笼子就越有利。
统治者就是不象华盛顿那样自己走进笼子怎么办？世界上的统治者有很多，理性水平是高低不齐的。有象华盛顿那样理性的，人民群众没要求民主甚至反对民主都主动实行民主；有略次一些有限理性的，经过沟通交流愿意仿效华盛顿的作为；也有简直无理性的，不管我们说一千道一万，不管我们许诺再优厚的条件，他就是不肯自己走进笼子，这怎么办？
对于无理性的统治者，没别的办法，只有把他们关进笼子。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难免对抗、混乱、失控，结果还难以预料，因此实在不是一个好办法，只能作为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的选择。
华盛顿的事例告诉我们：不是只有人民群众才能制服统治者，统治者还可以自己制服自己，这叫自制。对于统治者而言，前一种是被动被迫民主法，后一种是自动自愿民主法。
华盛顿的事例告诉我们：不是只有人民群众哭着喊着要求民主，还有人民群众不要民主甚至反对民主而统治者却“力排众议”给予民主的情况。
华盛顿的事例告诉我们：民主的到来并不一定那么艰难，也有可能十分的轻易。
统治者也是人，他们的行为遵从人性的普遍规律：理性，即都谋求约束条件下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这种理性又是不完备的，所谓有限理性，由于信息的不充分和信息处理能力的不足人们经常作出错误的决定以致不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同的人的理性水平是有差异的，有的高有的低。同一个人的理性水平是可以增长的，比如通过自身经验积累或者学习交流来增长。因此统治者的行为适用于理性选择分析。
统治者是理性的，同一个统治者的行为会随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统治者是有限理性的，同一个统治者的行为会随理性的增长认识水平的提高而改变。
统治者的行为是可以改变的，因此当我们对统治者不满意时不一定要更换统治者，也可以考虑改变统治者的行为。
统治者是理性的，只要我们让统治者自己走进笼子成为最有利的选择，统治者就会自己走进笼子。理性是可以增长的，只要我们让统治者认识到自己走进笼子是最有利的选择，原来不愿走进笼子的统治者就会改变主意自己走进笼子。因此华盛顿自己走进笼子的事例具有普遍意义。
在统治者的理性选择中经济因素应该是有重要作用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嘛。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时就考虑了这一点：给将领们大量金钱作为补偿。
在统治者的理性选择中历史地位也是他们相当关注的。华盛顿自己走进笼子，获得了崇高的历史地位。而后续仿效者不能获得同样的历史地位，因此也就不能吸引后来者自己走进笼子。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不肯自己走进笼子因而造成严重后果的统治者打低，降低他们的历史地位，以此相对提高自己走进笼子的统治者的历史地位。
理性出效益。华盛顿凭借自身高度的理性获得了崇高的历史地位。
沟通出效益。在我国历史上皇帝与大臣常常因互相猜忌而对抗屠杀，搞的血淋淋的。有鉴于此，宋太租与手下将领做了推心置腹的沟通，杯酒释兵权，一举实现双赢，在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笔。
理性沟通出效益。在非理性对抗之前，我们要先理性沟通。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这句话是美国总统布什向我国人民讲话时的话语。布什同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率领美军攻入伊拉克，把萨达姆关进了笼子。这还仅是开始，布什看样子是以在全球推行民主为己任的。
美军攻打伊拉克给我们留下的经验就是：适当动用武力是有必要的。美军擒拿萨达姆，斩将立威，震慑了其他统治者，对推进全球民主进程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但同时也要看到，动用武力也是有局限性的。首先，它只对小国管用。其次，成本还是太高，打个伊拉克就把美国累的呼哧呼哧的。第三，打掉了萨达姆，伊拉克境内群雄并起，产生了很大的混乱。
推行民主的办法前文已经说过，就是两种：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和让统治者自己走进笼子。把统治者关进笼子，这种方式还有一个变种，那就是统治者被逼自己走进笼子。让统治者自己走进笼子，这种方式也有一个变种，那就是统治者被骗走进笼子。这样，推行民主的办法就细化为四种了。在四种办法中，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和把统治者逼进笼子都需要以压倒性的力量为后盾，包括外国干涉力量和国内革命力量两种。要具备这种力量很难，要使用这种力量更难，局面难以控制，代价高昂且结果难以预料，所以很难实施，只能作为万不得已的办法，不能作为常用的办法。把统治者骗进笼子的办法则只能用一次，刚骗了一个统治者，别的统治者就都学精了，所以也不能作为常用的办法。于是只剩下让统治者自己走进笼子这一个办法可做常用了。
让统治者自己走进笼子这个办法的好处在于：不论对于大国小国都适用；对力量条件要求低，理论上人民群众毫无力量都可以；可充分利用原有统治者的控制力（控制力也是一种资源）实现政权和平移交，有秩序不混乱；成本最低收益最高。
