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端，邓小平提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1](P155) “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 不能否认上述论断和政策的积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不但吹向了改革开放的号角，鼓舞了人们致富的决心，而且为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奠定了基础。

但随之而来的是，谁应该先富？凭手段先富？是靠做大蛋糕使自己先富，还是靠瓜分蛋糕、抢来本钱做买卖先富？遗憾的是，遍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发现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论述有十来处之多，可比较而言，在谈到致富的手段时，笔者发现只有一处：“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3P23）

或许正是由于对致富的手段和途径强调得不够，在中国，“抢来本钱做买卖”现象的普遍存在，一方面加倍扩大了收入差距，比如据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偷税漏税、腐败、集团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走私等其他类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别非正常扩大的根本因素，并且已经使我国居民的总收入差别呈现出极化的状态”。^{[11]（P60）}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反感和抵触，中国人民大学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曾表明，认为富人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只有1/5，而持否定态度的占到一半。在致富手段问题上，3/4的人认为赚钱的后盾是权力。

还有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我国效率的长期低下究竟有多少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造成的？有关资料表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与瑞典的相差无几：按照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测算，瑞典基尼系数由1967年的0.28降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0.2以下，到80年代维持在0.2左右，此后，瑞典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最高没有超过0.28。就目前的情况看，瑞典的贫富差距不仅小于美英等国，也小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胡连生.当代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科学社会主义.2001.2.20-23)世界银行：《1998/99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出版社，1999.199）总的来看，为何瑞典却基本上不存在平均主义阻碍效率提高的情形？将效率的长期低下完全归咎于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是不是打错了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