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帝景元3年，嵇康为司马昭所杀。一个被他的时代奉上神坛的人，最终成了时代的祭品。

对于嵇康，《晋书》有这样的描述：“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可以说，几乎在不经意间，嵇康就拥有了魏晋士人所企羡的一切。然而，这也成了他的心结所在：一个熟知庄子“材与不材”之辨的人，却又不得不一步步走近其郊祭牺牛的命运，其心境可想而知。

将魏晋时代视为“人的自觉”的时代实在是一种错觉，在我看来，那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集所有社会优势于一身的人群恣意展示自身的时代。整部《世说新语》就像一本时尚杂志，机敏而轻佻，里面记载的各种脑筋急转弯似的“名通”，与我们今天酒桌和短信上流通的段子并无本质的区别。如果说魏晋士人有所谓“自觉”的话，那也是对流言的某种“现代传媒功能”的自觉。《晋书·王导传》中的一段记载可为例证：

时帑藏空竭，库中惟有綀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导悉之，乃与朝贤俱制綀布单衣，于是士人翕然竞服之，綀遂踊贵。

此种自觉意识，也使得魏晋士人的行为风格中“秀”的成分要格外多些。在这样一种整体氛围下，嵇康这个原本要挣扎于“戏”外的人，最终反倒沦没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