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与外汇储备的贬值风险
关键词：金融 投资
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放低基本利率、抑制失业率等等，这些都是推动投资行为的因素，而这会导致境外的投资也来抢食市场；进而使得就业形势变得更加繁荣，并进而带动消费信心指数的上扬，这会导致本国货币受到追捧，并使得对应的货币贬值，在这个时候，假如你持有的是正在贬值的货币或者投资，就需要尽快脱手以止损；但假如你是庄家，你就会面临崩盘的危险。因为那些散户与小户都在密切关注你的动向，你的任何举动都可以成为市场的风向标，而毕竟是船小好掉头，最后你跑的肯定比别人要慢。
中国目前所面对的国际市场就是这样。10月6日，中央电视台援引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报道，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一万亿美元，而且并没有止住继续迅速增长的势头，有分析说如果不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照此速度发展下去，2010年很可能会超过2万亿美元，占我国GDP的比例将达到50%以上。同时，中国巨大的民间资本依然停留在储蓄方面，在房地产的投资受到多方政策抑制的情况下，人民币面临来自国际的升值压力。
现在美国的经济受到房产市场已经探底论调的影响，美元是已经到达加息的尾声，投资者所关注的仅仅是什么时候会降息，并拉动国内的投资与房产市场的复苏。同时两大赤字的持续高涨的压迫下，美元已经即将进入疲软的周期。
中国目前正处于这样的两难选择，一方面要面对美元的贬值，一万多个亿的外汇储备如何能够保值的问题。同时在国内，难以抑制人民币的升值以及而人民币的升值也会由于通货膨胀的效应而使居民的真正购买力与生活水准并没有得到提高，价格随着货币的升值而升值，这是水涨船高的道理。
清醒地分析，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境外投资或许是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疯狂的掠夺。进口大豆的价格比国产的还要低，这势必会从根本上冲击国内的农业、畜牧业以及食用油等基础产业。中国的大豆所经受的冲击与凯雷对徐工的收购就可以见一斑。
本文尝试提出一些思路来应对这双重的压力。
（一）把手中的钱花出去。
有钱就要花出去，钱在需要的时候是一种资源，但在多了的时候——特别是在使用钱的时候也需要支付利息与成本的情况下，都投资收益的风险也在加大的前提下，变成就变成一种负担。
金钱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与轨迹，缺钱的人追在钱的后面跑，钱却朝着能够带来稳定收益的方向跑。假如你能够跑得跟钱的发现一样，并能够在速度上超过它，并能够保持那样的速度，就不用发愁没有钱。
花钱主要通过采购与投资两大类，从资金所处的性质来看分国内的与国际的两大部分，在国内的钱主要用于改善社会基础建设与改善生活环境，而在国际上则加大引进——特别是高端设备与核心技术的引进。
将那些外汇储备以投资或者采购的形式输出到国外，去占领当地的市场，将外销产品在目标市场实现本土化，直到相应的财政数据得到平衡，这就需要制订相关的政策，并放松对外投资的管制，官方也好，民间也罢，放开了就会在打开市场的同时也促进别人的发展，而别人在发展的同时，自己也不会感觉太过孤独，同时，那本来就面临贬值的美元外汇储备所承受的风险就会得到控制。
在刚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政府大度地减免曾经对非洲的援助与欠款，并追加投资，不仅得到了良好声誉的同时也得到了市场投资稀释外汇储备的压力。从这种角度而言，确实有高瞻远瞩的意思。
（二）鼓励国内投资同时限制外资的投资：
在对中国苏州、厦门等6个城市的调查中发现，外资企业在华的投资回报率达到22%，同时甚至在有些地方的政策中，国人创办企业并运营还要纳比外资更高的税。
笔者认为这样的政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还能够起到吸引外资的积极作用，但在外资如潮涌一般已经挡不住甚至成为一种资源的掠夺，而同时国内的民间资本需要寻找并拓宽投资渠道的时候，就需要执行国民优先的政策。尤其是在现在的阶段中国更需要限制而不是鼓励外资的进入。即使那显得有些保守，任何保守的举措都是稳健的。
运用税率的杠杆作用，一方面通过行业政策与提高税率等方式限制外资的进入，同时鼓励内资的投资，比如对外投资，当然，更包括在国内的投资。
（三）、拓宽民间投资的渠道，规避投资风险：
在金融期货品种不断丰富，在投资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我们需要鼓励民间资本从事国际性的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投资，扩大投资选择，并通过培训、教育等方面逐步将投资渠道与品种成熟化。用此方式来缓解高比例的储蓄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的巨大压力。
