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从解放以来，由于政府实施的城市发展控制政策，从1949年解放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30年间，中国城市的发展都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由于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与人口流动制度，大量的人口被留在了农村，城市和农村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城市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扩大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形成了我国城乡之间巨大的发展落差。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终于认识到了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于是开始恶补城市化与国际社会拉下30年的课。在这种情况下，众多城市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运动，大大的“拆”字频繁出没于老城巷陌中，成为了各城市的集体活动。
谁在进行旧城改造？
城市：旧城，城市发展的瓶颈
如前所说，城市的扩张首先造成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十年前的北京，三环外就被认为是郊区了，而目前的北京，五环都已经通车，人们所说的北京郊区，差不多得到密云水库了。城市这张大饼越摊越大，开始逐渐吞噬周边的一些农村地区，这也是目前大量“城中村”的由来。扩张后的城市，同时也造成了许多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里较高的收入以及相对农村更加优越的生活配套设施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农民工。
根据2005年中国科学院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约为36％，预计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中国城市化率（按户籍人口计算）将超过40％，这意味着从今年（2005年）起到2010年间，每年中国的城市化率都会提高1％的水平[1]。城市化进程中，每当我国的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出现1200万的城市人口[2]，也就是说，到2010年，中国的城市中将多出1亿2千万人口。
城市中突然出现的大量人口，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对城市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导致城市环境的急剧恶化，城市开放空间、公众设施配套以及交通配套都严重滞后于城市人口的需求，面对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的精神以及物质方面的需求的问题，城市除了进行扩张之外，还不得不把一些土地利用率较低的旧城片区拆除，重新建设以提高土地利用率。旧城片区由于往往位于城市的中心繁华地段，这些地段发展的滞后，也成为了城市发展的瓶颈，这也是
进行旧城改造的首要原因。
市民：要向全世界表明我们的崛起
不得不承认，目前的中国，无论是社会物质财富还是居民人均收入，都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往年。但是富裕了的中国不善于进行公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保持低调，没有得到全世界的承认。直到现在，在一些欧美人士的心目中，中国还是处于一种非常落后的状态。为了使世界改变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看法，除了积极地进行宣传公关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的建设，让那些不知情的人们直接看到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落后的大清朝。但是建设的方法却值得商榷，欲“立”并不一定要“破”。
那些能够改变中国城市命运的决策者们，看到纽约曼哈顿的高楼林立、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新加坡的城市园林景观、布拉格的城市广场，从此就认定了城市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殊不知中国的传统城市也是一种美。
正如当年成为新富的美国，中国也开始了新一轮的“造城运动”，一时间全国吊车林立，成为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特别是一些大型城市，比如上海，十年时间就建设出了一个浦东新区，林立的高楼甚至造成了地面的逐年下沉。
利益成了旧城改造的润滑剂
