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和GNP是报刊杂志以及广播电视经常引用的两个概念，一般人往往不明白它们的具体含义，在此加以简要说明。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
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国民生产总值)
GDP和GNP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指标。它们都是核算社会生产成果和反映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但因其计算口径不同，二者又有所区别。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反映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成果的指标。所谓常住单位，是指在一国经济领土内具有经济利益中心的经济单位。所谓生产活动包括三次产业在内的所有行业和部门。在价值形态上它等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的增加值之和。
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到的原始收入（指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等）总和价值。本国常住者通过在国外投资或到国外工作所获得的收入（称之为从国外得到的要素收入），应计入本国国民生产总值。而非本国国民在本国领土范围内的投资或工作所获得的收入（称之为支付给国外的要素收入），则不应计入本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去。因此，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净要素收入（从国外得到的要素收入－支付给国外的要素收入）。更直观地讲，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从国外获得的劳动报酬、投资收益（包括红利、股息和利息等）的净额。即：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外净要素收入。国民生产总值是“收入”的概念。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主要区别，GDP强调的是创造的增加值，它是“生产”的概念，GNP则强调的是获得的原始收入。一般讲，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二者相差数额不大，但如果某国在国外有大量投资和大批劳工的话，则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往往会大于国内生产总值。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他将GDP比做描述天气的卫星云图，能够提供经济状况的完整图像，能够帮助领导者判断经济是在萎缩还是在膨胀，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控制，是处于严重衰退还是处于通胀威胁之中。如果没有像GDP这样的总量指标，政策制定者就会陷入杂乱无章的数字海洋而不知所措。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国家在国外有大量投资和大批劳工的话，则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往往会大于国内生产总值。比方说，日本在海外有大量的投资，那么，它的GNP就比GDP数字要大。在2001年度，日本的GNP比GDP高8.5万亿日元（大约折合800亿美圆），相当于日本GDP的2.5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即使是日本国内经济增长率为零。但是。有来自国外的这800亿美圆的投资净收入，也可以保证其GNP增长2.5%左右。
还有，比方说菲律宾，有大量的菲律宾妇女在海外充当佣人（简称“菲佣”），她们每年汇往菲律宾的外汇收入高达100亿美圆！这样，菲律宾的GNP肯定比GDP要高。
再有，从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比方说，有的地区居民在其他地区有投资，而外地居民又在本地区从事劳务活动，因此，在GDP和GNP的统计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技术性问题。比方说，深圳本地居民中有一些人在外地投资，同时，也有一些外地投资者在深圳投资，如果深圳本地居民在外地投资所获得的收入大于外地投资者在深圳投资所获得的收入，那么，深圳的投资表现为正的净投资收入，即“正投资收入差额”。但是，由于在深圳有大量的外地劳工，他们在这里从事生产和劳务活动，他们为深圳的建设出力，提高了深圳的GDP，但是，由于他们的收入要汇到居住地，这样，就形成一个“负劳务收入差额”。如果“负劳务收入差额”大于“正投资收入差额”，那么我们就说深圳的GDP比GNP高。相反，如果“负劳务收入差额”小于“正投资收入差额”，那么我们就说深圳的GDP比GNP低。