记得8年前的那次“两会”中的劳动保障部的负责人提出了将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的目标，最近传出的一种说法是把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显然现在这个数字是有所提高了。而且想必这不包括那越来越庞大的“啃老族”与“月光族”以及那些经常性的“职业冬眠族”， 更不会包括那些职场上的“袋鼠族”，不管那些人月光、冬眠者与啃老族是出于无奈还是自愿。而在今年初的时候，官方还曾经制订出在年内创造90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的目标。——也不知道这个目标完成得如何了。
其实，市场经济本就会造成打破稳定的工作的现象。但限制民宅办公显然是对这一目标的反向操作，一面鼓励创业，一面提高创业的门槛，这就让人有些看不懂了。但目前国内为了打击房地产的投资升温过快，已经制订了诸如限制大户型，揭示房地产商隐瞒利润率，甚至不能用民宅办公等等方法来限制对房地产的投资，但如此对房地产行业的杀富济贫，怎么可以平抑失业率。
（四）扩大投资面，将外汇投资从购买美国国债等方面逐步导向非货币性投资，继续调整外汇储备的格局，将一揽子货币构成朝美元之外的货币倾斜。
事实证明，美元作为硬通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种方案不仅必要，而且需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尤其是在美元在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保持坚挺的局面下。
同时，适时调整国际投资策略也是必然举措。比如在石油及石油替代品等能源方面的投资、在黄金等贵金属方面的投资与储备需要加强，并规避由于价格波动而带来的风险。
（五）、公务员构成，提高社会的和谐程度：
政府机构逐渐庞大，公务员的规模与提高社会福利，加上社会学中所谓的“权利寻租”以及各种形式的官僚形象所导致的官商勾结与腐败，这些只会扩大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调整公务员结构是平抑社会冲突的重要手段。
公务员的社会形象更大程度上是管理者而非为社会提供服务者，公务员待遇的提高，位置的稳定以及等等因素推动了公务员规模的扩大，每年公务员考试堪称“中国第一大考”，甚至出现个别职位出现3000：1的竞争局面，平均也达50：1，这本身就是病态社会的表现。
同时，有多少人还在由于看不起病就放弃治疗甚至等死，有多少人眼巴巴地看着同龄人去上学而自己不得不过早地辍学；有多少人为了不公平的物业收费而不得不与黑物业进行着无力地抗争。因此与养一大堆闲职的公务员相比，还有很多更需要投入的。显然，需要高薪养廉的不是那些高高在上却没有任何存在价值的政府官员，假如教师（特别是那些贫困地区与民办教师）高一些待遇，假如将那些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恐怕比那些人浮于事的政府官员值得多。
医院、教育、社会保险、老龄化社会等潜在问题都在对中国的和谐社会构成威胁，这些都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据说全国第一家平价医院（北京上地医院）就是将医护人员的待遇跟他们的绩效脱钩，并进而将就医和药品的价格大幅度降低，并得到了一致好评。
（六）调整税务构成，将政策从收富于政府转变为藏富于民：
当前还有很多不合理的税费，尤其是在偏远地区，需要扶植的领域，这也是一种政策倾斜。
中国是执行高税率的国家，以建筑的税率为例，在非洲的税率是25%，而中国国内的可比税率是33%，在税收方面的差别也可以将国内的资本引向国外投资。虽然个人所得税在征税基点上调方面有了一些调整，合伙制的企业在2007年之后将结束双重收税的现状，但税收依然是发展中的沉重负担。税费征收上来之后。
既然封建社会都要适度地减免农民的税赋，现代化的中国就更需要考虑了，尤其是在人民币受到追捧，在外汇储备极大的富足之后。毕竟当资本成为一种资源，特别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时候，那么资源过多也会成为一种负担。而降低税率，取消不合理的税费征收，加大福利与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是为民所乐于接受的举措。
总之，在人民币升值的趋势、美元贬值以及外资朝国内市场涌动等三大趋势的影响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提高风险的承受能力是需要从上至下，广为团结一心才可以做到的。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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