旧城改造在全国各城市的燎原之势，更多是利益在其中当作润滑剂。旧城改造的幕后，往往存在大量的利益。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来说，开发一片老城区所带来的利益往往比开发一片空地要大得多。
从面积上说，一般的旧城区往往都是一些老式建筑，容积率普遍不大，改造后往往能够大幅提高容积率，届时房地产销售金额也远远大于拆迁费用；从地段上看，旧城区往往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区位优势明显，改造后地价往往会有相当大的涨幅；从关系上看，与政府合作进行旧城改造为房地产开发商们带来的好处多多，有政府在背后支持拆迁工作，拆迁所带来的一系列纠纷以及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可以一并推给政府，有的甚至可以减免土地的一系列费用，这么多的优厚条件，开发商何乐而不为呢？而作为政府来说，看上去很美的城市同时也能吸引投资者们的眼光，还能够带来GDP，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谁在反对拆迁？
旧城居民，旧城改造活动中的失语者
虽然政府对旧城改造的最终用意还是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出现一些不尽人意的情况。根据国家信访局研究室的统计，近3年反映城市建设特别是拆迁安置问题的信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从拆迁投诉信件看，2003年与去年同期比上升50.34%。从拆迁户上访人数看，2002年比上年增长64.86%；到2003年，又同比增长47.19%[3]。
上访者中有很多情况是政府在没有征得改造地块居民的同意的情况下，就开始进行拆迁，在拆迁过程中往往出现拆迁方与被拆迁方的激烈冲突。如2003年发生在湖南嘉禾县的强制拆迁事件中，拆迁地居民李会明的5层楼房被强行拆除，李氏夫妇因“暴力抗法”被拘留，像这样的事件几乎每一个将要拆迁的地方都会发生。究其原因，还是拆迁方——政府部门与被拆迁方——本地居民之间缺乏一种有效的沟通渠道，普通市民对城市发展提出的意见往往容易被忽视。于是在居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一纸拆迁通知书就使他们不得不搬离已经居住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屋，在庞大的城市中重新寻找能够挡风遮雨的窝。
能够有个住处倒也好，但是很多拆迁户自从拆迁后便出现了“无家可归”的情况。过低的拆迁补偿标准，也成为了本地居民抵制拆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北京东四旧城改造的补偿标准，开发商的货币补偿的标准计算公式为：货币补偿金额（元）＝3500×（1＋0.7）×原建筑面积。公式里的3500元是东四地区经济适用房的平均价格[4]，照此计算，一间面积约50平方米的普通平房的补偿价格约在30万元，而北京该地区的商品房价格则在8000元以上，想在同地段购买一套面积相仿的住宅简直是天方夜谈。而武汉市的房屋拆迁补偿办法中也规定，补偿金额由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以及地段所决定，其补偿标准计算公式为：补偿金额＝（区位价＋重置价）×面积＋奖金＋2个月临时安置费＋搬家费＋配套费。以武汉市房屋拆迁比较集中的和平大道积玉桥附近的房屋为例，其区位价一般在1500元/平方米左右，房屋重置价则与房屋结构有关，砖木结构的补偿约在350元/平方米，砖混结构的约在520元/平方米，框架结构的是710元/平方米，临时安置费按6元/平方米计算[5]，总共算来一个平方米可以补偿约2500元，一间50平方米的普通平房能够补偿到的金额约在75000元左右，相对该地区周边楼盘3000元/平方米的平均价格来看，用补偿款来购买新房也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拆迁变成了只拆不迁，有相当数量的居民拆迁后只能寄人篱下或者成为“新七十二家房客”。
学者们，城市文化的保卫者
在全国疯狂的旧城改造中，城市的文化往往被忽视了，文化作为一个文明的传承，记载了相当多的东西，也成为了城市的记忆。美国人文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曾经说过：“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 [6]有关城市的记忆冯骥才先生精辟地阐述道：“ 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磨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肌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的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衍，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7]
相对于一些城市本地居民更多考虑到自身利益，一些学者们则把旧城的保护上升到了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地位，其保护老城的热情几乎到敝帚自珍的程度。当年北京的一系列老旧城区的拆除，就遭到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强烈反对，在北京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中，学者的声音被忽略了，于是北京城就成了现在这样中不中，洋不洋的样子，作为京畿之地的独有风格荡然无存，真是“错批一人，少了名城”[8]。
