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赚钱的机器

       ——看义乌侬如何赚钱？（2）

有人说义乌人是一群赚钱的机器，全身上下没有一个细胞不适合赚钱。

义乌人有一种敢于表现出的“我要赚钱”的勇气！他（她）们不耻于、不羞于谈钱。

义乌人对钱几乎有一种本能的冲动，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观可能会呈现多元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偏好，但是对财富的不懈追求却是一致的。

义乌人是创造义乌奇迹的主体。创造义乌奇迹的力量之源来自哪里？

矗立在该市小商品市场门口的雕塑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这是一个手摇拨浪鼓、肩挑小商品走四方的“货郎担”形象。这里刻印着义乌“鸡毛换糖”的故事，而故事的背后乃是当年十万义乌货郎担全国走市场的艰辛岁月。

义乌人民自古有"鸡毛换糖"经商传统，孕育了"勤耕好学、刚正勇为"的"义乌精神"和强烈市场经济意识。在长期经商实践中，义乌商人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秉持"你发财，我赚钱"、"客人是条龙，不来要受穷"的信条，不欺生、不排外，形成薄利多销、义利并举、诚信为本、重商亲商的商业理念和商贸文化。根植于几十万创业者灵魂深处永无止境的创业精神，成为义乌特色发展的不竭动力。

义乌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理念，为义乌特色发展提供了“道德支持”。“讲求实效，注重功利”是义乌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浙江政治家和思想家形成了“义利并存”和“工商皆本”的精神遗产，其中南宋以后兴起于浙东的事功学派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对经商活动及追逐利润的肯定态度，解决了中国文化传统里长时期的义利项背的心理难题。

义乌地处浙江金衢盆地的东部，金华江流域的东阳江（现在称义乌江）中游。唐宋之间，金华地区以陂塘为中心的小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广泛展开，使该地区的农田和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并促进了养蚕、种茶、果树栽培、养鱼等农副业的发展，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间有着丰富的关于市场交易的知识。据1984年出版的《义乌县地名志》对义乌小商品市场主要发源地义乌东部的地名调查发现，有不少地名与经营农副业、手工业有关，并形成了一些商业市镇。如“如铺”以木材市场而得名；该地区在宋代制陶业相当发达，在葛塘村西部出土的宋窑占地约4-5亩，“光耀境”村祖先姓金，以制陶器为生，人称此地“缸窑金”，“陶店”则因祖先以制陶为业并设店销售而名。“洛店”因住民有制作锡器的传统手工艺而得名，“王店”、“罗店”、“下华店”则以该村祖先设店经商得名。据义乌民谣《山花梨》和《绞糖歌》可以看出，该地区还是义乌名产山花梨和红塘的产地。

义乌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文化的积累。秦代孝感群乌的颜乌；初唐传檄勤王的骆宾王，宋代临终犹三呼“渡河”的宗泽，明代抗倭的义乌兵诸将士等，这些名留史册的忠臣义士，遗赠给义乌的是崇尚忠孝节义的传统，传承于义乌人性格中的是刚烈、耿直，讲义气，重信用，不畏权势，认准的事，义无反顾一做到底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在现代义乌人的杰出代表陈望道、冯雪峰、吴晗等身上也体现得十分鲜明。甚至在那“不破不立”的年代里，这种朴实、率直、重义、尚礼的人文精神在义乌仍相习相传，不绝如缕。如第一个上书中央建议发展市场经济的冯志来先生。

义乌人自古重商业、善经营，民间素有“肩挑货郎担，手摇波浪鼓，走村串巷，用鸡毛换糖以博微利”的经商传统，虽经数百年而不衰。义乌人从当年仅为养家糊口的波浪鼓小买卖，到如今依托小商品市场，创立了自己的产业，从此走进了世界的大市场。

早在清朝乾隆时期，义乌农民每逢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县土产红糖熬制成糖饼或生姜糖粒，去外地走街串巷，上门换取禽畜毛骨、旧衣破鞋、废铜烂铁等以获取微利，换回的物品有的外销换汇，有的用以肥田。到了抗战前夕，义乌县近万人以此为业，庞大的队伍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特的有组织性行业——敲糖帮。据统计，直到1982年，义乌近60万人口中还有5万人做着他们前辈的这种小生意。敲糖帮的存在，成为小商品市场得以根植的物化形式和文化积累。

这沉淀浓缩出义乌商人文化的精髓：能吃苦、开拓进取；守诚信、重承诺；善于经商，讲规范；具备团体合作精神。义商敢为天下先，具有最强的生存能力，敢于离乡背井去创业，创造了最好的工商文明。“勤耕、好学、刚正、勇为”，义乌人独特的人文精神使然。

义乌人的商业文化并不是学术思想，也不是通过书本传播的知识，而是源于敲糖帮高于经济理论的民间商业传统。义乌的商业文化，体现了典型的民间商业精神。这种精神在官方重农抑商思想的重压之下，在广大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缝隙里，在官方几乎无法管制的领域，寻找到了避免官方压制的途径，并发展成为农业社会中极为少见的经济理性和商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