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和干部考核制度：是“伯乐相马”，还是“赛场选马”？

——由科斯有没有资格当教授说起

　　　　　　　　　　　　　　　吴高兴

科斯有没有资格当教授？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难道当教授的资格都没有？但是，如果在当今的吉林大学，他肯定当不了教授，因为该校在聘任制的改革中规定，竞聘教授必须在最近的五年之内，至少在刊物上发表过１０篇文章，而科斯在他６０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只出过一本书，发表过１８篇论文，而且他２０来岁时所写的那篇论文《企业的性质》一直默默无闻，直到８０多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世人才发现那竟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所以在“量化考核”中，科斯即使原先已经当上了教授，也会在“竞聘”中被刷下来，或者下岗，或者“高职低聘”。

“量化考核”是我国管理科研人员、大中小学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的一大法宝，连党政领导干部也不例外。据６月２日《南方周末》报道，我国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这一“考官”新法已经引而待发。整个考核评价体系共有５４个指标，其中定量指标２８个，权重占４０％，主要分为德、能、勤、绩、廉５个方面，全部都有统一的计算标准，都可以用数字反映。另外还有权重占６０％的２６个定性指标，用来考核公众对领导班子的工作满意度，主要通过社会中介机构评估，运用民意调查、媒体评价、住户调查等方式获取，然后“依据岗位职责、工作分工、发挥作用等情况确认个人政绩”。说到底，要考核个人，定性指标还是得转化为定量指标。据评价考核体系的拟订者称，定量的数字把成绩标明了，这就能有效地治理吃政绩“大锅饭”的弊端。

我就不相信一个领导干部的德行、能力、廉洁程度能够量化。考勤和政绩似乎可以量化，其实并非如此。一个工人或机关办事员的考勤是可以通过电子考勤机准确地量化的，但对一个“日理万机”的领导干部，你能要求他像办事员那样每天八小时都在办公室守着？如果允许他外出，谁又知道他真的是去考察了还是泡妞去了？至于政绩，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定量指标，但一直以来，“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种事情难道我们还少见？退一步说，即使统计数字是准确的，由于决定ＧＤＰ增长情况的因素极其复杂，我们又如何把它合理地分解到领导干部个人？“依据岗位职责、工作分工、发挥作用等情况确认个人政绩”，这不禁使人回想起计划经济时期的“按劳分配”。那时候强调“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说起来容易，其结果却总是“权大多得，权小少得，不顺从者不得食”。前车之覆，后车当鉴，我们再也不能走计划经济的老路了！

那些定性指标的考核同样不具备可操作性。谁都否认不了，获取信息是有成本的。为了获取２６个定性指标的信息，通过社会中介机构评估，大张旗鼓地动用民意调查、媒体评价、住户调查等手段，负担得起数额巨大的成本吗？考核体系的拟订者声称，讲究成本分析是新的考核标准的一个亮点，既然如此，那就要遵循“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试问这样大规模地调动社会资源考核干部，其成本与收益合算吗？这样做，一个村甚至一个乡镇或许还行得通，但一个县（市）、一个地区（市）、一个省（直核市）乃至全国，显然就无法操作。再说，在公权得不到有效制约、新闻媒体不独立的条件下，谁又能保证“评估”没有猫腻？民意不被强奸？