超级链接(附录): 血泪“品牌”菲律宾女佣 文/孙小迎
目前，仅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有约24万外籍佣工，包括菲佣、泰佣、马佣、印佣等。其中菲律宾家政工（简称“菲佣”）在香港外籍佣工中人数最多，每年从香港寄回菲律宾近60亿港元。她们诚实勤劳且会讲英文，受到雇主的普遍欢迎。前一阵子，“菲佣入沪”一事在内地引起强烈反响，但准备引进菲佣入沪的家政企业透底：第一个进沪的菲佣的签证将是C签证，职业是“教师”；对成都家政行业传出今年3月份要引进首位“菲佣”一事，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有关人士表示，对未经批准，私自聘用外国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和非法来川就业的外国人，不仅要将外国人遣返回国，而且用人单位还要面临重金处罚。最终，对菲佣能否进入中国的炒作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否定性表态结束。
在现代社会里，满世界都能听到雄心勃勃的人在讲“打造品牌”。享誉世界的菲律宾女佣是在不经意间获得的一个“品牌”，但这个品牌却浸透了血、泪和苦涩。
国家经济英雄
早在1980年代，就有数万菲律宾女佣云集中国香港。在港人眼中，菲律宾女佣勤劳、诚实可靠，不懂“古惑”。这些品行来自于菲律宾妇女乃至东南亚妇女一些共有的特性：工作勤奋、责任心强、性情温婉、耐心善良。当然，能够享誉世界仅仅具有上述品行还是不够。东南亚另外两个国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女佣也有这样的品行，但她们却没能成为品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是被另外一些因素影响着：菲律宾女佣受教育的程度更高。在菲律宾女佣中，具有初级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占将近95%。去香港的女佣很多是大学毕业生，有的甚至是教师。她们笃信天主教，能讲流利的英语，料理家务井井有条。香港富裕阶层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更愿意雇用菲律宾人做女佣，菲律宾女佣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香港本地女佣。其实，当香港大批输入菲律宾女佣的时候，她们的身影已经遍及新加坡、中东、北美、大洋洲和欧洲。在中东，雇用菲律宾女佣是富裕人家奢侈生活，尤其是上流社会生活的标志。台湾经济起飞后，菲律宾女佣又大量涌入台湾。
菲律宾女佣的输出，为菲律宾减缓了因经济迟滞而产生的就业压力，并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1977－1983年，菲律宾人的海外汇款超过三十五亿美元；到1994年，当年的海外汇款已经接近六十亿美元，几乎可以抵消3/4的贸易赤字；1999年，海外创汇高达80亿美元，占菲律宾GDP的10%以上。其中，菲律宾女佣的收入占了相当的比例。上世纪90年代以后，菲律宾的海外劳工中女性占了一半以上。至1998年，据菲律宾官方统计，菲律宾女性更是占了外派劳工总数的61.7%，人数达100万以上。这还不包括非法亦即未办理登记的外流人数。也有数据表明，菲律宾到国外打工的男女比例是1：12。笔者掌握的资料表明，各种不同机构公布的菲律宾海外劳工的数据差距很大，其中的原因之一是，透露海外劳工数据是菲律宾政府不很情愿的一件事情。1988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访问香港，盛赞菲律宾女佣是“菲律宾国家的经济英雄”。阿基诺夫人说，“在国内还有二百多万人失业的时候，她们的辛勤劳动应该得到尊敬。”“如果没有她们，我们会比较困难。”其实不仅仅是阿基诺夫人尊敬菲律宾女佣，从阿基诺夫人的前任——马科斯开始直至现在，历届总统对所有的海外劳工们都尊敬有加。阿基诺夫人的后任拉莫斯进一步重申，每一个菲律宾劳工都在养活着5名家乡的亲人，她们是新国家的英雄。所以，不仅几乎每任总统都要接见菲律宾女佣，而且在圣诞节，菲律宾政府还要为她们铺上回家的红地毯。
但是，尽管菲律宾女佣已经被称为该国的“英雄”，但她们却似乎缺少英雄应有的气概与光环。她们的血泪和屈辱始终浸透了菲律宾女佣这块品牌。