让统治者自己走进笼子，并不否定把统治者关进笼子这种方式的必要性。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情况的存在可以增大自己走进笼子的有利程度，而且必须保留这种手段来对付无理性的统治者。
让统治者自己走进笼子，还要否定和纠正把统治者骗进笼子的做法。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主动进行民主改革，对推进全球民主进程无疑是有重大贡献的。但刚刚改革完毕就被急功近利的西方和国内民众抛弃，成为失败者和笑柄，这事实上就是一种把统治者骗进笼子的做法。这种做法是短视的和背信弃义的，这么一搞其他统治者谁还会自己走进笼子呢？所以有必要对戈氏重新评价，肯定他的贡献并给予优厚奖励。即便奖励需花费再多，也总多不过战争的军费和革命的代价吧？（文/朱中卿，摘自新华网）
【相关文章】文明即驯化：用宪政驯服统治者
人类对动物和普通成员的驯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对统治者的驯化堪称进展缓慢，只是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人类对野生动物的驯服，在文明史中已有了大量的记载。但是与这一进程同步进行的另一个进程，即人类对自身的驯化，却较少受到关注，而后者远比前者重要得多。一个社会，不论它把动物驯化得多么好，只要这个社会成员自身的野性未脱，这个社会仍然不能算是一个文明社会。
统治者与政府是迄今为止所发明的驯化人类普通成员的最有效的手段。为了镇制普通民众身上的野性，统治者建立了一整套的暴力机器，对任意发作野性的人进行武力的强制。让政府用暴力的手段来压制野性，在政治学中被称为是野蛮的发现。但是，当人们成功地找到了驯服被统治者身上的野性的途径之后，却被一个更大的、空前的挑战所困扰：如何驯服自己的统治者？统治者及其操控的政府的确是统治和驯化普通民众的有效工具。可是，无论被神化到什么程度，统治者和政府成员都是凡人。统治者用政府约束凡人的野性，可是，一旦治人者野性发作，谁来约束、制止呢？历史一再表明，由于手中掌握著暴力工具，统治者的专横权力一旦失去控制，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远非普通人的野性发作所能比拟。
直至今日的人类的全部进化历史表明，人类既离不开统治者，又不能不驯化统治者。一部人类政治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猴王到人王的进化史。灵长动物学研究表明，现在像猴子、猩猩、狒狒、长臂猿等灵长动物，都过著人类的祖先曾经过著的那种群居生活。大多数灵长动物的社会，是围绕著一个可以称为首领的统治者而组织起来的，如猴子就是围绕著猴王来结群生活的。这样的首领通常至高无上。灵长动物社会的本质，就是在首领的暴力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的建立消除了自相残杀。人类社会中的政权最初也可以追溯到那个作为君王的统治者身上。由于不必再把精力浪费在自相残杀上，整个群体就能致力于合作性事物——采集食物和保卫地盘。这样，也就迈开了走向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第一步。
然而，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君王统治不可避免地通过暴力来更迭。从猿猴社会到二十世纪的专制政权都历来如此。猴王权力的更迭即便是流血的，却不大可能是致命的，更不会残害无辜者。而人类社会中行暴政的统治者们不仅制造流血，而且使千万无辜的人沦为受害者乃至丧失生命。这种政权便取代了猛兽而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猿猴过专制生活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生存机会，而现代的暴政统治者是要最大限度地剥夺人类的生存机会。如果不能成功地驯服，人王比猴王要野蛮得多。二十世纪中非统治者博卡萨在现代条件下居然保留著食人习性，就是最好不过的例证。博卡萨之所以可怕，正是因为他掌握的是整个国家的暴力机器。而且，越是这样的统治者越是想取得对暴力机器的彻底控制。权力越专横，野性的成分就越多。
直到有效地驯服统治者的手段发明之前，人们对统治者们的野性几乎束手无策。要么是以暴易暴，陷于恶性循环，要么是无力的道德说教。而对不中听的说教，统治者们轻则像齐宣王那样顾左右而言他，重则像纣王那样让比干剖心而死。
在人类的五千年文明中，在驯化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很不均衡的。对动物和人类普通成员的驯化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并全面完成。对普通民众的驯化也早已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但是对统治者的驯化则进展缓慢，只是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而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普遍的效果，不过是近三十年的事情。
公元1215年，英国的一些地主共同联合起来，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地方，法律是统治者驯化百姓的武器，这一次，法律成了驯化统治者的武器。