的确，城市的老城区往往是非常富有生命力的，很多老居民所居住的房屋往往经历了悠久的岁月，是几百年中国民居文化的一个精致的缩影。一个文化的传承，除了语言、风俗以外，更多的就是实物的相传，而古民居则是传递文化的一个很好的载体。以武汉为例，与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里弄一样，武汉也存在其特有的老式建筑群——里份。里份里的建筑多为二层小楼，是当时武汉城区中居住地段、环境、配套设施均为上乘的住区群落，就如现在的TOWNHOUSE。近代武汉最早的里份建立于汉口开埠后的19世纪末，虽然没有北京四合院那样久远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也成为了武汉的传统民居建筑，武汉人的市民文化，更多也是源于这一间间的老屋里。故此在旧改中，怎样能够配合当地价值性古文化的传承，实为城市规划设计师们的一个考验。
改造后，我们还有什么？
寿命只有70年的建筑物
武汉的里份在其建设的时期，可以说是非常有前瞻性，到了现在仍然有大量的居民居住在此，构成了武汉市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些里份的拆除也为目前的房地产开发商提出了一个问题，根据目前的土地管理法，土地的使用期限最多只有70年，那么70年之后这些房屋能够像武汉的里弄一样，仍然能够满足居住在里面的居民的生活需求吗？深圳这样一个新兴城市的寿命不到30年，在当初建设的一些建筑物现在看来已经残旧不堪，难以想象能够在70年后如武汉的里份一样承担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的重任。
学者朱学勤表示，他在伦敦见到过一张为期999年产权的房契，他感到无比震撼，一个只有70年产权期限的城市发展如何能与之相提并论？房子毕竟属于“不动产”的范畴，如果不动产的寿命只是仅仅70年，“不动”二字从何体现？如果仅仅是为了70年的使用寿命来建造房屋，正如一次性纸杯往往没有玻璃杯那样值得为人所珍惜一样，在建筑过程中为70年使用期的房屋的投入肯定不如999年的房屋上投入的多，造成了大量的“豆腐渣”工程。平遥古城墙的倒掉，被人称之为“豆腐渣工程”，试问有能够屹立几百年不倒的“豆腐渣工程”吗？
房地产只有70年的命脉，这意味着，城市化的发展，将会以70年为一个周期轮番上演拆迁与建设的工地游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忽视了一个城市的历史传承和悠久根基。 在中国历史上，民居的破坏除了战乱或天灾，更多是居民自愿的举措。中国各城市的管理者们，由于多年来落后的状况造就了其与生俱来的文化自卑感，更多的眼光放到了城市建设，很少考虑城市改造中的文化保护的问题，城市的发展并不仅仅靠一窝蜂式的建设，而是靠时间来慢慢积累，城市建设的“大跃进”难免会揠苗助长，其后果就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运动中，许多非常具有人文价值的老建筑以及名人故居，和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以及其他年代较为久远的建筑物一起，被写上了一个大大的“拆”字，稀里糊涂的成为了历史。
没有根基的城市，庸俗化的楼盘
在一些古老的城市如北京，一些地名非常具有文化、人文底蕴，经常伴随者一些典故，汪曾祺在他的《胡同文化》一文中写道：“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吧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吧。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9]返观现在的地名，已经越来越多的被楼盘的名字所取代，而且有越演越烈的的趋势。很难想象，若干年后当这些胡同名全部变成了XX花园、XX小区的时候，城市的传统魅力也会随之烟消云散。
有人说城市是“石屎森林”，那是人们对大城市中林立的摩天大楼绝妙的比喻，从来没有人这样说中国古老的城市。明眼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贬义词，但中国的城市规划者们，却要步人家被证明是错误的后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其实中国传统城市的规划，是非常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精神的，如北京为例，在城市建设的时期，能够充分利用城市周边的自然环境，借助高粱河水系，通过对整个城市进行全盘计划，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生态网络。对城市全局进行规划，通过对北京城各建筑以及街道系统的相辅相成，形成宏伟而美丽的整体环境。现在的城市，更多的是基于各行政区范围的规划，缺乏城市发展的整体意识。城市被纵横交错的街道分割成了一个个小块，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而那些开发商们对土地的规划上仅仅将目光放在内部，如小区的园林、建筑的规划等等，反而忽视了地块的规划与周边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了城市整体规划的极度不统一，各种风格的小区摩肩接踵，城市看上去没有固定的风格，不伦不类。