用血泪打造品牌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菲律宾女佣走遍世界，各国媒体越来越关注菲律宾女佣状况，她们被虐待被侮辱的事件不绝于报端。在没有与菲律宾签订保护劳工权利双边协定的国家，菲律宾女佣不得不付出数倍的辛劳赚取有限的血汗钱，有的甚至以牺牲肉体为代价。即便在有双边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如伊拉克、卡塔尔、约旦、加拿大以及中国香港等地，菲律宾女佣也普遍存在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薪金低、遭受雇主凌辱及拖欠工资等问题。有的女佣甚至在缺乏法律公平保护的情况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90年代初，英国媒体大量报道了菲律宾女佣的情况。一些英国人和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主要是科威特人喜欢雇请菲律宾女佣。 22岁的菲律宾女佣艾丽丝没有正式身份。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她的雇主为了监督她工作，在她的腰间系上铃铛。因为有人企图强奸她，她离开了那个家。26岁的萨莉经常被殴打，为了逃离那个家，她从三楼的窗户跳下来，摔断了骨盆和胳膊。由于当时菲律宾与英国之间没有保护劳工协定，在英的菲律宾女佣不得不继续遭受虐待和剥削。
1995年有关菲律宾女佣的两个案件牵动了整个国际社会。那年3月，新加坡以双重谋杀罪处死了一位名叫孔腾普拉西翁（Contemplacion）的菲律宾女佣。42岁的孔腾普拉西翁在菲律宾有4个孩子，7年前去新加坡当女佣。她被指控在1991年谋杀了一个5岁的男孩和另一位菲律宾女佣劳勒美格。孔腾普拉西翁的律师认为，这位被处绞刑的女佣是无辜的。真正的凶手是美格的新加坡雇主。由于这位雇主的儿子在癫痫病发作时用头撞击浴缸而毙命，雇主便在狂怒中卡死了其儿子的保姆——美格。当时，美格的好友孔腾普拉西翁刚好在现场。为了转嫁罪行，这位新加坡雇主指控孔腾普拉西翁谋杀了其儿子和美格。新加坡法庭判处孔腾普拉西翁死刑。时任总统拉莫斯希望新加坡暂缓执行死刑，菲律宾天主教会也寻求教皇进行司法干预，但所有的援助行动均无效，孔腾普拉西翁被绞刑处死。拉莫斯召回了菲律宾驻新加坡的外交官，新菲两国外交陷入危机。为了抒发菲律宾人内心的悲愤，10万人在马尼拉南部城市圣·巴勃罗，为孔腾普拉西翁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孔腾普拉西翁事件刚刚过去几个月，阿联酋又判处受雇于阿联酋雇主的菲律宾女佣莎拉死刑。 1994年，莎拉因反抗雇主强奸，在自卫中杀死了雇主。法庭认定莎拉犯有谋杀罪，并判处有期徒刑7年。但是，与此同时又判莎拉因被强奸获赔2.7万美元。判决引起双方不满。 莎拉的律师认为，莎拉杀人是在自卫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应属无罪。死者家属则认为，量刑太轻。1995年9月，原判决被推翻，莎拉被判处死刑。菲律宾全国群情激愤。为了不致因莎拉被判死刑而引起菲律宾公众更强烈的抗议，阿联酋总统出面斡旋，死者亲属放弃了执行死刑的要求。莎拉被重新判处鞭打100下和12个月的监禁。
经过这两个事件，菲律宾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合同劳工和海外劳工的管理和保护。1995年6月，菲律宾通过旨在保护菲律宾海外劳工权益的8042共和法案。法案规定，只向承认或保护菲律宾劳工权利的国家派遣菲律宾劳工。这些国家必须有保护外国劳工权益的相关法律，而且是劳工保护的多边或双边协定的签字国。
菲律宾的无奈
值得指出的是，菲律宾家庭佣工在本土的地位并不低。很多年以前，家庭佣工就已经纳入菲律宾劳动法的范畴。这意味着雇主与家庭佣工之间的关系是由劳动合同决定的，雇佣双方是平等的。菲律宾劳工法规定，雇主对待家庭佣人必须公平与人道；规定要为家庭佣人提供符合人道的基本住宿条件和生活条件；规定家庭佣人的最低工资待遇；规定未满18岁的家庭佣人享有接受初级教育的权利等等。这些规定与菲律宾传统文化中尊重妇女，尊重家庭劳动的习俗不无关系；也说明菲律宾对保护家庭佣工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然而这些权利却不能延伸到海外劳工（主要是菲律宾女佣）的身上。也正是因为不同国家对家庭佣工的不同认识和权益保护的反差，菲律宾女佣在海外的遭遇时时牵动着菲律宾民众敏感的心。
鉴于菲律宾女佣特别是年轻女佣在海外的悲惨命运，为了菲律宾人的尊严，当然还有防止菲律宾人才，包括女教师的大批流失等等原因，上世纪80－90年代，菲律宾政府数次颁布禁令，禁止35岁以下（1995年改为25岁）的女性出国当女佣。然而这些禁令却遭到菲律宾人特别是菲律宾女佣的强烈反对。
或许她们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出国当女佣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地位。但是笔者更愿意认为：东南亚妇女是独立的，尽管她们中的多数人总愿意把自己定位在家庭。但她们的独立与众多不同价值取向的人所想象的不受约束、可以颐指气使的独立却大相径庭。东南亚妇女的独立，来源于她们的责任感，来源于她们能够承担起独立的艰辛，还来源于她们非凡的角色转换能力，包括由家庭妇女转换成总统的能力。尽管外出挣钱养家是男人们的事情，但这里的妇女绝不坐享其成。一般情况下，为了使家人能够得到更好的营养，她们会在料理家务之余外出当小工或者做些小买卖。如果男人挣钱困难，她们还会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许许多多的菲律宾女佣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的营养和教育，飘洋过海，挣回那些数倍于国内工资的辛苦钱的。