或许有人会说，新事物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大学聘任制改革也好 ，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也好，相信在实践过程中总可以不断完善起来。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请比较一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绩效评价和资源配置上的根本区别吧。计划经济强调“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通过行政渠道向成千上万的企业下达各种考核指标，把全社会的人、财、物分配到各部门各单位，试图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对任何社会都是必要的，对各经济主体的绩效也都必须有一个评价体系，两者的区别在于，这件事情是交给行政去做，还是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去完成？计划经济是一种人为设计的秩序，市场经济则是一种“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人为设计的秩序靠的是人的理性，“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虽然也离不开人的理性，但它并非出于人为的设计，而是千百万理性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互相博弈，互相碰撞，互相磨合，不断试错的结果。“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它提供了充分的个人自由，为每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理性的光辉提供了积极性和足够的空间。人为设计的秩序要有效率，就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这就是人的无限理性，也就是说，它假定人是能够完全彻底认识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的，而这个假设又是以另一个假设作为前提的，那就是面对大千世界，各种信息是充分的，人的知识是完全的，可惜，这个前提并不具备，如前所说，获取信息是有成本的，而任何知识又都是作为个体人的知识存在的，从而任何人在一定的时空中能够获得的信息总是不充分的，其知识总是不完全的。所以，对整个社会来说，由于受信息不充分、知识不完全的限制，任何试图通过人为设计的程序来实现绩效评价和资源分配的方案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企图以所谓“量化考核”来管理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这实在是一种“数字迷信”，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叫做“理性的自负”。

时下什么事情都要“量化”，这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在大学造成的危害尤大。我们从每年高考前后到处张贴的大学招生广告可以看到，现在国内各名牌和重点大学都以本校有多少两院院士来标榜自己的素质，一般性的大学没有院士，就以教授、博导、硕导的人数来标榜，而这些头衔又都是通过行政运作的方式“评”出来的，其中的“客观依据”，就是论文之类的“量化考核”指标。在这种评价体系下，论文剽窃现象在教授、博导中屡见不鲜，枪手因运而生，捉刀代笔几乎成为一种产业。最近《南方周末》披露了通过自己引证自己来提高论文引证次数的“陈岳青现象”，其实，这种“提高”论文质量的“技巧”并不是“顶级”的——相比之下，朋友之间写文章大量地互相引证显然要“棋高一着”，这只要看看一些中青年经济学者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动辄“引证”对方，满纸煞有介事的文章就够了。

知识分子的劳动无法量化，其工作业绩也无法通过人为设计的程序来评价，我相信这是国人对当前蔚为风气的量化考核实践的普遍感受。量化考核的结果是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种种弊端，媒体每天都在揭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的牢骚也够多了。但是，见之于各种传媒的文章，揭露现象的多，分析成因的少，能提出建设性措施的更少；私下中，发牢骚骂娘的多，冷静思考的少。限于学养和能力，本文不想对行政、教育、科研等部门知识分子的考核评价问题提供具体意见，而只想强调一点：不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与“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反其道而行之，企图凭恃人的有限理性设计出一套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这只能是空想，如果在具体方案上做文章，使之“不断完善”，那只能使改革走入死胡同。

人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是受各种制度安排制约的，其中包括成文的制度和不成文的制度，而成文制度对人的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根本上说，人的行为是一定的制度安排的产物——公权垄断产生政治腐败；人治制度产生司法腐败；国家教育产生统考统招制度，而统考统招制度产生应试教育；量化考核的评价体系导致虚报造假，．．．．．．但是，正如佛家所言，菩萨畏因，凡夫畏果，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本身，而不是隐藏在背后的制度。制度不改革，不愿意突破原有框架，面对“层出不穷”的丑恶现象只是补苴罅漏，仅仅做些“亡羊补牢”的工作，这无异于庸医治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这里涉及社会转型时期改革的总体思路问题。社会转型时期的改革，是包括经济、政治、法制、教育、科技各方面的全方位改革，改革可以从某一方面开始，例如首先在经济体制上突破，建立起自由企业制度即市场经济秩序，但从最终结果看，单项的改革不可能成功，尤其要注意的是，各项改革的取向必须一致，２０多年的经济改革既然以市场为取向，那么其他各项改革也只能坚持市场化的取向。说得具体一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是多党竞争基础上的现代民主政治；法律制度改革的目标，只能是在司法走向独立的道路上，用法治代替人治；教育和科研体制方面的改革，就是要摆脱行政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实现教育和科研的自由化。至于对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的评价考核问题，只要在政治、法律、教育、科研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中像经济改革那样坚持市场取向，打开自由竞争的闸门，形成一种“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用“赛场选马”代替“伯乐相马”，形成一种“万马奔腾”的局面，那么，评价考核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８日　于临海西城下近江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