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的消失
中国人堪称世界上最懂得享受生命的民族。从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看到了北宋末年中国人的生活模式：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大商店门前还扎着“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街市行人摩肩接踵，有做生意的商贾、看街景的士绅、骑马的官吏、叫卖的小贩、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问路的外乡游客、听说书的街巷小儿、在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大抵如此，人们悠闲的生活，悠闲的工作，空气中充满了悠闲的味道。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在北京城的老胡同里，四合院内，人们生于斯长于斯，正如老舍《正红旗下》中写到的北平胡同生活：平时白天男人们出外干活，女人们则在家做家务缝缝补补，老人们在胡同口的大树下纳凉下棋遛鸟斗蟋蟀，谁家炒菜缺点酱油，马上去对门借；大人有急事，托邻居照顾孩子；谁家夫妻吵架了，院子里的老太太们会来不遗余力的劝说；男孩们在胡同里踢球，女孩们则在树下跳猴皮筋，大杂院的生活琐碎而有趣。随着一波波的改造风潮，女人们再也不能和对门的邻居唧唧喳喳的谈论东家长西家短——连人家名字都不知道，再也不能看到胡同口的老人们为了一步棋争的面红耳赤——都进了小区内的中老年活动室，孩子们再也找不到玩伴——只有没完没了的作业与补习班。在电影《洗澡》中，我们看到了老北京城的变迁，很多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城市中原有的人际关系，随着四合院的拆掉，变得支离破碎。
改造城市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
面对国内城市们的疯狂“破”局，应该如何“立”也是摆在城市运营者——政府面前的一个问题。我们进行旧城改造是为了什么？“城市改造不是简单地推倒旧房子，盖起新房子，而是为人们创造一个高质量的生活[10]。” 所谓“高质量的生活”，放到第一位的还是“宜居”，人们能够在这样的房子里快乐、和谐地生活。城市最终还是居民们用来居住的场所，并不仅仅是为了美观好看。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和谐”被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城市，就能够充分注意到“和谐”的因素。柳永的《望海潮》里这样描述南宋首都杭州的繁华景色：东南形盛，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11]。在柳永的笔下，杭州绝对是一个“适宜居住城市”，更是一个“生态园林城市”，相信人们在这样的城市中一定可以体会到“高质量的生活”，这种城市才是我们城市建设者们的最终目标。当然随着时代的转变，大家对高质量的要求也许有不同的标准，怎样有系统地规划和配合市场及环境的变化则显得至为重要。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终于认识到了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于是开始恶补城市化与国际社会拉下30年的课。在这种情况下，众多城市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运动，大大的“拆”字频繁出没于老城巷陌中，成为了各城市的集体活动。
谁在进行旧城改造？
城市：旧城，城市发展的瓶颈
如前所说，城市的扩张首先造成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十年前的北京，三环外就被认为是郊区了，而目前的北京，五环都已经通车，人们所说的北京郊区，差不多得到密云水库了。城市这张大饼越摊越大，开始逐渐吞噬周边的一些农村地区，这也是目前大量“城中村”的由来。扩张后的城市，同时也造成了许多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里较高的收入以及相对农村更加优越的生活配套设施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农民工。
根据2005年中国科学院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约为36％，预计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中国城市化率（按户籍人口计算）将超过40％，这意味着从今年（2005年）起到2010年间，每年中国的城市化率都会提高1％的水平[1]。城市化进程中，每当我国的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出现1200万的城市人口[2]，也就是说，到2010年，中国的城市中将多出1亿2千万人口。