菲律宾人之所以热衷到海外挣钱，是因为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中充满了困境。菲律宾曾经有过不同凡响的辉煌，被誉为“东方民主的橱窗”，吸引了不少中国的革命先贤去过那里。当然，这一切也离不开它高水平的教育。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教育家雷沛鸿就曾深入菲律宾考察教育。然而遗憾的是，菲律宾逐渐失去了一以贯之的，与教育同步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进入1970年代后，就业岗位稀缺。非常典型的是，菲律宾缺医少药，但医学院毕业的大多数学生却到了美国。菲律宾医学院因而被戏称为美国的海外医学院。只不过医生外流能够得到相应的收入和地位，不至于发生争端而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
劳务输出之“痛”
劳务输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劳务输出有一个特点，就是女性优先于或者多于男性。然而女性劳工外流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弊端。菲律宾政府希望能够尽量避免年轻女佣工的被侮辱问题。那么不在禁令规定范围内的年纪大的女佣就没有问题了吗？！虽然劳务输出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补偿之一，但各种数量超常的劳务输出绝非社会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就像菲律宾女佣是菲律宾的品牌，同时也是菲律宾人的心头之痛一样。一位菲律宾学者曾急切地与笔者探讨菲律宾为什么会“返贫”？那种“痛”深深地触动了笔者，久久不能释怀。如今，这种“痛”同样警示着正在享受繁荣的人们。
2001年7月，根据台湾《商业周刊》的调查，在被调查的白领精英中，有将近四成的受访者担心失业，将近七成的人害怕台湾会变成“菲律宾第二”。所谓“菲律宾第二”，是江炳坤1997年提出的：“如果台湾的竞争力爬不上去，将沦为菲律宾第二，那时我们的子孙就要去外国做外劳了。”台湾百姓不无忧心地回望历史：早年菲律宾，是亚洲的先进国家，无论在天然资源、人口负担以及民主化和国际化各方面都优于台湾地区。当台湾民众收入平均在120美元的时候，菲国已经是2000美元了。而今，台湾民众收入平均13000美元，而菲劳、菲佣却开始奔波世界各地。台湾人不停地反思，什么原因使从前的菲律宾变成现在的菲律宾？他们认为，是政治不清明、贪污营私、公义不彰、政客心里只有自己而无百姓，才使国家沦落至此。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教授郎咸平指出，“也正是没有还富于民造成了菲律宾目前的贫困。”
菲律宾女佣来中国？
据说香港政府就要向菲律宾女佣征税了，因为有一百多万香港居民的收入远远低于菲律宾女佣的收入。这种背景下有消息说，她们将来中国。
以先富起来的一批中国人的经济能力，雇佣菲律宾女佣是不成问题的。但在目前，个别进入中国的菲佣是跟随着投资中国大陆的跨国公司和港资、台资企业的雇主们而来的。中国的外交和劳工保护体系准备不足决定了菲佣不可能在近一、两年内大批进入中国。
如前所述，菲律宾的海外劳工特别是女佣，是菲律宾国家财富的创造者。但她们在海外的遭遇又是菲律宾国民的心头之“痛”。从其他国家与菲律宾发生的许多外交争端来看，女佣的权益之争占了相当分量。所以，引进菲律宾女佣需要相应的外交准备。这些外交准备除了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协定和多边协定之外，还需要配套的劳工保护体系。
然而为了维护中国境内企业在世界的竞争力，尽可能提供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至少是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善与国际劳工标准接轨的劳工保护体系，这是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不作为的行为。另外，中国潜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尊卑等级观念，以及男女不平等、主仆关系不平等的潜意识还在悄然地影响着芸芸众生。1月27日，针对近来社会上有关“洋保姆”即将或已经登陆中国沿海城市这一说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司长于法鸣向媒体表态，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目前不能聘用外国人。在目前情况下，菲律宾女佣还很难大批进入中国。
(引自:www.china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