到了1688年，英国人通过发动光荣革命，对统治者的驯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人类文明化的过程是人类驯化自然和驯化自身的过程。《王位继承法》、《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等针对王权的法律的实施，使得君王再也难以犯下作乱。
1787年，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制定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成文宪法，从而正式开辟了人类历史的宪政时代。宪法与以往任何法律的区别，就在于它是限制统治者和政府的专横权力的法律。在无宪政的社会中，法律通常是统治者束缚普通民众的工具，而对统治者自己则鲜有束缚力，基本上是无效的驯化工具。历史证明，一般性的法律太容易被专横权力的野性所挣脱，故必须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法律才能让野蛮的专横权力就范。这个法律便是宪法。其中的特殊材料，主要包括如下法律理念：对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和保护、对统治者与政府的权力范围的限制、纵向与横向的制衡、司法独立、违宪审查、法律高于统治者意志等等。可以说，宪政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最重大的里程碑，因为它给人类所面临的最大课题————驯服统治者，提供了有效、可行的手段。
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自二千多年之前的雅典直接民主之后，出现了第一波旨在确立宪政民主的浪潮，普选的确立和选举权的扩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统治者产生机制，迫使统治者就范于民意，从而使这些权力精英出于对选票的顾虑，很难不顾民意去驰骋其野性的权力意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是人类驯服统治者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把那些挣脱法律与伦理的羁绊、用专横的权力为非作恶的统治者送交国际法庭进行审判，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头一遭。这一殷鉴＂是任何想步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后尘的统治者们所不能熟视无睹的。
1948年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国家机构来给各国统治者的行动划上禁区，不仅拒绝让统治者进入个人享受自由与权利的领域，而且规定统治者有义务保护个人的这些自由和权利。是否承认并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已被看作各国是否接受人类文明基本准则的一个重要尺度，宪政作为驯服政治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制度手段，在二十世纪有了更大的发展，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扎下根来。
宪政体制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大行其道，就是因为迄今为止，它是人类所发现的驯服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在这一体制下，权力不仅应该分享，而且应当被用来尊重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因而应该受到制衡。对统治者的驯化程度也是衡量文明的尺度。一个宪政体制就是统治者能被有效驯化的体制。值得强调的是，对统治者的成功驯化，受益者固然是普通的民众，因为他们不再遭受专横权力的涂炭，但是，统治者们也同样能从中得到利益，首先是大大提高了政治这一行业的安全系数。在宪政体制下，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追逐权力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也无坐在火山口上之忧。在历史上，统治者们的身家性命从未比在宪政体制下得到更有效的保障。所以，从对统治者的驯化这一历史过程中受益的，应该同时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时值二十一世纪的前夕，有一点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荣的经济。野蛮当道，人民就遭殃，如非洲，150年的历史，就有150次以上的政变。鉴于今天世界上的三分之二的国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用宪政来进行统治者驯化，可以预料，二十一世纪将是在全球范围之内驯化治人者的世纪。这可能意味著人类文明得以摆脱以杀戮和迫害为特征的野性残余，把文明阳光照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