城市中突然出现的大量人口，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对城市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导致城市环境的急剧恶化，城市开放空间、公众设施配套以及交通配套都严重滞后于城市人口的需求，面对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的精神以及物质方面的需求的问题，城市除了进行扩张之外，还不得不把一些土地利用率较低的旧城片区拆除，重新建设以提高土地利用率。旧城片区由于往往位于城市的中心繁华地段，这些地段发展的滞后，也成为了城市发展的瓶颈，这也是
进行旧城改造的首要原因。
市民：要向全世界表明我们的崛起
不得不承认，目前的中国，无论是社会物质财富还是居民人均收入，都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往年。但是富裕了的中国不善于进行公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保持低调，没有得到全世界的承认。直到现在，在一些欧美人士的心目中，中国还是处于一种非常落后的状态。为了使世界改变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看法，除了积极地进行宣传公关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的建设，让那些不知情的人们直接看到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落后的大清朝。但是建设的方法却值得商榷，欲“立”并不一定要“破”。
那些能够改变中国城市命运的决策者们，看到纽约曼哈顿的高楼林立、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新加坡的城市园林景观、布拉格的城市广场，从此就认定了城市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殊不知中国的传统城市也是一种美。
正如当年成为新富的美国，中国也开始了新一轮的“造城运动”，一时间全国吊车林立，成为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特别是一些大型城市，比如上海，十年时间就建设出了一个浦东新区，林立的高楼甚至造成了地面的逐年下沉。
利益成了旧城改造的润滑剂
旧城改造在全国各城市的燎原之势，更多是利益在其中当作润滑剂。旧城改造的幕后，往往存在大量的利益。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来说，开发一片老城区所带来的利益往往比开发一片空地要大得多。
从面积上说，一般的旧城区往往都是一些老式建筑，容积率普遍不大，改造后往往能够大幅提高容积率，届时房地产销售金额也远远大于拆迁费用；从地段上看，旧城区往往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区位优势明显，改造后地价往往会有相当大的涨幅；从关系上看，与政府合作进行旧城改造为房地产开发商们带来的好处多多，有政府在背后支持拆迁工作，拆迁所带来的一系列纠纷以及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可以一并推给政府，有的甚至可以减免土地的一系列费用，这么多的优厚条件，开发商何乐而不为呢？而作为政府来说，看上去很美的城市同时也能吸引投资者们的眼光，还能够带来GDP，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谁在反对拆迁？
旧城居民，旧城改造活动中的失语者
虽然政府对旧城改造的最终用意还是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出现一些不尽人意的情况。根据国家信访局研究室的统计，近3年反映城市建设特别是拆迁安置问题的信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从拆迁投诉信件看，2003年与去年同期比上升50.34%。从拆迁户上访人数看，2002年比上年增长64.86%；到2003年，又同比增长47.19%[3]。
上访者中有很多情况是政府在没有征得改造地块居民的同意的情况下，就开始进行拆迁，在拆迁过程中往往出现拆迁方与被拆迁方的激烈冲突。如2003年发生在湖南嘉禾县的强制拆迁事件中，拆迁地居民李会明的5层楼房被强行拆除，李氏夫妇因“暴力抗法”被拘留，像这样的事件几乎每一个将要拆迁的地方都会发生。究其原因，还是拆迁方——政府部门与被拆迁方——本地居民之间缺乏一种有效的沟通渠道，普通市民对城市发展提出的意见往往容易被忽视。于是在居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一纸拆迁通知书就使他们不得不搬离已经居住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屋，在庞大的城市中重新寻找能够挡风遮雨的窝。
能够有个住处倒也好，但是很多拆迁户自从拆迁后便出现了“无家可归”的情况。过低的拆迁补偿标准，也成为了本地居民抵制拆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北京东四旧城改造的补偿标准，开发商的货币补偿的标准计算公式为：货币补偿金额（元）＝3500×（1＋0.7）×原建筑面积。公式里的3500元是东四地区经济适用房的平均价格[4]，照此计算，一间面积约50平方米的普通平房的补偿价格约在30万元，而北京该地区的商品房价格则在8000元以上，想在同地段购买一套面积相仿的住宅简直是天方夜谈。而武汉市的房屋拆迁补偿办法中也规定，补偿金额由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以及地段所决定，其补偿标准计算公式为：补偿金额＝（区位价＋重置价）×面积＋奖金＋2个月临时安置费＋搬家费＋配套费。以武汉市房屋拆迁比较集中的和平大道积玉桥附近的房屋为例，其区位价一般在1500元/平方米左右，房屋重置价则与房屋结构有关，砖木结构的补偿约在350元/平方米，砖混结构的约在520元/平方米，框架结构的是710元/平方米，临时安置费按6元/平方米计算[5]，总共算来一个平方米可以补偿约2500元，一间50平方米的普通平房能够补偿到的金额约在75000元左右，相对该地区周边楼盘3000元/平方米的平均价格来看，用补偿款来购买新房也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拆迁变成了只拆不迁，有相当数量的居民拆迁后只能寄人篱下或者成为“新七十二家房客”。
学者们，城市文化的保卫者
在全国疯狂的旧城改造中，城市的文化往往被忽视了，文化作为一个文明的传承，记载了相当多的东西，也成为了城市的记忆。美国人文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曾经说过：“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 [6]有关城市的记忆冯骥才先生精辟地阐述道：“ 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磨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肌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的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衍，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7]
相对于一些城市本地居民更多考虑到自身利益，一些学者们则把旧城的保护上升到了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地位，其保护老城的热情几乎到敝帚自珍的程度。当年北京的一系列老旧城区的拆除，就遭到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强烈反对，在北京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中，学者的声音被忽略了，于是北京城就成了现在这样中不中，洋不洋的样子，作为京畿之地的独有风格荡然无存，真是“错批一人，少了名城”[8]。
的确，城市的老城区往往是非常富有生命力的，很多老居民所居住的房屋往往经历了悠久的岁月，是几百年中国民居文化的一个精致的缩影。一个文化的传承，除了语言、风俗以外，更多的就是实物的相传，而古民居则是传递文化的一个很好的载体。以武汉为例，与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里弄一样，武汉也存在其特有的老式建筑群——里份。里份里的建筑多为二层小楼，是当时武汉城区中居住地段、环境、配套设施均为上乘的住区群落，就如现在的TOWNHOUSE。近代武汉最早的里份建立于汉口开埠后的19世纪末，虽然没有北京四合院那样久远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也成为了武汉的传统民居建筑，武汉人的市民文化，更多也是源于这一间间的老屋里。故此在旧改中，怎样能够配合当地价值性古文化的传承，实为城市规划设计师们的一个考验。
改造后，我们还有什么？
寿命只有70年的建筑物
武汉的里份在其建设的时期，可以说是非常有前瞻性，到了现在仍然有大量的居民居住在此，构成了武汉市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些里份的拆除也为目前的房地产开发商提出了一个问题，根据目前的土地管理法，土地的使用期限最多只有70年，那么70年之后这些房屋能够像武汉的里弄一样，仍然能够满足居住在里面的居民的生活需求吗？深圳这样一个新兴城市的寿命不到30年，在当初建设的一些建筑物现在看来已经残旧不堪，难以想象能够在70年后如武汉的里份一样承担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的重任。
学者朱学勤表示，他在伦敦见到过一张为期999年产权的房契，他感到无比震撼，一个只有70年产权期限的城市发展如何能与之相提并论？房子毕竟属于“不动产”的范畴，如果不动产的寿命只是仅仅70年，“不动”二字从何体现？如果仅仅是为了70年的使用寿命来建造房屋，正如一次性纸杯往往没有玻璃杯那样值得为人所珍惜一样，在建筑过程中为70年使用期的房屋的投入肯定不如999年的房屋上投入的多，造成了大量的“豆腐渣”工程。平遥古城墙的倒掉，被人称之为“豆腐渣工程”，试问有能够屹立几百年不倒的“豆腐渣工程”吗？
房地产只有70年的命脉，这意味着，城市化的发展，将会以70年为一个周期轮番上演拆迁与建设的工地游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忽视了一个城市的历史传承和悠久根基。 在中国历史上，民居的破坏除了战乱或天灾，更多是居民自愿的举措。中国各城市的管理者们，由于多年来落后的状况造就了其与生俱来的文化自卑感，更多的眼光放到了城市建设，很少考虑城市改造中的文化保护的问题，城市的发展并不仅仅靠一窝蜂式的建设，而是靠时间来慢慢积累，城市建设的“大跃进”难免会揠苗助长，其后果就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运动中，许多非常具有人文价值的老建筑以及名人故居，和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以及其他年代较为久远的建筑物一起，被写上了一个大大的“拆”字，稀里糊涂的成为了历史。
没有根基的城市，庸俗化的楼盘
在一些古老的城市如北京，一些地名非常具有文化、人文底蕴，经常伴随者一些典故，汪曾祺在他的《胡同文化》一文中写道：“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吧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吧。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9]返观现在的地名，已经越来越多的被楼盘的名字所取代，而且有越演越烈的的趋势。很难想象，若干年后当这些胡同名全部变成了XX花园、XX小区的时候，城市的传统魅力也会随之烟消云散。
有人说城市是“石屎森林”，那是人们对大城市中林立的摩天大楼绝妙的比喻，从来没有人这样说中国古老的城市。明眼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贬义词，但中国的城市规划者们，却要步人家被证明是错误的后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其实中国传统城市的规划，是非常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精神的，如北京为例，在城市建设的时期，能够充分利用城市周边的自然环境，借助高粱河水系，通过对整个城市进行全盘计划，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生态网络。对城市全局进行规划，通过对北京城各建筑以及街道系统的相辅相成，形成宏伟而美丽的整体环境。现在的城市，更多的是基于各行政区范围的规划，缺乏城市发展的整体意识。城市被纵横交错的街道分割成了一个个小块，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而那些开发商们对土地的规划上仅仅将目光放在内部，如小区的园林、建筑的规划等等，反而忽视了地块的规划与周边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了城市整体规划的极度不统一，各种风格的小区摩肩接踵，城市看上去没有固定的风格，不伦不类。
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的消失
中国人堪称世界上最懂得享受生命的民族。从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看到了北宋末年中国人的生活模式：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大商店门前还扎着“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街市行人摩肩接踵，有做生意的商贾、看街景的士绅、骑马的官吏、叫卖的小贩、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问路的外乡游客、听说书的街巷小儿、在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大抵如此，人们悠闲的生活，悠闲的工作，空气中充满了悠闲的味道。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在北京城的老胡同里，四合院内，人们生于斯长于斯，正如老舍《正红旗下》中写到的北平胡同生活：平时白天男人们出外干活，女人们则在家做家务缝缝补补，老人们在胡同口的大树下纳凉下棋遛鸟斗蟋蟀，谁家炒菜缺点酱油，马上去对门借；大人有急事，托邻居照顾孩子；谁家夫妻吵架了，院子里的老太太们会来不遗余力的劝说；男孩们在胡同里踢球，女孩们则在树下跳猴皮筋，大杂院的生活琐碎而有趣。随着一波波的改造风潮，女人们再也不能和对门的邻居唧唧喳喳的谈论东家长西家短——连人家名字都不知道，再也不能看到胡同口的老人们为了一步棋争的面红耳赤——都进了小区内的中老年活动室，孩子们再也找不到玩伴——只有没完没了的作业与补习班。在电影《洗澡》中，我们看到了老北京城的变迁，很多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城市中原有的人际关系，随着四合院的拆掉，变得支离破碎。
改造城市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
面对国内城市们的疯狂“破”局，应该如何“立”也是摆在城市运营者——政府面前的一个问题。我们进行旧城改造是为了什么？“城市改造不是简单地推倒旧房子，盖起新房子，而是为人们创造一个高质量的生活[10]。” 所谓“高质量的生活”，放到第一位的还是“宜居”，人们能够在这样的房子里快乐、和谐地生活。城市最终还是居民们用来居住的场所，并不仅仅是为了美观好看。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和谐”被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城市，就能够充分注意到“和谐”的因素。柳永的《望海潮》里这样描述南宋首都杭州的繁华景色：东南形盛，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11]。在柳永的笔下，杭州绝对是一个“适宜居住城市”，更是一个“生态园林城市”，相信人们在这样的城市中一定可以体会到“高质量的生活”，这种城市才是我们城市建设者们的最终目标。当然随着时代的转变，大家对高质量的要求也许有不同的标准，怎样有系统地规划和配合市场及环境的变化则显得至为重要。